“我什么都没有做，赫塔。”
我要除掉这个孩子吗，就像海克一样？但是艾尔弗里德已经不在了。
我的婆婆不再说话。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格雷戈尔不在，所以没有成功。赫塔又一次伸出手。如果我想留下这个孩子呢？
“那你为什么要避开呢？”
我大叫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怀了齐格勒的孩子？
很快，约瑟夫走到了窗前：“发生了什么？”他关上了收音机。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等着他的妻子回答他，但是她只做了一个“你别管”的手势。自从艾尔弗里德离开后，我变得非常沮丧，情绪波动很大，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路跑进房间，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肯出门。我彻夜未眠。
我的双唇和鼻孔不停地颤抖着，赫塔就站在我的面前，她伸出双臂，好像要去抱一个并不存在的会渐渐长大的肚子。
与齐格勒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我重新认识了我的身体。我坐在马桶上检查了我腹股沟的褶皱、大腿内侧的肉，还有臀部的皮肤。我不认识它们，它们不属于我，它们像另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吸引着我。在澡盆里洗完澡后，我检查了我乳房的重量、我的骨架，感觉到了我双脚着地时的沉重，我嗅着我身上的气味，因为这是齐格勒能在我身上闻到的味道——他并不知道我和我母亲有着相似的味道。
“你……你在做什么？你做了什么？”
我们都被困在了睡梦中，我们没有真的睡着，而只是暂时偏离了我们个人的生活轨迹，否认着现实，自以为可以让现实暂停。我们太迟钝了，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让我怀孕，我想要的一直是格雷戈尔的孩子：格雷戈尔已经离开了，但齐格勒也可以让我成为一名母亲。
“你在干什么？”我的手猛地松开晾衣绳，为了躲开她，我差点跌倒。
我的乳房胀痛，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自己的乳晕，没有办法知道它们的形状或颜色是否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触碰到了那些腺体，它们摸起来十分坚硬，像一串串的绳结。直到前一天，我的肾脏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我感到背部下方有一股把我紧紧包裹起来的温暖。
她伸出一只手，在我的肚子上摸了一下。
当全世界都在开炮的时候，希特勒也在制造更加有效的杀人机器。在干草房里，阿尔贝特和我紧紧地蜷缩在一起，就像在睡觉，在远离那里的地方，在一个平行世界里，我们毫无理由地相遇了，我们没有相爱的理由。我没有任何理由与一个纳粹相拥而眠，也没有任何理由为他生一个孩子。
“我都没注意。”
1944年夏天过后，他渐渐来得越来越少。自从他不再碰我后，我感觉自己渐渐消失，不复存在了。我的身体显露出了悲伤，它不可阻挡地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所有身体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怎么可能还有欲望，渴望着这注定要腐烂的东西？这如同爱上了正在出现的蛆虫一样。
“我发现你有一阵子没有洗衬布了，我没见你晾过。”
但现在，我的这具身体又因为齐格勒而存在了，虽然他不在这里，我也不想他。可我有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把他留下来呢？如果格雷戈尔回来了怎么办？那么也许——上帝请原谅我——他不回来才是最好的，我可以用格雷戈尔的性命去换取我儿子的性命。“天知道你刚刚都说了什么。”但是我想要孩子，我需要全力把他救下。
“我不知道。”我想了想，但是我记不得了，我已经好久没有算日子了，这段日子我过得浑浑噩噩的。我重新抓住那块抹布，把它挂在晾衣绳上，我只是想找个东西抓住。“怎么啦？”
当我离开房间去军营的时候，赫塔正从晾衣架上把衣服拿下来，她最后拿的是她晾的衣服，眼下它们已经干了。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包括那天下午下班回家后，我们也没有说话。再后来，周日结束的时候巴士过来接我，晚上我留在了克劳森多夫，直到下周五才回去。
我任凭一块湿抹布掉进水盆里面。我攥紧了一个夹子。
我躺在靠近墙边的床上，伸出手摸索着艾尔弗里德的床，它是空的。我感觉我肚子里有一个裂口。莱妮睡着了，而我在思考一个解决的办法：我整整一周都在找办法。也许我应该向齐格勒和盘托出，接受他的帮助，他会找一个医生来终止我的妊娠，也许那是一个来自总部的医生，他会付钱叫医生保持沉默。而医生会在军营的洗手间里做手术。但是如果我疼得大叫，或者血水染红了瓷砖怎么办？那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齐格勒可能会开车去狼穴，他会把我裹在一层军用毯子里，塞进行李箱，但是党卫军会通过毯子闻到我的气味，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卫犬，我是不可能侥幸逃脱的。可能更好的办法是齐格勒开车把医生送到森林里，而我双手抚着肚子先于他们在森林里等着，虽然我的肚子没有变大，但里面确实有一个孩子。像海克一样，我会靠在一棵树上接受引产手术。但是接下来我将独自面对一切：医生会迫不及待地离开，齐格勒得开车送他回去，于是我会在桦树脚下挖一个洞，再用土将它掩埋。我会在树皮上刻一个十字，其他的就没有了，我的儿子不会有名字，如果他没有出生，给他起名字又有什么意义？
“你有多久没来例假了？”
或许，齐格勒将不顾一切地留住这个孩子。他会告诉我他在格罗斯-帕特斯奇为我们买了一栋房子，可我并不想留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我想住在柏林。“这是钥匙，”他会边说边合上我的手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觉。”但今天晚上我将在军营里睡觉，就像昨天、前天和明天一样。“战争迟早会结束的。”他会回答我。他这般充满希望的样子使他看起来十分天真。也许这只是一个欺骗我的手段，他会让我生下孩子，然后把他带到慕尼黑。他会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让他的妻子照顾这个孩子。不，他永远都不会在自己的家庭和党卫军面前承认自己有私生子。他会从这件事情中全身而退：“你倒是说说，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孩子就是我的？”
另外，广播里总是在辟谣：“为什么大家要在今天胡思乱想呢？今天是节日啊，我们都应该为帝国的孩子们庆祝，谁都知道，德国人爱孩子，你呢？”有的女人结婚了，但她们还不习惯多生孩子，生六个孩子只能获得一个银制十字架，奖章敦促着大家更加忙碌地生子，也许到了明年她们就更上一层楼了。“我们应该永不放弃。”这是元首告诉我们的。有的人甚至会满足于一个青铜十字架，她们才刚刚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就不再期待更多的孩子了。至于我的婆婆，她从没想过赢取任何东西，她一共有过三次妊娠，其中两个孩子小时候夭折了，另一个失踪了。德国人爱孩子，即使是那些被埋葬在地底下的或者失踪的孩子，他们也爱——而我连一个孩子也没有。
我太孤独了，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赫塔，也不能告诉约瑟夫，更不能向我的女伴们倾诉，她们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渴望和齐格勒达成协议。我疯了，我觉得一切都疯了，如果格雷戈尔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和他谈一谈。“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会拥抱着我说，“你只是做了一个梦。”
我仰望天空，上面没有飞机穿过，既没有美国人的也没有苏联人的，天空像被一块纱布遮住了，过滤出几缕阳光。赫塔和我商量过，一旦轰炸开始，我们就在当晚带上食物和毛毯逃到树林里去。格罗斯-帕特斯奇没有避难所，也没有给村民们建立的掩体，更没有地道来提供保护。她觉得把脸贴着树根睡觉比在地窖里睡觉更舒服，因为在地窖里会缺氧。我对她说：“好的，你想要做什么我们就跟着你做什么。”每次她征求我意见时我都这么回答她。虽然最后我们还是打算即使周围再喧嚣，我们也闭门不出，就像我爸爸一样，拍拍枕头，把头转到另一边继续睡。
惩罚终于来了：它不是毒药，也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爸爸，上帝是多么残忍啊，他用一个生命来惩罚我，他一边实现我的梦想，一边在天上嘲笑我。”
赫塔没有帮我，她只是笔直地站在那里，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她最后什么都没说，她也听起了收音机。元首将要给那些最优秀的母亲颁发黄金十字奖章，她们都是生出了八个健康孩子的母亲。但是剩下的事情谁会管呢？那些孩子是否会在长胡子之前，或穿上第一件胸罩之前就死于饥饿或伤寒？没有人会去管他们是否会死于战争：重要的是，有新生男孩就意味着有新的军队被派往前线，有新生的女孩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女人怀孕。奥古斯丁说：“现在连隔壁的俄罗斯人都可以让我们怀孕了。”乌拉说：“肚子里有一个叫‘伊万’的士兵总比脖子被一个美国人掐住要好。”
周五我回去时，赫塔和约瑟夫已经吃过饭了，他们正准备休息。她披着一件开襟羊毛衫，因为空气正渐渐转凉。她勉强地朝我打了一个招呼，而约瑟夫像往常一样和蔼，并没有询问他的妻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
屋里的收音机开着，庆祝德国母亲节的报道和音乐从开着的窗子传了过来。那里就是元首去的地方，他要给多产的母亲颁发荣誉奖。“已经8月12号了，”我一边在晾衣绳上挂桌布，一边想着。我好久没有算日子了。8月12号是克拉拉(25)的生日，如果三十七年前克拉拉没有死会怎么样？三十七年前的阿道夫还没有形成现在的性格，他只是一个因为母亲离世而感到焦虑的孩子而已。
躺在床上时我的身体有些抽筋，我的肾脏像被火烧着了一样，我感到有一根针反复地在我的左乳头滑进滑出，就像有人决定要把它缝起来，合上它一样。 “不要用它喂养你的孩子：如果你真想抚养这个孩子，就偷走克鲁梅尔的牛奶吧。”我的头像被钳子夹住了一样，我的脉搏在不停地抖动。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一阵头晕目眩。
元首又一次离开了。一天下午我闲在家里洗衣服，赫塔过来了。肥皂的味道舒服无比，太阳高高悬挂着，我手指上都是湿衣服带来的凉爽。
我揉了揉眼睛，注意到床上有一个黑色的污点，我的睡衣也脏了。我出血了，我正在失去我的孩子。我跪倒在地，脸埋进了床垫。我正在失去齐格勒的孩子，我用手捂着肚子想留住孩子——“不要走，不要像其他人一样离开我，和我在一起”——我摸了摸乳房，它们很柔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种难以察觉的轻微的烦躁悄然产生，这种感觉我有过很多次。
没有新的女孩子来取代艾尔弗里德，莱妮旁边的位置空了。她的床铺也是空的，也许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就是想让我们这些心存不满的人明白那样做会发生什么。又或许元首忙于解决大批军队灭亡的事情，自然懒得去管试毒员少了一个的小事。
原来我从来没有怀上齐格勒的孩子。
但我又有什么资格呢？我也没有比她好到哪里去。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艾尔弗里德会说，“你可真让人意外，居然不知道当人特别悲伤或身体疲劳虚弱的时候，例假就会迟迟不来。有的时候饿肚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你并不饿，不像我。我现在在这里也没有例假，真应了莱妮说的，我们的例假是同步的。”
海克生病了，这次是真的生病了，她提交了一份身体不适的医生证明，已经缺席几周了。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是否还会给她支付同样的工资，而羞耻心让贝雅特没有再拿有孩子需要抚养的借口说事，而我非常希望海克能够慢点好起来，至少等到我的愤怒平息之后再好起来，虽然我的愤怒也许永远不会平息，不然我一定会揍她，惩罚她。
我仍然把脸压在床垫上，我是为了艾尔弗里德哭泣，我一阵一阵的呜咽浸湿了床单，直到我听见了车喇叭的声音。我把衬布用别针别上。我穿得很快。我没有遮住床上的红色，这样赫塔就可以看见它了。
我的朋友都在低头吃饭，她们什么都不敢问：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为什么那个周六的早晨我会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能感到投射在我身上的目光不仅仅是来自一言不发的“洗脑党”。有天早晨要不是奥古斯丁拦着我，我会直接把西奥多拉推到地上。几个月以来，她都和艾尔弗里德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她就在她旁边吃饭，但她一点都不受影响；同样地，“洗脑党”也每天和艾尔弗里德见面，曾经和她一起面对死亡，她们一起逃过一劫，但就连这样也不能激起她们对艾尔弗里德的一丝怜悯。“怎么可能呢？”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直到几十年之后的现在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在巴士上，我把额头贴在车窗上继续哭泣，为我那从来不会有的儿子。
艾尔弗里德的离去让我精神崩溃，我没有办法去恨莱妮，但是我也不能原谅她。在我看来，她最近表现得谨小慎微只是如同一个做了恶作剧的孩子担心被抓包而感到心虚。这对我来说远远不够，我真想这么告诉她：“说话之前务必先过脑子。”但是我保持了沉默，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大家低声地交谈着，声音很轻，但这种嗡嗡声更让我无法忍受，艾尔弗里德值得大家的尊重，而我需要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