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子里，看守们不仅对我们搜身，还检查了我们的行李箱，只有全部检查完毕后我们才可以进去。克劳森多夫成了用午餐、晚餐的食堂和宿舍，成了我们的监狱。我们只被允许在周五和周六回家过夜，一周里剩下的所有时间都是专门奉献给元首的。他已经买下了我们整个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可能用同样的价钱买来和他的谈判。我们在军营内与世隔绝，像没有武器的士兵或等级较高的奴隶，我们像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而事实上，在拉斯腾堡之外的地方也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捍卫元首的新指令也波及了我们这些试毒员，我们被迫收拾行李，离开住所。赫塔眼看着我被带走，她贴在窗上的鼻子被远远地甩在了格罗斯-帕特斯奇的弯道上，焦虑如同第一天那样贯穿她全身。
袭击发生的第二天齐格勒回来了，他来食堂向我们宣布，从那一刻起党卫军会严密监视我们。最近发生的事件让他们发现，至少不能对我们这些乡野村妇抱有信任，农村人都是与野兽为伍的，我们哪知道什么叫“荣誉”或“忠诚”。我们可能只是从德国电台里听到过这些词汇，我们唱着奉行忠诚和荣誉感的宣传曲，但实际上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像我们这样潜在的叛徒会为了一块面包卖掉自己的孩子，会在必要的时候向任何人张开自己的大腿，所以他会把我们像圈养动物一样锁起来：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回来了。
约瑟夫也被叫去询问了，不过他们很快就放了他。没有人找过我。至于玛丽亚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样了。他们还只是孩子，而谁都知道，德国人喜爱孩子。
党卫军们都低着头，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齐格勒的这番话与暴动毫不相干而感到有些难为情。这番话听起来更像一种个人发泄，也许他们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回家时发现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床上。他们想象着也许他在家里面地位比较低——的确有一些女人会在家里拿着小棍子对男人颐指气使——所以他回来之后要抬头挺胸，提高音量，靠制服十个女人来重拾男子气概。在一个不太寻常的军营里面发号施令使他感到自己拥有滥用职权的资格。
我把书一页页撕下，把它们揉皱了之后在后院点了一个火堆，火焰渐渐升起，越来越高，蜿蜒升腾，把扎特吓得逃进了屋里。我正在烧一本书，没有乐队或游行的推车，也没有母鸡欢呼庆祝的声音。万一纳粹来找我时看见施陶芬贝格在格奥尔格这本书上的签名，他们就会逮捕我，我被这个念头吓坏了。我正在烧一本书，我背叛了玛丽亚。我用篝火销毁了她留下的一切，这也是我对她的一种笨拙的告别仪式。
是我在想他。
床头柜上的油灯边还摆着她借给我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我永远都不需要还给她了。那是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集，正是她的克劳斯赠予她的，在书的扉页上他还写下了自己的奉献精神。她一定非常珍视这本书，但还是把它借给了我。我怀念玛丽亚抱我的情景，虽然她抱我时总是点到即止，远不及我抱她时那么紧，但我总是很喜欢她与世上一切保持的朦胧距离。
艾尔弗里德用鼻孔挤弄着空气，奥古斯丁则冒着可能会被齐格勒发现的风险低声咒骂着，而我看着齐格勒，等待与他的眼神交汇，但是他避开了，正是这一点让我确信他刚才的话都是对我说的。或许他只是在一系列陈词滥调里抽取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使其成为一段有效的演讲，就像任何没有回复的独白一样。也许他需要隐藏一些事情，那个他与施陶芬贝格和男爵在城堡讨论的5月夜晚。我想知道他的同僚们是否也怀疑过他，还是他已经变得如此边缘化，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他曾经与阴谋家和其所谓的同盟有过谈话。齐格勒既失望又不甘，发生这么重要的事件的时候他居然不在。
但是做出这份指控的人又怎么能知道玛丽亚对万物那一视同仁的热爱呢？她的思绪从来都是平滑的，根本没有高低起伏。她懂花朵，懂歌曲，懂其他东西的一点皮毛，她只需要懂她需要的那些就行了。也许上校的确曾经偷偷利用城堡的场地进行密会，也许男爵的确是帮凶并且一直隐瞒着自己的妻子。我不知道我对男爵的猜测是否正确，毕竟我从来没有和他有过什么接触，但是我知道玛丽亚曾经爱过施陶芬贝格和希特勒，而这两人都背叛了她。
但我转念一想，也许他就是算准了时机回巴伐利亚的。说不定是我自己不明白他和玛丽亚他们这群人，我被他们骗了。但真相如何，我永远都无法得知了。
希特勒决定缩短时间，由人民法院而不是由军事法庭直接做出审判并即刻执行判决。他们通过了绞刑的决定，在罪人的脖子上紧紧地系上套索，用钢琴丝钩在屠宰场常用的挂钩上。不仅是那些疑似在这场行动中参与任何一个环节的人，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也都被抓了起来，并被驱逐出境，而任何提供庇护的人都将被处决。克莱门斯·米尔登哈根男爵和玛丽亚是施陶芬贝格上校多年的好友，他们曾在城堡里多次接待施陶芬贝格。根据检方的说法，施陶芬贝格的这场阴谋一定是与同伙一起策划的，所以格罗斯-帕特斯奇的男爵夫妇嫌疑最大。
行军床被放在一楼的教室里，那是军营中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除了最大的一间房里住了四个人，其余每间房里都住了三个试毒员。他们允许我们选择床位和室友，于是我选了艾尔弗里德边上靠墙的床位，我们房里还有莱妮。我靠在窗口，看见两个哨兵在学校的四周整整巡逻了一夜。贪婪的狼警惕地醒着，他受着伤，忍着灼痛，可恶毒不减丝毫。而齐格勒睡在狼穴的最外环，通往总部中心的道路已经向他永远地关闭了。
同时她也很担心我，她刨根问底地问我和那个女人到底分享了些什么，我知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在她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人。他们把我这位热情而且被宠坏了的朋友关在一间没有乐谱的监狱里，脱下了她身上那件斜着剪裁、缝制得几乎和我的衣服一模一样的礼服。
“我想你了。”几天后他在走廊里见到我时对我说。我正因为扭了脚脱了鞋子，落在队伍后面。党卫军正在让大部队依次进入食堂，所以只是远远地监视着我。“我想你了。”我光着脚抬起头，踝关节还有一些发麻。看守朝我走过来，可能是来催我的。我急忙拿起鞋子，用手指按着脚底穿上鞋，仅用一条腿保持平衡，我本能地靠近阿尔贝特，他也本能地伸出一只手来扶我。我认识他这具身体，但是我不能触碰它。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他的身体，可现在我不敢再去触碰它。
约瑟夫也因此丢了工作。“这样才好呢。”赫塔说，“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已经老了吗？”看起来赫塔是在生约瑟夫的气，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忙着处理男爵夫人的各种杂事，实际上她是在担心士兵们也会抓约瑟夫去拷问。
没有什么能解释一种突然被打断的爱情，这样的爱情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承诺。它只会因为麻木而消失，身体也会变得懒惰，与其走向欲望的深渊，还不如顺应习惯而变得倦怠。只要还能碰一碰他，碰碰他的胸部、他的腹部，只要我的手指还能放到他的制服上，就足够了，足够我意识到时间化为了灰烬，打开了那亲密间的悬崖。但是阿尔贝特停止了动作，而我也恢复了镇定。我一直朝前走，没有回答他的话。党卫军已经靠近我了，他的鞋跟在地上发出声响，他抬起手臂敬礼。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齐格勒也向他举起了胳膊。
第二天玛丽亚与丈夫一起被捕，并被带往柏林关押入狱。很快村里就议论纷纷，消息通过打牛奶的人和在井边打水的队伍散布，从黎明的田间一直传到孩子们游泳的莫伊湖（海克的孩子已经学会了游泳）。所有人都在想象那座如今人去楼空的大城堡的样子，贵族已经不在，仆人们不得不拉上所有百叶窗。人们想象着如何强行进入它：也许可以通过接待的大门进去，被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华丽包围，然后像刚参加完一场宴会一样从主门走出来，在他们的衬衫或者裤子底下还可以藏上一件战利品。但是这个城堡日夜有人看守，没有人进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