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还活着。通过民主德国广播电台，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国和整个欧洲。他已经逃离了死亡。这表明他将完成上天委托给他的任务。
凌晨一点的时候，他通过广播宣布了这个消息。赫塔和约瑟夫还有我在厨房的桌边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疲惫又清醒。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守着收音机，忘记了吃饭。那天下午，前往克劳森多夫的班车没有来。班车没有来接我，不过他们肯定也找不到我，因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回了家。我一句话也没说，离开了莱妮和乌拉，她们并没有停止猜测：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希特勒是不是已经死了？
墨索里尼也是这么说的。那天由于火车晚点，他在下午大约四点的时候才到达——虽然会议提前召开就是为了能够早点迎接他——他和他受伤的盟友在废墟里面转了半天。前一年，希特勒派遣了一支纳粹突击队把墨索里尼从格兰萨索的监狱中救了出来。而墨索里尼自己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却在去年7月的时候投票反对他：我们实在不能说7月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个好月份。但是墨索里尼——他有着无可救药的乐观——甚至妄想获得国王的信任，而这位国王曾经称他为“希特勒在意大利的省长”。
只是他还活着，而且决意要报复。
意大利人就是这样，弱小，有点懒惰，当然算不上是最好的士兵，但是他们很乐观。墨索里尼就是这样一个好朋友。希特勒迟早会向他展示自己多么会模仿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22)的笑声。在希特勒模仿的所有政治家当中，这个带着尖锐笑声的男孩是他的模仿利器，他总是能让每一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然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的小腿被烫伤了，一条胳膊也抬不起来，但他还是护送墨索里尼去了废墟，在那里转了一圈。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如果他听从医生的建议躺在床上的话，全世界都会胡乱猜测他的健康状况。
不过元首也遭受了和我一样的痛苦，而且更甚。为了逃出勒加布莱克的废墟，他倚在了没有受伤的凯特尔身上，而他的脸脏得像扫烟囱的工人一样，头上还冒着烟，手臂像提线木偶，裤子已经碎成了条状，看上去像酒椰纤维做成的短裙。他比我的妈妈还要可笑。
面对朋友遇到的麻烦，这位领袖做出了一个极其乐观的预判：他们在这样的奇迹之后是不可能失败的。实际上，他是促成这个奇迹的原因之一，虽然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墨索里尼的行程改变使得谋杀者的准备时间不够了，他们只有时间去触发预定的两枚炸弹中的一枚，而另一枚他们已没有时间去引爆了。所以墨索里尼救了他的命。
我的脸朝下，我仿佛看见了我的母亲，她的外衣下是睡衣，这是她死亡时的打扮。难以置信的是，当我上去拥抱她时，她身上的香气还在。我再一次看到我的母亲在爆炸中身亡，而一个我无法辨识的声音在耳膜里不断地回荡。我想这是一个专门为我准备的惩罚。
元首从广播里喊着：“这群犯罪分子，丝毫没有国防军精神和德国人民的精神。罪犯将被毫无怜悯地消灭。”
“他死了。”乌拉说。我们吃了一惊，因为没有人相信希特勒会死。她第一个站了起来，昏昏沉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低声说道：“都结束了。”
约瑟夫咬着烟斗，直到他的下巴嘎吱作响。在失去了一个他没能埋葬的儿子后，他甚至几乎失去了我。他一动不动的姿势和砸在桌上的拳头让扎特远离了他，它蹲在了桌子底下。
“希特勒死了。”士兵们漫无目的地从这头跑到那头。投影仪因为撞击而倾斜了，它现在投射出的只有一片漆黑，一阵持续的嗡嗡声传来。莱妮颤抖着，像到食堂的第一天那样绝望。她不再在意恩斯特，而恩斯特在慌乱中问海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海纳没有回答他。
我脑海中的噪声继续折磨着我。希特勒在广播里公布了施陶芬贝格的名字：我感到我的耳朵被匕首刺穿了，我急忙用手捂住它。我耳骨的火热和手掌的冰冷形成的反差使我打了一个激灵。
爆炸发生在狼穴里。
元首说施陶芬贝格是帕特斯奇的负责人，而我立刻想到了玛丽亚。我当时不知道上校已经被枪决了，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落到我朋友的身上。
一个尖锐的声音在我的耳膜里响着。那声音和柏林的警报声一样，那么单调，那么不依不饶：不论它是什么声音，我脑海里都充满了它，它把我与外界，与它所形成的混乱隔绝开。
在那个7月的夜晚，窗户敞开着，路上没有任何人。干草房的门关闭着。青蛙无动于衷地呱呱叫着，它们不知道它们的主人在几个小时之前慌不择路，它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一个主人。
爆炸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听不到一点声音。
“我们会以国家社会党人的方式进行清算。”希特勒喊道。约瑟夫的烟管在他的牙齿下碎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