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门被打开时，我仍然开着小差，然而手铐的“咔嗒”声让我一下子回过神来。沃特曼双手被铐住，被冲锋队的人拖走了。黑板上的公式没有写完，所以是不正确的。粉笔掉在地上摔个粉碎。那是5月。
一年后的数学课上，沃特曼教授在讲课，而我偷偷看向窗外，看着那些我不知道名字的树木那发育不良的枝叶，以及不知名的鸟儿扇动着翅膀。沃特曼教授头皮光滑，肩头凸起，厚厚的胡须平衡了他微凸的上颌。他一点都不像电影明星，但学生们都崇拜他。他有着严厉的眼神和犀利的讽刺，这使得他的课程从来不令人疲惫。
我花了很长时间从书桌边走到门口。沃特曼走在走廊里，身边是冲锋队的人。我大声喊着“亚当”——他的名字。教授试着停下来转身，但冲锋队的速度更快，他们阻止了他。我继续叫着他的名字，直到其他老师不得不威胁或安慰我不要再出声。
一阵热浪和一股让人喉咙发干的烟味飘出了警戒线。书页慢慢卷缩，最后化为灰烬。戈培尔是一个瘦弱的男人，他声音微弱，但他知道如何激发别人的全力欢呼，如何看见眼睛中生命的冷酷无情，如何驳斥对死亡的恐惧。他们一共从图书馆抢夺了两万五千册图书，参加庆典的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联盟，他们渴望成为有品质的人，而不是糟糕的读书人。戈培尔说：“犹太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必须重拾对死亡的敬重。”而我只听得头昏脑涨，我真的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沃特曼被迫到一家工厂工作。他是犹太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读书人。但是我们德国人需要的是无所畏惧、尊重死亡的品质，也就是需要那些逆来顺受的人。
1933年5月(6)，天气异常炎热。我担心柏林的街道会融化，岩浆将漫过我们。但是整个柏林城都在准备着庆祝而不是燃烧，大家的脚跟着乐队的演奏打着节拍，雨只在小范围内降落，牛车和人们经过宽敞的街道，赶向歌剧院广场。
在1933年5月10日庆典的最后，戈培尔宣称他很满意。人群也累了，他们唱完了所有的歌。收音机里也不再传出任何声音。消防员把卡车停下来，扑灭火焰。但火焰继续在灰烬下蔓延，已经吞噬了几公里，最终来到这里。这是1944年的格罗斯-帕特斯奇。5月是一个没有宽恕的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