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春天到了吧，”他说，“我有时候也会这样，不过我昨天晚上太累了，都没听到你回来的声音。”
“啊，我只是没有睡好。”
“男爵夫人找人送我回来的。”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约瑟夫问我。
“所以，”赫塔用餐巾擦了擦自己的嘴，问道，“男爵夫人穿得怎么样？”
第二天早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赫塔要求我详细说说招待会的情况，我心烦意乱又有些惊慌。
午饭的时候我保持警惕，每当听见靴子的声音我都会把头转向大厅门口。但出现的都不是他。我希望他听一听我的想法,我应该去他的办公室，就是这所学校曾经的校长办公室，让他晚上的时候不要再来我的窗前了，否则，否则什么呢？我的公公拿起霰弹枪就能让他打消念头吗？而我的婆婆会去叫警察吗？哪一个警察？齐格勒的权力高于这个村子里每一个人的权力，他的权力高于我的权力。
他不是一名党卫军，他是一个声称在找皮球的孩子。他又迈了一步。这次我没有动，我在黑暗中看着他。他再次走近。我再次藏到窗帘后面，屏住了呼吸。四周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又一次回到窗前，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但如果我去找他谈话，我的女伴们会怎么想呢？我甚至无法告诉她们那场城堡的招待会如何，尽管莱妮还是很关心这件事情，包括那些枝形吊灯、那些地板、那些壁炉和窗帘，尽管乌拉坚持不懈地问我：“是不是来了一些名人？男爵夫人穿了什么鞋？你后来有没有涂口红？我忘记带给你了。”如果我去找齐格勒谈话，艾尔弗里德一定会说：“你总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柏林人。”还有奥古斯丁，她会说：“你先是和富人交往，现在又和敌人交往。”但是齐格勒并不是敌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德国人。
我拉了一下窗帘，透过窗户看出去，他还在那里。
鞋跟打在瓷砖上的声音响了起来，而完美的纳粹敬礼声也传了过来。奥古斯丁向我们通报：“浑蛋来了。”
他也没有闯进来，没有给我们下任何命令。他仍然在不耐烦地等着，他等的是谁，是我吗？于是我也莫名其妙地待在那里，没有寻求帮助。虽然我的心脏仍在怦怦直跳，但我已经明白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与他人无关。我对赫塔和约瑟夫感到十分羞愧，好像我邀请了他一样。我很快明白，这将成为一个新的秘密，他要被归进我的秘密清单里面了。
我转过身。
几分钟过去了，齐格勒没有敲门。
齐格勒和他的一些属下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一点都不像前一天晚上在招待会上与男爵谈笑风生的那个人，也一点不像出现在我窗前的那个人。
齐格勒会进来的，他会把我们拖进厨房里。我婆婆的脸上一定还带着倦容，她的头发会从发卡中滑出来，她的头上可能还挂着一张蜘蛛网。她会按着太阳穴，感觉不太舒服。于是我的公公一定会去拉扯齐格勒，然后齐格勒会打他的肋骨，以此作为回击，约瑟夫就会摔倒在地上。而他一定会命令约瑟夫站起来，就像他对贝雅特做的那样，他会强迫我们站在熄了火的壁炉前，排成一排，保持沉默。他会按着他的枪套，让我发誓永远闭嘴。他还会冲着赫塔和约瑟夫大吼大叫，虽然他们跟这件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就是党卫军会做的事情。
也许他有一种自我控制的分寸。也许他每个晚上都游走在不同的住所之间，观察着每一个试毒员的生活。你在胡思乱想什么？那都是你梦到的吧？那一定是失魂的效果，“你只是一个梦游者”，弗朗茨曾经准确地形容过。
我紧握拳头，等他敲我的门。我应该立刻跑到约瑟夫和赫塔那里去告诉他们，有一名党卫军正半夜站在他们的房子外面。而这是我的错，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招待会。艾尔弗里德说的是对的：有的人只会给像我们这样的人带来麻烦。
齐格勒转向我们，他从远处扫了一眼桌子，检查我们是不是都在吃东西。我迅速地低下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就停在我的脑后。我深吸一口气，又一次用眼神去寻找他，但是他背对着我：他并没有看我。
这是一种恐吓：你跟男爵夫人说了什么？你向她承认了一切吗？不，中尉，我发誓。您没有看到，当她介绍我们的时候，我假装不认识您吗？
我早早地上床睡觉了。这是春天，约瑟夫说过，我困了。我在半梦半醒之间感觉恍惚：我刚闭上眼睛，堆积在一起的声音就在耳膜里展开了。妈妈的拳头打在一块桌布上：“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干了？”爸爸推开还没动过的餐盘，离开了桌子，“我不会拿那个证件的，你看着办吧。”屋外，整个乡村一片寂静，而我的脑海里有一台高音量的收音机，信号非常糟糕，所以它只能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也许我听见的仍只是青蛙的叫声。我醒了过来，叹了口气。然而，这些声音又从我的骨髓里响起。
我感到一阵害怕。他一看到我就向前迈了一步，我立刻感到了恐惧，这一次我的恐惧一秒都没延迟。他每向前一步，我就感到无数把尖刀刺中我的膝盖。我往后退，他停了下来。我熄灭了灯，躲在窗帘的后面。
我走向窗户，只能看见一片漆黑，我盯着这片漆黑，直到月光雕刻出了树木的形状。你在干什么？你在等待，为什么？
他已经在那里了，我不知道他站了多久，在微弱的月光下，他看上去只是一个黑暗的轮廓、一个噩梦、一个鬼魂。如果这个身影是从战场上回来的格雷戈尔该有多好，但现在站在路边的是齐格勒。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把床单掀开以保持警觉，直到身体都麻木了。我站起来又回到窗口，齐格勒不在，为什么我反而没有觉得轻松一些呢？
我睁开眼睛，浑身是汗，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感到疼痛。过了一会儿，我的身体才能移动，黑暗几乎让我窒息。我点燃了煤油灯。青蛙仍然在“呱呱”地叫，我站了起来，走到窗边。
我仰卧在床上，观察着天花板上木头做的横梁，用手指在床单上画着几何形状。我突然发现，我正在描摹齐格勒的脸。我在画他小小的鼻子，像针眼一样的两个鼻孔，间距狭窄的双眼，画到这儿的时候我停了下来，翻过身，接着我又站了起来。
我梦见那些老妇人在哀叹，她们对着一串串的念珠祷告，她们身边的孩子都还在睡觉，有一个男人在打鼾，在妇人们无数次的祷告之后，他突然站起来咒骂道：“你们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老妇人们的脸“唰”地白了。我又梦见有个年轻人把一台留声机带进了地窖，放起《无尽春日》这首歌，并邀请女孩子们跳舞。我只是在一旁观望，妈妈却说这首歌是唱给我听的，她用一只手推着我，催促我赶快站起来，然后拉着我转圈，于是我放声歌唱：“当你回来的时候，春天就会无穷无尽。”我旋转着，歌声盖过了留声机的声音，但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风把我吹起来，用力推着我。是失魂！它已经来了，但是妈妈不在，而爸爸正在楼上睡觉或者假装睡觉。留声机已经被关了，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也没有办法醒过来。突然我听到一声巨响，一颗炸弹爆炸了。
我从水壶里倒了一些水，喝了一口。我拿着杯子在书桌前徘徊，看到一块阴影遮蔽了惨白的月光。我感到一阵焦虑的刺痛，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放下杯子，用一块叠好的毛巾盖在水壶上。我走到窗前，没有再隐藏自己，只是用笨拙的手指把灯光调得更亮了一点。齐格勒看见我了，我就站在他的面前。我穿着一件棉质的白睡衣，头发蓬乱。他点点头，然后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我，就好像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企图的动作，如果它不是正在被他执行的话。
我不知道他在那里等了多久。那天晚上的青蛙似乎十分疯狂。我在睡梦中，感觉它们的叫声变成了公寓里的喧闹与嘈杂，人们几乎跌跌撞撞地往楼下跑着，手拿念珠祷告的年老妇人们却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我妈妈不知道该如何说服爸爸去避难的地窖。当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他翻了个身，拧着枕头把脸埋了进去。这次的警报是一次误报，我们昏昏沉沉地重新走上楼梯。于是我爸爸说：“根本没必要躲藏，我就算死也要死在床上，我不会去那个地窖的，我不想像一只老鼠那样死在里面。”我梦到了柏林，梦到了那座我在里面出生、成长的建筑，梦到了我们的避难所和那些挤在一起的人。青蛙的鸣叫声在我的睡眠中被继续放大。自从我来到格罗斯-帕特斯奇，除非我睡着了，不然这些青蛙会吵得我足足一个晚上不得安生。我不知道那时他是否已经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