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开玩笑的。他也笑了。
“别找借口了。”我笑着揶揄他。
他说：“一到晚上，我想起那些死去的人，想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地下的样子，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入睡了。”
“一到早晨她就让我们排成两排，然后带我们去墓地。为了尊重那些‘可怜的死者’，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每个人都要读一块墓碑上的字。有的时候，想到地下有死人我就觉得震撼，所以我一个字也念不出来。”
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是两个正在对话的陌生人。难道身体上的亲密可以诱发心灵上的亲近吗？我对他的身体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想要保护的本能。
我能和他开这样的玩笑吗？
我需要他的拇指准确按压上我的乳头，将我推到墙上。激情一朝发泄，就被破坏了，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了温柔，我们拥有了情人之间不可靠的柔情。我现在竟然在想象齐格勒小时候的样子。
“多么实用主义的女人啊！”
“后来老师让我们数自己的心跳，她说：‘无聊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感到无聊，你就握住自己的手腕，’”齐格勒说着握住了自己的手腕，“‘然后数数。1，2，3……每一次心跳都是一秒钟，60秒就是一分钟，这样就算没有表，你们也可以知道过去了多久。’”
“对，她教我们识字。她让我们看那些墓碑上的字，因为墓碑上的字总是很大，字体工整，既有字母又有数字，她觉得这样还挺方便的。”
“你的老师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打发无聊的办法？”
“去墓地？”
“晚上的时候我会这么做，我有的时候会因为想到那些死者而睡不着。我觉得去墓地侵犯他们的领地是一种大不敬，他们迟早会报复的。”
“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没那么开心了。你想得到吗？我的小学老师还带我们去墓地。”
我装出凶恶的食人魔的声音：“他们会抓你去地狱吗？”我抓住了他的手腕。“来吧，让我们按照老师教你的方法来数一下你的心跳。”他放任我这么做了。“你还活得好好的呢，齐格勒中尉。”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他知道如何激励我们。因为我喜欢唱歌，他就给我分配了独唱的部分。我在学校里总是很开心。”
想象一个人小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好奇心。小时候的齐格勒和现在的齐格勒是同一个人，但最重要的是，他也是另外一个人。他是这个囚禁了我的命运的起点。我与那个孩子结了一个盟，他永远都不会伤害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和阿尔贝特一起打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笑——他的手捂住我的嘴，让我不要发出声音——我们像一对普通情人那样笑，什么都无所谓。
他用十分亲密的语气说话，就好像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其实这是第一次，至少是我记忆中我们的第一次聊天。
“死者是会复仇的。”他说。
“但是你唱得好极了。”
我想紧紧搂住这个对死亡感到害怕的孩子，用激烈的爱抚让他安心入眠。
“在柏林，一所学校里。我们有一个合唱团，每周有两个下午排练，年末我们会给父母做汇报演出……对家长来说还真是折磨啊。”
在数完他的第六十下心跳之后，我们都沉默了，接着我试图再次开启话题。“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棒，高中时我爱上了我的数学老师，他叫亚当·沃特曼。我常常想知道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阿尔贝特还从未问过我私人问题。他真的关心我吗？
“我的小学老师后来死了。与她同住的姐姐死了之后没多久，她也死了。她的姐姐总是戴着奇怪的帽子。”
“聚会那天晚上我就想问你，你是在哪里学的唱歌？”
“沃特曼教授被逮捕了，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在教室里把他抓了。”
为免在黑暗中跌倒，我紧紧抓住我情人的身体。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生命在加速，他在我的身体里快速地运动着，这消耗了我所有机能，让我的头发散掉，指甲也都裂开了。
阿尔贝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什么都没有说。
也许有一天，约瑟夫打开门会看见我们彼此靠在一起，身上盖着一件纳粹军服。为什么这不会发生呢？早晨的时候，我会想，没错，我会被挂在绞刑架上面对所有人的谴责。“这就是那个罪人的故事，”我的同伴们会这么说，“许多问题就都解释得通了。”“一个来自柏林的女秘书，”赫塔会说，“我就知道她不可靠。”
然后他把手腕从我的手里抽了回去，拿起了放在木材上的夹克。
我们是情人。找寻成为情人的理由是幼稚的。齐格勒看了我一眼，或者说他见到了我。在彼时彼地，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你就要走了吗？”
那种不顾一切出门的姿态，是一种叛乱。在我隐秘的孤独中，我感到了一种完整的自由：把自己从生活的强权控制中解脱出来，把一切交由事物的随机性。
“我必须得走了。”他站起来。
每天晚上我都出去和他做爱。我带着像要去见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决心快步走向干草房，如同行军的士兵。我脑中有无数个问题折磨着我，我让它们保持沉默，第二天的时候它们会卷土重来，但是每当我进入干草房的时候，它们就被一张网缠住了，没有办法越过我的渴望。
他的胸腔中间有个凹陷处，我一向喜欢将手指贴在那里，但这次他没有给我时间。他扣上制服的扣子，穿上靴子，检查枪套里的手枪。“再见。”他说着调整了一下贝雷帽，没有等我就走出了干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