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间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与墨索里尼的会面，会议提前到了中午的12点半。陆军元帅凯特尔就在狼穴的住所外面等着——而上校后来找了一个借口才从会议室回到了外面。凯特尔冲上校吼着，让他快一点。凯特尔已经失去了耐心：虽然他以前也催促他，但是他向来对因在战场上受伤而截肢的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比较尊重。那是玛丽亚喜爱的有魅力的上校啊。
上校咬紧牙关，他的鼻孔都张大了，他翻开衬衫，把里面的所有东西装入包里，将它们仔细地藏在文件当中。他只能用一只手，或者说，他只能用三根手指来完成所有事情，他额头上冒的汗与炎热的天气无关。
施陶芬贝格拿着包出来了，凯特尔看了他一眼。其实，去参加会议时带一个装满文件的包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但也许因为施陶芬贝格把它抱得太紧了，所以凯特尔觉得有些不太协调。“文件都在这里了，”上校说，“是关于成立国民掷弹兵新部门的。这里面的文件都需要交给元首。”元帅点了点头走了。任何不协调的元素都已不太重要，现在首要任务是立刻赶到勒加布莱克参加会议。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就在离士兵们看电影的帐篷不远处，有另外一只手正在包里面摸索着。虽然少了两根手指，但他慌乱的手还是找到了一把剪刀。他打破了一个玻璃的胶囊，里面释放出了可以腐蚀金属丝的酸性物质，金属丝线十分钟之内就会被腐蚀完。
我在那个该死的帐篷里满头大汗。恩斯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逗莱妮开心。她咯咯地笑着，脸色发红，耳朵和脖子的皮肤仿佛都被她的酒糟鼻侵入了。
我用手扇着风，海纳说：“快看，飞机现在降落了。”他催促我和乌拉注意，我“哼”了一声。屏幕上元首的后脑勺毫无防备，看起来甚至有些可怜。瓦格纳音乐的激情到底没有让他兴奋起来。元首向成千上万的人举起他的手臂以回应大家的欢呼，但是他的肘部弯曲，手在手腕上摇摇晃晃的——好像在说：“抱歉，我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乌拉甚至不看电影了，改看他们。而海纳在长凳上轻轻拍打着手指。关于等级的演讲使他感到厌烦，这并不是因为内容无聊，而是因为镜头一直在重复。他手指拍打的节奏就像在催促演讲。在1934年9月5日的国家社会党大会上，每个人都只说自己想说的话。那个时候，鲁道夫·赫斯(18)还没有被希特勒宣称为精神失常，他在屏幕上喊着：“您给我们带来了胜利。您会给我们带来和平。”
我看见莱妮的双唇张开着，舌头放在牙齿中间，她正在努力理解需要理解的东西。也许电影结束之前恩斯特就会搂住她的腰，也许莱妮向前微倾的下巴就是一种等待和给予的信号。
我不知道豪辛格将军是否同意他的这个预测，当时我也不知道，当施陶芬贝格进入会议室时，站在希特勒右边的副总参谋长豪辛格正在读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从报告中大家得知，在俄国中央阵线完成了最后一次突破之后，德国军队已岌岌可危。凯特尔瞪了一眼施陶芬贝格——会议已经开始了。“12点36分，”上校想着，“只需要六分钟酸就会腐蚀完那根引线。”
我看着画面上滚动的字幕——“致世界大战爆发的第20周年”“致德国人陷入水深火热的第16年”“致德国重生的第19个月”。我感觉那些云直直地冲向我，使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云层下面是矗立着的钟楼，纽伦堡是如此美丽。飞机的影子投射在马路上、房子上、人群上。阴影是圣油，不是危险。
希特勒背对着门坐在一张厚橡木桌边，他摆弄着放大镜，研究着摆放在他面前的地图。凯特尔在他的左边坐着，而施陶芬贝格坐在海因茨·勃兰特(19)旁边。在我们的帐篷里，迪特里希在向外国媒体假装透露德国的真相。施陶芬贝格再次张大鼻孔，吸了一口气，任何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明白他的意图，但是他低着头，左眼绑着绷带。他微微颤抖着用脚踢了踢放在地上的包，让它尽可能地靠近元首的腿。他咽下滴落在嘴唇上的汗水，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去。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动作，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豪辛格阴郁地指着的地图上。“四分钟，”施陶芬贝格计算着，“引线即将被腐蚀完毕。”
海纳告诉我们，《意志的胜利》是一部先锋派电影，这部电影在各种技术上都有创新。镜头是从高空拍摄的，飞机穿过云层，穿透了白色和黑色的雾团，毫不担心被任何东西阻挡。
在陆军士兵建造的简易电影院中，恩斯特抓住了莱妮的手，她没有把手抽回来，甚至把头靠在了恩斯特的肩膀上。乌拉看向了别处，咬着她的指甲。海纳轻轻地推我，他倒不是要和我讨论那两人的爱情故事：“电影的第二部分非常惊人，你还记得那个鹰的形象覆盖整个画面但又没有声音的场景吗？”他认真地问我，似乎电影的质量关乎他的荣耀。施特莱彻(20)的告诫声响起：“不维护民族血统纯洁的民族，将走向灭亡。”
我们坐在了同伴为我们找到的座位上，恩斯特和莱妮坐在右边，海纳、乌拉和我坐在左边。
在施陶芬贝格的包里，那根金属引线正在慢慢地缩短。上校冷漠地离开了建筑物，动作略微有一些僵硬。他当然不能跑起来，但是他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就好像在奔跑一样。
木制的长椅上几乎坐满了人，士兵们把他们满是泥浆的靴子搁在前排的椅子上。看到我们进去，他们中有些人用手背擦了擦木椅权当清洁，但有的人仍然将肩膀靠在墙上，歪着背，双臂交叉。他们麻木地打着哈欠，一个接着一个。我通过她们头上扎着的两根麻花辫认出了扎比内和格特鲁德。她们转过身，注意到了我们，但并没有朝我们打招呼。
在勒加布莱克的会议室里，勃兰特俯下身查看地图，因为这样他才能看得更清楚。字都太小了，而他又没有放大镜。他的靴子不小心踢到了施陶芬贝格遗留在那里的那个包。他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豪辛格的报告，完全无意识地踢了踢那只包，免得它碍事。“12点40分，”施陶芬贝格一步都没有停，胸部保持僵硬，继续往前走着，“只剩下两分钟了。”
“她的名字和你的一样，”恩斯特打开帐篷让莱妮进去的时候说，“莱妮·里芬斯塔尔。”莱妮微笑着环顾大厅，寻找一个坐的地方。和我不同，她从来没有看过那部电影。
“让德国工人和法国同胞拥有同样令人自豪的平等的权利。”莱伊(21)的声音响彻整个帐篷。就在此时，恩斯特拉过莱妮，并似乎下定决心要吻她。海纳终于也发现了。乌拉起身准备离开，他在乌拉的耳边说：“你难道没有看到那对小情侣吗？”当银幕中说到“纳粹主义通过种族之间的斗争消灭了阶级斗争”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电影差不多是十年前拍的，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它是由一个女人，一个永远都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女人拍的。”乌拉是这么说的，“至少电影制作方面的人都是这么讲的。”这也许是她在她带到军营里去的那些杂志上读到的，又或许只是她自己的感想。但是她一直坚信这名导演和元首之间有着某种关系，毕竟那个女导演非常地漂亮。
阿道夫·希特勒出现在银幕上，他站立着，向五万两千名出席集会的士兵排成的方阵致意。
一个周四，下班后，乌拉、莱妮、我和海纳还有恩斯特一起去看电影。天气热得难以忍受，帐篷是密封的，甚至没有可以通风的窗户，我们简直要窒息而死了。但是，午餐之后看一场电影的念头不断地在乌拉的脑中萦绕。而莱妮又想和恩斯特在一起，她一遍遍地重复着：“求你了好吗？求你了。”
“举起手来！”他喊道。
自从阿尔贝特离开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所有人都消失了，不再有人给我写信。
所有士兵的手像步枪一样举起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帐篷，我们从长凳上摔了下来。我觉得我的头撞到了地上，但是我没有感到一丝痛苦。
1944年的7月，天气炎热，湿气使衣服粘在了皮肤上。热气还带来了许多蚊子，它们正围攻着我们。
当我快死了的时候，我想到希特勒也在面临死亡。
夏天的时候，沼泽的气味变得如此强烈，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将瓦解：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也要腐烂了。不是格罗斯-帕特斯奇的原因，而是我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