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把他带到干草房里，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选择了我。在他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他请求我为他唱一首歌，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的嘴巴紧贴着他的耳朵，我低低地唱起了歌。我唱的是海克堕胎的那天晚上我给她女儿唱的那一首童谣，那是我父亲教我的歌。
那之后，我们没有彼此告知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我们表现得就像我们共同做了这个决定一样。我们都已婚，尽管我现在是独自一人。他是党卫军的中尉。如果他被发现与一个试毒员发生婚外情会怎么样？或许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又或许这是被严令禁止的。
赤裸着躺在干草房中，我想到了那个铁路工人，那个不屈服的男人。“老顽固。”妈妈曾不经意地这么喊他。如果他知道我正在为希特勒工作，他会是什么反应？如果我去了死亡的国度，要在那里细数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我就没有办法否认这件事情。我违犯了他的规矩，他会打我一巴掌，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我会用手捂着我一边的脸，我会惊讶，会哀号着告诉他：“这不是我是不是纳粹的问题，这跟政治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1933年的时候我才十六岁，我连投票权都没有。”“你要为你所容忍的政权负责，”我的父亲会大声地喊叫，“任何人都应该拥有在你现在生活的国家里生存下去的权利，就算这个人想做个隐士，他也有这个权利，你到底理不理解？罗莎，你没有办法为自己在政治上犯的错误开脱。”“你别再说了，”我的妈妈会这么乞求的。她当然也会出现，她的外套还披在她的睡衣上，甚至她的味道也还像原来那样好闻。“她自有主张，她会很快和他了断的。”“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因为我和另外一个人上床了，对吗？”我挑衅着回答道，“而你，妈妈，你永远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的父亲重复地说着我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
我们的肢体有些不协调，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仅凭嗅觉在对方的身上跌跌撞撞，就好像我们第一次探索自己的身体时那样。
我们已经在独裁下生活了十二年，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是什么让人类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呢？
我走进了干草房，他跟着我。黑暗没有一丝裂缝，我一点也看不见齐格勒，但是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木头发出的香气像海绵的味道一样，这个熟悉的味道让我平静了下来。我坐到地上，他也照做了。
“我们别无选择。”这大概能够成为我们的辩词，我只能对我吞下的食物负责任。这是一个无害的动作，吃东西怎么可能是罪行呢？其他人难道会因为用200马克一个月的价钱把自己卖了而感到羞耻，会为这高额的薪资和无可比拟的美味而感到羞愧吗？他们相信，而且我也这么相信：白白地牺牲了自己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呢。可是面对父亲，我羞愧难当。虽然他已经去世，然而在这样一位审查员面前，我不能隐藏我的情感。我们嘴上说着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齐格勒，我是有选择的，本来是有的。可相反的是，我走向了他，是我把自己推向了那个境地。这种耻辱贯穿我的全身，从肌腱到骨头乃至唾液，不留一处空隙，这种耻辱还被抱在我的臂弯之内，至多有70磅重。我给出的任何辩解和理由都不过是自我安慰。
齐格勒动了一下，抓过我的手臂，将鼻子埋在我的头发里，吸了一口气，那一刻我也闻到了他的味道。
“你怎么不唱歌了？”
我向后退了一步，右边膝盖发出了声响，齐格勒惊得跳了起来。他穿着制服站在我面前，没有了窗户的阻隔，他就像在兵营里那样吓着了我。魔法崩溃了，现实以坦率的态度显露在我的面前。在这个刽子手面前我无依无靠，而且还把自己推向了他。
“我不知道。”
那是招待会结束整整一个月后的晚上，我虽然没听见什么声音，但还是关上了灯。我没有穿鞋，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一声不响地打开了房门。确认赫塔和约瑟夫正在睡觉后，我走到厨房，从后门走了出去，绕了一个圈子来到我的窗边，看见他蹲在那里等信号，他看起来是那么渺小。
“你怎么了？”
这些日子以来，如果我听到房子里有人的声音就会关上灯，而他会躲在黑暗里面。当我再次打开灯，他就又出现了。我用布盖住了灯，所以灯光很柔和。关灯是我们的暗号，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现我们。我躺在床上，心中害怕赫塔会突然进来。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呢？有一次我紧张到筋疲力尽，居然睡着了，也不知道他在门外等了多久才离开。他的坚持是一种示弱，对我来说又是一种威严。
“这首歌让我很难过。”
我开着灯坐在窗前，当他到达时我站了起来。我似乎看到他微笑了，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你可以换一首歌。如果你不想唱的话，就别唱了。我们可以什么话都不讲，就在黑暗里看着对方，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从衣柜中挑出了一条赫塔曾经批评过的晚礼服，它不同于我在招待会上穿的那件。我开始梳妆打扮。也许在黑暗中齐格勒根本注意不到，但是没关系。当我梳着头发，用粉饼擦拭着脸的时候，我重新体验到了约会前等待的焦虑。这是为了那个徘徊在我的窗前，就像面对着一个祭坛而害怕亵渎它的人准备的。但也许相反，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会像面对斯芬克斯时一样骄傲，我没有谜语也没有答案，但是即便有，我也会把它们透露给他。
在赫塔和约瑟夫睡着的寂静中，我回到了房间。我双手抱着头，无法接受刚刚发生的事情。同时，一种暗暗的喜悦让我间歇性地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什么会再让我感到孤独了，我发现我在抵抗孤独。我坐在格雷戈尔从童年起一直睡的那张床上，又一次写下了我的罪行清单，就像我在柏林认识他之前做的那样。我无法为自己辩解。
一个夜晚，我脱光了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