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吃完早餐的时候齐格勒走了进来,我们再也没有在前任校长办公室里独处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联系。
早餐是由苹果、坚果、可可和葡萄干做成的蛋糕,克鲁梅尔将其称为“元首的蛋糕”。我不知道是元首发明了这个食谱,还是厨师把元首喜欢的一切都揉到了这个甜点里向他致敬。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葡萄干。
齐格勒站在大厅的入口处,双腿张开,双手叉腰,他抬着下巴说:“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
我呼吸一滞,抬起头,他避开了我的目光。
大家纷纷疑惑地看着周围。“埃德娜是谁?我们当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他什么意思?‘科普夫施泰因’,刚才中尉是这么叫的吧?但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啊。”她们将餐具放到桌布上或搁在盘子边上,手放在小腹处。尽管叉子上还有一块蛋糕,但艾尔弗里德还是放下了叉子。短暂的犹豫之后,她把蛋糕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起来。我被她面不改色的神态惊呆了,她总是这样,艾尔弗里德从来不害怕,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即使是党卫军——伤害她的尊严。
齐格勒在等她吃完。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艾尔弗里德的餐盘空了,齐格勒重复了一遍:“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
我猛地起身,把椅子都撞翻了。
“不要抢风头,柏林人。”艾尔弗里德说完,面朝中尉走了过去。
“我们走。”他说。于是她头也不回地跟着他走了。
那天是周六,是回家的日子。
巴士开走的时候,艾尔弗里德不在车上。
“她在哪儿?”莱妮问我,“她今天午餐和晚餐都没有来吃。”
“明天她会跟我们说清楚的。”我试着安慰她。
“谁是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和她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莱妮,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还在一起讨论恩斯特?”
“不,我不这么认为。”
“罗莎,早晨你为什么突然站起来?”
我转过头,莱妮没有再追问。我们都情绪低落,奥古斯丁时不时地从她那一排往我这儿看。她头摆动的姿态好像在说:“不,不可能,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她是一个犹太人,罗莎,你原来就知道吗?怎么说呢,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已经发现她了,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吗?”
第二天,在艾尔弗里德平常等待巴士的街道上甚至看不见一个可以证明她存在的烟头。
到了食堂,他们告诉我们,从周一起元首将离开至少十天,于是我们至少有十天的时间不需要去兵营。那个晚上,还有后来的几个晚上,齐格勒都没有出现在我的窗口,而我们也没有任何艾尔弗里德的消息。
乌拉在与一群她结交的士兵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不知道海纳是否在其中,总之艾尔弗里德的事已经人尽皆知——破绽是从恩斯特那里显露的。他在接受审判时说:“你们能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吗?你们知道她做了什么吗?她曾经带一个试毒员去一个躲在森林里的男人那里堕胎。没人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藏在森林里。说不定他是个逃兵或者是帝国的敌人呢?”
是莱妮告诉恩斯特海克堕胎的事情的。她似乎喜欢这种大胆的行为——吹嘘自己的见闻,试着引诱别人对自己高看一眼。她毕竟信任着恩斯特。
所以齐格勒去了海克家并审讯了她几个小时,当他转而威胁海克的儿子时,她松了口。她说:“他在格尔利茨(24)的树林里,靠近陶赫尔湖的方向。”
那个男人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但对于保安局的人来说,查明他是一个曾经被取缔执照的犹太医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一直以来都成功地逃脱了追捕。艾尔弗里德一直都认识他:那是她的父亲。
艾尔弗里德的母亲是一个血统纯正的德国人,她提出了离婚。而半犹太人艾尔弗里德虽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却也一直没有与他断绝关系。多年前当她还住在格但斯克的时候,他们家的一个朋友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她。她们用褪色灵把证件上原来的墨水擦掉,改了出生日期,取下证件上原本的照片,换上了另外一张。她们还用笔重新描摹了证件上的四个公章,画上了老鹰的翅膀,和纳粹党的“卐”字外框的圆圈。从那天起,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就成了艾尔弗里德·库恩。
她成功欺骗了党卫军一整年,他们的老巢里有一个敌人,他们还每天给她提供美味的食物,相信她是他们中的一员。
她大概每天都活在戒备中,这是她惯有的状态,是对东窗事发的恐惧,是每天在巴士上对那些被送上火车再也回不来的人的愧疚。她对那些不够狡猾、不擅长说谎的人感到抱歉: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
也许战争结束之后,她会恢复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即使这些年来萦绕在夜晚的都是噩梦,她还是会想起那些在秘密时期救助过自己的高尚的人。为了驱逐噩梦,她也许会在光明节的午餐期间和她的孙子们谈论——或者像我一样从不提起。
如果她从未被招为试毒员,她可能会幸免于难。然而,她和她的父亲都被驱逐了。
这是赫塔告诉我的,井边排队打水的女人们都这么说。一个犹太人愚弄了纳粹的故事已经在整个镇上传开了。所以,格罗斯-帕特斯奇、拉斯腾堡和克劳森多夫的所有人,他们一直知道我们以及我们的工作吗?
“他们被驱逐了。”赫塔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并没有将她的上唇抿到牙齿之间,她看上去不像一只乌龟:这个母亲的生命中唯一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失去格雷戈尔,她现在已不再为其他任何人感到悲伤了。
我走出屋子时“砰”地关上了门。已经是晚上了。“你要去哪里?”约瑟夫问我,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腿部有一阵燥热,只有肌肉的不断运动才可以使它平息,可谁又知道这会不会使它变得更强烈。
电缆上的鸟巢还在,但是里面没有鹳。它们永远不会回到这里,不会再回到东普鲁士了,这不是一个好地方,这里只有沼泽和腐烂的气息,所以它们会改变飞行的方向,永远忘记这块平原。
我没有停下脚步。“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本可以默不作声。你为什么要替莱妮报仇?她自己都不想替自己报仇。”
那是一种自杀性行为,是作为幸存者的罪恶感,艾尔弗里德再也受不了这种罪恶感了。也许这只是她当时无意识的冲动,同样的冲动也出现在她把我推到墙上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冲动。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她一直觉得被监视着,她生活在极度的焦虑之中,那天在洗手间里,她是在试探我吗?这就像笼子中的动物不顾一切地寻找方法开门脱身,它们甚至忘了计算打开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也许是有高度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尊的她与我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方法。
我没有和她走向相同的命运。我很安全,我全身心地相信着齐格勒,可他背叛了我。他会说这是他的工作。反正所有工作最终都是妥协,每个工作都只是换个形式的奴役罢了:这个世界上需要完全被牵着鼻子走向指定方向的人,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不会走出轨道或者走向边缘。
我曾经为希特勒工作过,艾尔弗里德也是。她的一切都结束在了狼的巢穴里,曾经她甚至希望能安然脱险。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秘密身份,以为这足以保证安全所以才以身涉险,还是她不想再过没有尊严的日子,所以亲手呈上了自己的命运。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早就向狼呈上了自己的一切。狼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他消化着我们咀嚼过的食物,排泄着同样食物的残渣,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名字。他蜷缩在自己的巢穴里面。狼穴,那是一切故事的开端。我想,如果穿透这个巢穴,我一定会被它吞噬吧。也许艾尔弗里德就被关在那里的一个掩体里,等待他们决定如何处置她。
我沿长长的铁路走着,长得很高的草木刮着我的大腿。我越过一个高台,那里有一根细木桩,上面钉着由两根被漆成红色和白色的木条组成的叉形。但我没有掉头,而是继续往前走。铁轨平静地向前延伸,最后停留在了紫色的花朵中间:这不是一片三叶草草地,这里没有任何可以唤醒我的美丽。我像一个带着一直向前的决心的梦游者,一直走到边境的尽头,越过它,直到进入森林的心脏,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那些由钢筋混凝土做的掩体,就像迷彩色的藻类和刨花,就像屋顶上的树木一样。我希望被这座森林吞噬:或许千百年之后,狼穴会重新把我显露出来,我不过是一块肥料。
一声枪响打断了我的梦游,我倒在了地上。
“谁在那里?”他们大吼着。我想起了齐格勒曾经提到过的地雷。地雷在哪里?我怎么没有被炸到天上去?“举起手来!”我是走了另外一条路吗?这条路上没有地雷?齐格勒在哪儿?“不许动!”又一声划破天际的枪响,这是警告,他们对我手下留情了。
党卫军举着枪朝我走过来,我举起双臂跪在地上,喊出了我的名字:“罗莎·绍尔,我为元首工作。我只是在森林里散步,请别伤害我,我是希特勒的试毒员。”
他们抓住我,枪口直指我背部中心,他们大声说着什么,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们愤怒的声音在我耳朵里来回碰撞,只记得他们张大的嘴巴、他们抓住我身体的手,和他们拖走我时的愤怒。也许他们会把我带到狼穴,把我也关进一个掩体里。
约瑟夫在哪儿?他在找我吗?赫塔一定坐在厨房里,她变形的手指交叉在一起,她在等我,等格雷戈尔,她等了一辈子。现在天早就黑了,她的儿子不会饿着肚子回来,而我也没有挨饿,而且我再也不会感到饿了。
他们带我去了克劳森多夫的营房。我是多么天真啊,还以为他们会押送我去元首的精英们的居住地呢。他们让我坐在餐厅的桌子旁。我从来没有独自一人来过这里,在这张桌子上莱妮失去了童贞。“这有什么呢?”恩斯特一定是这么想的,“莱妮似乎已经同意了。”在德国,我们似乎都已经同意了。他们关上门,我坐在那里数着空位置,一名守卫站在院子的出口处看守我。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到五十分钟,克鲁梅尔打开了门。“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的眼眶湿润了。“您又在这里干什么,面包屑?我们不是在放假吗?”我试图引起一些怜悯。
“我和你可不一样。”
我朝他笑了,他似乎有所触动。
尽管有看守在,他还是问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齐格勒就出现了。他们叫他过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手下的一个试毒员试图非法闯入掩体的最外环。
克鲁梅尔尊敬地向中尉告别,冲我点头示意,他再也不会像几个月前在厨房里和我闲聊时那样冲我眨眼睛了。齐格勒打发走了那个警卫,关上了门。
他还没有坐下来就说,他们会送我回家,但是下次就不可能这么简单地蒙混过关了。“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
他靠近了桌子。
“明天我不得不亲自去回话,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必须解释说你只是走错了路,这并不容易,你明白吗?7月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任何人都可能是叛徒、间谍或者渗透者……”
“就像艾尔弗里德?”
齐格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刚才是想找她吗?”
“她在哪里?”
“我们把她带走了。”
“她在哪里?”
“就是你想的那个地方。”
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你可以给她写信,”他说,“我尽我所能了,相信我,她还活着。”
我注视着他拿着纸条的那只手,没有接过来。
齐格勒捏皱了纸条,把它扔到桌上便离开了。也许他相信这只是我的傲慢的最后挣扎,如果我是独自一人,我一定会把地址放进口袋里的。但我没有口袋,我也没有带包。
“我不想再给那些不会回信的人写信了。”
齐格勒停了下来,他的眼里充满了怜悯。我刚才就在找寻这样的怜悯,但我现在才发现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宽慰。
“他们在外面等你。”
我疲惫不堪地慢慢站起来,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对我说:“我也别无选择。”
“你得到晋升了吗?还是他们觉得你只配做这种无能的工作?”
“滚出去。”他推开门。
在走廊里的时候,我感觉像走在水中,齐格勒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再次本能地上前扶我,但我挣脱了他,我宁愿跌倒。我的脚踝没有扭到,我继续走着路。
“这不是我的错。”当我走到在门口等待的党卫军身边时,他这么跟我说。
“当然是你的错,”我头也不回地回答他,“这是我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