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言不发，男爵夫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她像那天抓着约瑟夫的手一样抓着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里。“他只是失踪了，”她说，“他没有死，你不要气馁。”
我们在凉亭里啜饮着清凉的柠檬水，孩子们被托付给了家庭教师。他们已经换了衣服，过来向他们的母亲问安。而他们的母亲还穿着骑装，她略微有些凌乱的头发并没有影响她的优雅，玛丽亚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你们去玩儿吧，去吧。”她催促道。
她想当然地以为我在担心格雷戈尔。每当她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态度表明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深陷痛苦的妻子时，我就对自己感到害怕。
他向我跑过来，递过了他的那根鞭子。我要它做什么？马不需要威胁，它很温顺，和我一样温顺。我硬着头皮接过鞭子，请求马倌放我下来。
当然，我不可能忘记格雷戈尔。他属于我，像我的腿和手臂属于我一样。简单来说，你走路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你的脚在动，也不会在洗衣服的时候想到这是手臂的功劳。他不在的时候，我的生活依然流淌。就像母亲把我送到学校后，没有我她也一样回了家；就像我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那支新的自来水笔，我母亲的生活也丝毫不受影响。也许有人偷了我的笔，也许别人不当心把它放到了自己的铅笔盒里，我不可能去翻同学的书包，所以我永远地失去了妈妈为我买的簇新的黄铜制成的自来水笔。但是我的妈妈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她照旧整理我的床塌，叠起我的毛衣。因为我的过失，我受到了惩罚，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少爱我的母亲一点。我什么都不能说，我要保护这个秘密。唯一能让我对母亲的爱存活下去的方法竟是背叛这份爱。
“等等！”迈克尔冲马倌喊道。
“然后事情都会解决的，你知道吗？即使人们不再抱有希望。”玛丽亚说，“想想可怜的施陶芬贝格吧。去年他的车在突尼斯的矿场出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会瞎了呢。不过老天保佑，他只是丢掉了一只眼睛。但是他活得好好的。”
“谢谢。”我回答她，“孩子们说的对，非常有意思。”
“不仅仅是一只眼睛……”
我觉得很可笑，可我没有办法避免这种不平等的感觉。请我骑马是一种好客的姿态，但这又硬生生地将我和他们的区别摆在眼前。
“好吧，他还失去了右手，还有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但是他完全没有丧失魅力呀，我总是跟他的妻子妮娜说：‘你跟世界上最帅的男人结婚了。’”
“您喜欢吗，罗莎？”男爵夫人问道。
我为她如此评价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而感到吃惊。玛丽亚不是不知廉耻，她内心善良，她只是热情高涨。
我们只走了很短的一段路，才刚到马厩外面。马被缰绳拉着，而我坐在上面被它拉着。
“我可以和克劳斯谈论音乐和文学，就像和您一样。”她说，“他从小就想成为一名音乐家或者建筑师，但是十九岁的时候他参了军。真可惜，他那么有才华。我听他抱怨了很多次：这场战争实在是太长了。他觉得我们会失败。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以最大的责任感去打仗。大概他总是这么毫无保留。有一次他给我背诵了他最喜欢的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10)的诗：‘保持缄默的造物者做得最好——他沉思着等待来自上天的帮助。’这是《班贝格骑士》(11)的最后两行诗句。可是克劳斯从不等待任何人的帮助，他做什么都亲自动手。你相信我，他不害怕任何事情。”
马倌抓着我的腰扶我起来，我终于坐到了马鞍上。他告诉我要坐直，不用紧握缰绳，他会控制这头野兽。我们一出发，马儿就快步地走起来，我一颠，赶紧抬起双腿，免得失去平衡。
她松开抓着我的手，喝完了杯中的柠檬水。一定是这段对话让她口渴了。女佣拿来了奶油水果蛋糕，玛丽亚拍了拍胸口：“我太贪吃了，我真可怜，我每天都要吃甜食，为了补救，我就不吃肉了。这对我会有好处，对吧？”
现在轮到玛丽亚笑了，她笑得露出了一排小牙齿，像个孩子一样。而我满头大汗，却逃脱不了他们的娱乐。马儿不停地吸着气。
这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习惯。在当时，除了元首之外，我还不认识其他任何自愿放弃肉食的人。当然，实际上我也不认识元首，我为他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当我走近时，马哼了一声抬起头。玛丽亚伸出手臂搂过它的脖子，“乖。”她说道。马倌向我指了指马镫的位置：“绍尔女士，请您把脚放在这里，不，左脚，放在这儿。现在，轻轻地跳起来。您可以扶着我。”我试了一下，但马后退了，马倌赶忙抱住我。迈克尔和约尔格大笑起来，玛丽亚斥责道：“你们这是对待我朋友的态度吗？”迈克尔感到一阵羞愧，他问我：“你要骑我的小马吗？它更矮一些。”约尔格立刻插嘴道：“我们会帮你爬上去的。”说完他就推起了我的小腿：“来吧。”他的兄弟也跟在他后面，过来推我。
没想到玛丽亚再次曲解了我的沉默：“罗莎，您今天还真是心情特别不好呢。”反驳她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得做些事情，让您振作起来。”
只是因为男爵夫人想，我就走进马厩，就像那晚在招待会上唱歌一样。马儿的粪便、蹄子和汗水的味道令人放心。我在格罗斯-帕特斯奇发现了这一点，动物的气味会令人放心。
她邀请我去她房间，我还从未进去过。房间里的一扇大窗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温暖的阳光蔓延开来。房间正中有一张深色的圆形木桌，上面参差不齐地摆了几本书。房间里到处摆放着装满了鲜花的花瓶，钢琴反而被困在了角落里。乐谱散落在长凳和地毯上，玛丽亚捡起它们后坐下：“来吧，来吧。”
这就是和她交往时会发生的事，令她失望的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
我站在她身后，钢琴的正上方挂着希特勒的肖像。
“罗莎，请去吧，孩子们都想看呢。我们的马倌会帮您的。”
画中的他露出四分之三的脸，目光朝前，眼神中充满鄙夷。他的眼睛因为眼袋而耷拉着，脸颊也松弛了。他身穿一件灰色长大衣，衣服完全敞开，以炫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铁十字勋章。他的一只手臂微曲，握拳放在腰际：他不像个战士，倒像一个在责备儿子的母亲，或像一个用碱水擦洗地板后休息片刻的妻子，他身上有一些女人味的东西。他的小胡子看上去像假的，像为了应付歌舞表演而贴上去的一样：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点。
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不会骑马简直是天方夜谭。
玛丽亚回头见我正盯着那幅画像，说道：“画中的这个男人会拯救德国。”
我毫不怀疑骑马很好玩，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骑马呀。
我爸爸如果听到这句话，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去骑吧，罗莎，可好玩了！”迈克尔和约尔格围着我跳起来。
“我每次遇见他，都觉得是在和先知交流，他有一双磁铁般的眼睛，它们几乎是紫色的。他说话的时候，空气仿佛被他带动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谢谢您。”我回答说，“但我没骑过马。”
我和这个女人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为什么我会在她的房间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总身处我并不想待的地方？我屈服了，我不再反抗。亲友被一次次带离我身边，但我依然活着。人类最大的能力就是适应环境了吧，可适应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不像个人。
“来吧，骑吧！”孩子们激动不已。
“我一点也不惊讶他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来自崇拜者的信。与他共进晚餐时我兴奋得甚至忘记了吃东西。在告别的时候，他吻了我一下，然后问我，”玛丽亚试着模仿他的声音，“‘孩子，求求你再多吃一些吧，难道你不觉得你太瘦了吗？’”
“您想骑一下马吗，罗莎？”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这是个不可抗拒的提议。
“您也没有太瘦啊。”我反驳道，仿佛她刚才是在问我。
她的头发被扎了起来，但有几撮红褐色的绒毛从绑带里逃了出来。
“我也这么觉得，至少不比爱娃·布劳恩(12)更瘦吧，我还比她高一点呢。”
“不过现在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她继续说着，一只手抚上了头发。
齐格勒也提到过爱娃，那是元首的秘密女友。在男爵夫人面前突然想起他，让我有些不自在。我担心想起齐格勒时我的脸色会有变化，令她察觉到什么。
孩子们点点头，兴高采烈地围在她身边。
“你知道吗？希特勒说话特别幽默，我被逗笑过好几回。有一次我从袋子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他注意到了，并和我说，他作为一个男人也有同样的一面镜子呢。‘真是令人吃惊，元首先生，您为什么要拿一面女人的镜子呢？’克莱门斯问他，‘多奇怪啊。’但希特勒说：‘我用它反射阳光，晃晕老师的眼睛啊。’大家都笑了。”玛丽亚边说边笑，以为可以感染到我，“但是有一天，老师给他写了一段评语。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和同学们都去看老师在登记簿上究竟写了什么。上课铃声响起后，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课桌前，开始合唱：‘希特勒用镜子射子弹’。这就是老师在登记簿上写的东西，十分押韵呢。老师说得没错，希特勒就是一颗子弹，从某些角度来说，他现在仍然是。”
“你好，亲爱的。你一切都好吗？”她柔滑的脸上露出的笑容像指纹一样展开，“真是抱歉，今天我们回来晚了。”她总是这么有礼貌，“我本来以为在大太阳下面骑马会受不了，不过孩子们一直缠着我，我也只好满足他们。没想到他们是对的，我们最后骑得很愉快，不是吗？”
“就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拯救德国？”
玛丽亚的影子投到我们身上。“妈妈在这儿呢。”我说着站起来，“你好。”
玛丽亚皱起了眉头：“罗莎，不要拿我当傻子耍，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做。”
“我也有，但是我没用它。”他哥哥说道，“只要让马看见鞭子就可以了。”约尔格才九岁，却早早地知道了驯服马儿的方法。
“我不是不尊重您。”我解释道。
“我还有鞭子呢。”迈克尔边说边向我展示。
“现实点吧，你应该知道我们需要希特勒。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当中选一个，无论谁都会选择希特勒吧？难道你不会吗？”
我蹲下来拥抱他们：“你们戴贝雷帽真可爱。”
如果格雷戈尔不曾告诉我布尔什维克的天堂是一堆乞丐居住的棚屋，我对斯大林或苏联就一无所知。但我对希特勒的愤怒是个人的。他把我的丈夫从我的身边带走了，而我每天都在死亡边缘为他工作。我的存在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令我十分厌恶。希特勒供给我营养，但营养同样可以杀了我。归根结底，给予最终会让生命走向死亡。格雷戈尔曾经说过：“在创造之前，上帝先考虑了灭绝。”
“罗莎！”迈克尔和约尔格喊道，跑来迎接我。
“难道你不会吗，罗莎？”玛丽亚又一次问我。
在马厩前我见到了他们，每人身边都有一匹马。玛丽亚正抚摸着马的鬃毛，她身上的马甲收紧了她本就纤瘦的躯干，使她显得分外挺拔。她身材娇小，但是骑装的裤子使她的臀部看起来浑圆，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她已经生过两个孩子了。
我简直发自本能地想告诉她克劳森多夫军营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当我们中毒的时候党卫军对我们做了什么。但我只是机械地点点头。为什么我会觉得试毒员的故事能让她心生怜悯呢？说不定她早就知道了。男爵夫人与元首共进过晚餐，也邀请过齐格勒参加她的招待会。她和中尉是朋友，不是吗？突然地，我想谈谈他，而不是希特勒，我想通过她的眼睛看他。我自己都对自己当试毒员的故事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下午，大门打开后，一位女佣告诉我男爵夫人和孩子们刚骑马回来，现在正在马厩里，她希望我可以过去。
“不幸的是，每一次的变化都会使一些新东西出现，不过新的德国将成为使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对你来说也一样。”
现在，仆人已经当我是常客一般接待我了，他打开门说：“欢迎您，绍尔女士。”然后他会带我走到凉亭，如果玛丽亚不在那里摇着扇子喝饮料、读书的话，他们就会去向她通报。玛丽亚说家里的家具多得让她窒息，我发现她经常夸夸其谈，有时候太过刻意了，但她对大自然的诚意是真实的。“等我老了，”她有一次开玩笑说。“我也要当园丁，这样我就可以培养我要的植物了。”她笑着说。“请别误会，”她解释道，“约瑟夫棒极了，有他做我的园丁真是幸运，但是我让他种橄榄树，他却说天气不理想。啊，我可不想放弃，自我从意大利来到德国，我的梦想就是在屋子后面种一片橄榄树林，难道你不觉得橄榄树是最壮丽的树吗，罗莎？”我什么也没想，我投入了她的热情之中。
她弹起琴，关于德国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她还有其他东西要去追求。玛丽亚对所有事情都充满了一样的热情，我们可以谈论元首，也可以讨论奶油水果蛋糕；她可以背诵一首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或者唱一段因为她亲爱的希特勒而被迫解散的“六重唱”组合的歌曲：所有事情对她来说都一样重要。
夏天来临之后，男爵夫人经常邀请我去城堡。我总是在下午下班回家后和晚上巴士接我回去上班前的间隙去她那里。我们俩在花园里，只有她和我，就像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我们的友谊有排他性。我们在橡树的树荫下，在康乃馨、牡丹和矢车菊的环绕下，聊着音乐、戏剧、电影和书籍，约瑟夫把花儿一簇簇而不是一排排地摆放着。“因为自然也不是多么有序的。”玛丽亚这样说道。她会把小说借给我，因为她需要有人和她讨论上几小时，于是我每次都在发表读后感之后把书还给她。她还询问我在柏林的生活，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我在柏林的那种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但她似乎对所有事情都充满热情，对所有人都很感兴趣。
我没有责怪她，我再也没有办法责怪任何人。事实上，我很喜欢她那随着节奏摇晃的脑袋和她催促我唱歌时弯弯的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