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气愤地关掉了收音机，他一直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就像有些叛逆的少年放荡不羁的一种形式，这是从意大利传来的精神病毒。然而，在工作上，他却被那些参加纳粹党的人取代了位置。和其他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他一直在给德国中央党(2)投票，谁想到，最后他眼睁睁看着中央党通过了准许希特勒获取全部权力的法律，促成了自身的瓦解。我的父亲忽略了那个转瞬即逝的“叛国”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我想象着在节日的兴奋中吞食火腿肠和喝柠檬水的群众，终于相信无数个不同的、不可替代的个体是可以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命运同化的。那时我十八岁。
无线电传送着比赛的进展。由于传输信号比较差，元首的声音有些嘈杂，不过十分洪亮。人们的齐声欢呼通过电波一直传到我的耳朵里。为了国家，人们毫不迟疑地奉献了一切，他们呼喊着他的名字，神奇又充满仪式感。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名字，虽然国家折磨着它的人民，但是归属感让我们推翻了一旦出生在这里就会被限制的孤独感。我从来没有过对祖国的归属感，这是一种错觉，我想，我只是因为倦怠所以才习惯了它——这不是一种胜利的感觉，这只是为了保持同一性。
而那个时候齐格勒多大？二十三岁，或者二十五岁？我的父亲在战争开始一年半后死于心脏病。齐格勒那个时候应该已经在服兵役了。他知道怎么敬一个完美的纳粹礼，他知道规则并且牢牢遵守它。他随时准备着用他的军靴去践踏贝雅特的塔罗牌，保持着对我傲慢的眼神，他会践踏任何一个阻碍德国与他宏伟计划的人。
当时，奥运圣火从希腊递出，经过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终于到了柏林，在欢迎游行上，我看见德国少年团的小男孩们穿着制服拍照。然而二十分钟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一直站着不动了，他们有的把脚摇晃到了另外一边，有的把举着的右手甩到了左边，他们实在是太累了，无心去思考可能到来的惩罚。
这就是那天下午我在遇到他几分钟之后所想的事情。他刚刚来到克劳森多夫，就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这个地方的可怕程度要比从前更甚。曾经指挥着这个营房的军官如今去哪里了？我们有时候在走廊里碰到他，他甚至都不点一下头。他永远也不可能做出跑到院子里冲我们大发雷霆的事情。我们是十条消化道，他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去和消化道打交道。
当然，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齐格勒是敬纳粹礼的专家，他练了很多年，也许他本身就很有天赋。我也有天赋，但是我没有努力练习。我的敬礼姿势经受过检验，虽然没有被羞辱，却也没有得到表扬。我从小就开始学习滑冰，所以对身体的控制力一向很好，当新学年开始，我们聚集在大礼堂行纳粹礼的时候，我甚至习惯性地跳了一下，我的动作趋于完美，自然不可能挨骂。但是，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慢慢趋向平庸，我没有在意老师的失望。
坐在巴士上，我又想起了格雷戈尔。也许他的军靴践踏的不是塔罗牌，而是尸体。我不知道他在失踪以前一共杀过多少人。齐格勒面对的是一个德国女人，而格雷戈尔是一个面对外国人的德国人。他需要更多的仇恨来结束一个生命，或者只需要保持冷漠。那一天，让我感到生气的根本就不是齐格勒——而是我失踪的丈夫。
有的人伸手不够有力，肩膀有些僵硬，和标准姿势要求的“放低手，远离耳朵”相差甚远。标准姿势要求身体对称，展现出不可打倒的运动员的姿态，至少，希望如此：这样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人，才能拥有弥赛亚(1)一样的救世能力。还有些人，本应该是伸展成45度角的，却硬是做出了垂直的动作：你伸手的动作根本就没有展现出你的态度。这时候表达态度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好敬礼。比如，手指不应该全部张开，你又不是准备涂指甲油。并拢它，伸展它！下巴也要挺起来，额头朝前，把所有力量、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手臂伸展的线条上，想象着可以用手掌粉碎那些不配赢的人的头颅——人和人是不同的，种族是可以从外表上看出来的一种灵魂。把你的灵魂都灌注到手臂上，把它奉献给元首。他不会把这个灵魂还给你，你可以清空你身体里灵魂的重量。
不，其实是我自己。我的软弱唤醒了我内心的愧疚，我都记得的——小时候我就咬过弗朗茨的手。
举起手臂行纳粹礼，不是一件可以蒙混过关的事情。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齐格勒在参加过的许多次会议中已经充分地学习过了。要让手臂利落而毫不迟疑地抬起来，就必须收紧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注意提臀收腹，胸腔起伏时要带着脚上的动作，伸展膝盖，横膈膜鼓起来，喊出“希特勒万岁”，每一根神经肌腱和神经纤维都必须参与到伸展手臂这个严肃的任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