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报应就来了，”他继续说，他没有把手拿开，是我松开了手，“我还能和他说些什么？我知道他们强暴了那些女人，全部都强暴了，虽然这是被禁止的，但是反正她们也不可能再说话了。需要的食物配给成倍地累积，所以每天必须结果五十个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难题。”
我赶紧捂上他的嘴巴。
阿尔贝特的脸皱了起来——每天五十个人，他很害怕。
“那些人都是带着好奇心过来的，甚至还带着孩子，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有些女人特别漂亮，你简直做不到不看她们。我们中的一个人没有把持住，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他倒在地上，步枪压在身下。他晕过去了。另一个人跟我承认他睡不着……他们一定要高高兴兴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提高了音量。
“有一天早晨，其中一个人疯了。他没有把枪瞄准她们，而是朝我们开了枪，所以我们互相打了起来。”
他没有动，脸上发出了光，但他似乎不是在跟我说话。
我那时不知道有一些乱葬岗，在那里犹太人被挨着平放，每一个人的头部都被重重地捶打过，尸体被抛到地里，撒上灰和漂白粉它们就不会发臭了。而尸体上面又会堆上一层新的犹太人，他们的脖颈裸露着。我当时不知道，那些孩子被拎着头发站立着枪决，那里排着长达几公里的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是亚洲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都即将跌进坟堆里，或被抓进卡车里吸一氧化碳而死。我本来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知道这些事情，我本来可以问他的，但是我太害怕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谈论，也不想知道这些事。
“谁？哪些女人？”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
“有些女人很漂亮，她们都脱了衣服，全裸站着：她们要去洗衣服，然后把它们放到行李箱里，衣服还要再穿的。他们给她们拍照。”
1933年3月，达豪集中营成立了，那里面一共可以容纳五千人，报纸上是这么说的。那是个工作的地方，人们是这么说的，但并不是心甘情愿这么说的。“有一个从那里回来的人，”门房咕哝着，“他说囚犯们不得不一边挨打一边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15)。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喊它作‘音乐场’了吧。”看门人开着玩笑，又继续打扫起来。他本来只是想玩玩宣传敌方的纸牌(16)——简单地说，反正每个人都玩——但不巧被抓了。那些从达豪集中营回来的人都连声说：“请不要再问我问题了，我说不出来。”这时候人们就会很担心。而杂货商保证说：“那是一个充满罪犯的地方。”尤其是当很多人都在听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说：“那里关着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之流，那是为那些不闭嘴的人专门设立的地方。‘上帝啊，请别让我说了，我不想去达豪集中营’几乎成了一句常用的祷告词。”“他们让里面的人穿上为国防军准备的新靴子，”人们说，“他们多穿一会儿就可以软化新鞋，这样，士兵们穿着它们才不会脚上冒水泡，至少这种风险可以被消除了。”“劳教所就是用来给你洗脑的，”铁匠解释说，“你离开那里的时候，一定早就失去批评的想法了。那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它叫《十个小评论家》，就连孩子都会唱这首歌。‘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你就会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去。’父母们都这么威胁孩子，达豪，就是关坏人的地方；达豪，就是坏人肆虐的天下。”
“你们在那里干什么？”
而我那个时候活在担心爸爸会被带走的恐惧中，因为他向来口无遮拦。“盖世太保的一只眼睛在盯着你呢。”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这么警告过他。而我的母亲尖叫道：“诽谤国家社会主义，你听听你都在说些什么。”我的父亲没有回答，他“砰”地关上了门。他一个铁路工人，知道些什么？他是不是看见了那些装满人的火车，看见男人、女人还有小孩都挤在装牲畜的车厢里？他是否也相信这个计划只是为了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东方去，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还有齐格勒，他知道一切吗，集中营的灭绝计划，还有最终的解决方案？
“党卫军的官员，还有国防军的官员，每个人。他们有的抑郁，有的酗酒，还有的无能为力。”冷笑让他的脸变得有些陌生，“还有一些人自相残杀。”
我因为未着寸缕而感觉受到了一丝威胁，于是我用手摸索着我的睡衣；我害怕他会发现并对我生气。他转身面对着我。
我转向他：“谁自杀了？”
“他们告诉我，没问题。我们可以被分派到其他的职能部门去，我只是分派大军中的一个。反正备用的人还有很多，所以我可以调岗，反正这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和我的士兵可以不去做那件事，反正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可以。”
而那天晚上，在我拒绝了他，只用背对着他之后，在一片沉默中，他说道：“他们自杀了。我们当时在克里米亚。”
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就好像他不允许我动一样。“天亮了。”我一边说一边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相信他说的话，他说得很少，甚至什么都没有说。他的谈话中总是泄露出一丝疏离感。他没有上前线是因为他的心脏有杂音，但是他对德国的严谨奉献使他在武装党卫队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有一天，他要求调到其他职能部门去。“其他职能？”有一次我问过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回答我。
他像往常一样动了动下巴表示他知道了。“好吧。”他说，“你去睡吧。”
然而这种亲密并不来自过去，相反，这是一场灾难的开始。我将手指滑过他胸口中间的凹陷处，而我个人的生活已经被夷为平地。时间虽然在转动，却没有任何进展。我把手放到他的肚子上，阿尔贝特睁大了眼睛，弯曲着他的背脊。
“旅途愉快。”
我们的身体间更像有一种兄妹般的情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过一样；仿佛在八岁的时候，我们互相咬了对方的手腕留下了“手表”的牙印，牙齿的痕迹因为唾液还闪闪发光；仿佛我们曾经睡在同一个摇篮里，相信对方身上的温暖气息就是整个世界的味道。
“二十天后见。”
我对他口不择言后，他大概会相信我把他带进干草房是因为我对他的畏惧，而不是因为那看似古老的亲密。
我没有回答他。他刚才的话是一种祈求，只是我没有明白，甚至忽略了它。
回过神来，我想到我们并没有权利谈论爱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时代，它已经颠覆了每一种确定性，破坏了所有家庭，削弱了每一种生存的本能。
我可以忽略齐格勒是谁而与他做爱：在干草房里，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玩笑、那个与我结盟的孩子，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人。虽然我失去了在前线的丈夫，我还是可以和齐格勒做爱。我在前线的丈夫也曾不得不去杀人，杀士兵或者平民，也许他也难以入睡，无能又颓废，或者与那些俄罗斯人上了床——她们是亚洲人，她们和我们不一样——他学会了怎样打仗，他也知道战争就是如此。
他把手从我的背上抽回去。失去他的触碰让我感到一丝危险。他不再说话，我也没有穿上衣服。他没有睡着，一动不动，像泄了气。我希望他还能再碰我一下，他可以抱住我。我不想睡着，也不想看到日出。
许多年之后，我想象着在克里米亚，齐格勒坐在行军床边，双手的手肘靠在他的膝盖上。他交叉的手指抵着自己的额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离开，所以想要求调离原岗，可他担心这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如果他离开了特别行动队，他可能再也得不到晋升机会了。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管是俄罗斯人、犹太人还是吉卜赛人，他从来都不关心，他不恨他们，他甚至不爱人类，他当然不相信生命的价值。
“因为你真可笑。我们被迫来到乡下，当然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了。你是党卫军，你带了一个没有选择的人上床。”
如果你可以随时结束一个生命，那你如何为它赋予价值呢？这东西是如此脆弱，价值是有力量的，生命却没有。坚不可摧的东西有价值，生命却没有。所以才会有人来请你牺牲掉你的生命，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你去拯救，比如祖国。格雷戈尔就是决定这样做的，他应征入伍了。
“你为什么这样？”
这与信仰无关：齐格勒亲眼见证了德国的奇迹。他经常听他的士兵们说：“如果希特勒死了，那我也要去死。”归根结底，生命居然这么微不足道，给某人投票就灌注了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即使斯大林格勒的战事失败了，男人们还是继续相信元首，而女人们为他的生日献上绣有老鹰和纳粹十字的垫子。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的生命不会在死亡的那一刻告终，而将在那一刻开始。齐格勒知道，他说得没错。
我笑了。这再也不是情人之间愚蠢的笑声。爱情已然衰败，而我发出了忌妒的笑声。
他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而感到骄傲。没有人喜欢失败者，也没有人喜欢所有人类。你不能为从六百万年前就开始的数十亿人类的破碎的生命哭泣。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规定吗：地球上的每一个存在迟早都会消失？亲耳听见一匹马不满的嘶叫声比想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悲惨命运更让人觉得是种折磨，正是死亡造就了历史。
“但是我做不到。”
怜悯之心从来都不是普世的，只存在对个人命运的怜悯。老拉比将双手放在胸前祈祷，因为他已经明白他会死去。犹太女人如此美丽，却即将失去生命。你将俄罗斯女人的双腿勾在自己的盆骨两边，那一刻你以为你受到了保护。
“你想干吗就干吗。”我头也不回地回答他，“总之战争结束之后我就会回柏林去。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忘了。”
又或者是我的数学老师亚当·沃特曼，他在我的面前被逮捕了。受害者的形象逐渐地在我眼前清晰起来，还有其他人，他们是帝国的受害者，这个地球的受害者，上帝原罪的受害者。
“我又能怎么办呢？”他问我，手掌还抚摸在我的背上。
齐格勒害怕无法适应恐惧，所以他每天晚上都睁着眼睛坐在行军床上。他又害怕适应了恐惧，从而无法再为任何人感到悲伤，即使面对他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害怕他会发疯，他不得不要求调离岗位。
然而在他告诉我他要休假回家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一扇门“砰”地关上，直接打在了我的脸上。阿尔贝特关上了打在我鼻子上的门，把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关在了门的另一头，他的生活与我的生活分开了，他根本就不关心我会不会在门的外边等他。
他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将会感到失望：“居然是齐格勒，这个尽管有着健康问题但勇往直前、从未退缩的人。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姆莱(17)？你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不会承认他居然看走了眼的。”
一开始，想象要远离他还是很容易的，甚至说我需要离开他。我想象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场景。我看见乌拉在他的身上摆动，阿尔贝特紧握着她的臀部，她的皮肤上会留下他指甲的掐痕，他会伸长脖子，吸吮她尖尖的乳房；我看见莱妮被阿尔贝特夺去童贞时脸上的那些绒毛竖起的场景；我甚至想象是阿尔贝特让海克怀孕的。这些想象并没有让我感到痛苦，这反而是一种宽慰。我感到那是一种解脱：我可以失去这个男人。
齐格勒的鲜血不是在默默地流淌，不打扰任何人，相反，鲜血流淌着，发出了“咝咝”的声音。当他在行军床上无法入眠的时候，他甚至听到了咆哮。于是他要求调职，将过去的一切扔在脑后。但是他内心的咆哮并没有停止。他有缺陷，却无法补救，对于生来就有缺陷的事情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比如生命，它就没有补救的措施，它的目的一定是死亡，为什么人类就无法从中获益呢？
我朝一侧蜷缩着，把自己置于黑暗之中。阿尔贝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试着用背拱回去，但是他没有放弃。可是我在期待什么？难道他会为了不让我孤单就放弃回家的机会，放弃给孩子们掖好被角的机会，放弃和他的妻子一起睡觉的机会？
当他到达克劳森多夫时，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阿尔贝特·齐格勒知道他会永远待在这个职位上，永远都不可能晋升了。他也曾经有过弥补失败的愿望，虽然内心崩溃，表面上还是保持着从前的严谨。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我的窗前，开始看着我。
我知道阿尔贝特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是当他告诉我，两周之后，也就是7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会回巴伐利亚的家时，我有一种似乎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感觉。在我们见面的这几个月里，他从来没有休过假：他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比一个失踪了或者死了，或者只是决定不回到我身边的丈夫来得更加真实。
很多年来，我相信是他的秘密——他不能承认的秘密，也是我不愿听到的秘密——阻止了我真正地爱上他。但我错了。我对我丈夫的了解也不多，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一年，然后他就加入了战争。不，我不是不认识他。毕竟，爱情发生在了两个陌生人之间，两个迫不及待冲破边界的陌生人。爱情发生在了两个充满恐惧的人之间。不是因为那个秘密，而是因为第三帝国的沦陷，这份爱没有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