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我的失魂可能是一种前兆梦。归根结底，每一个生命都被强迫着不断地战斗。
格但斯克(27)刚刚被占领了。
12月27号是我的生日，雪已经停了。我渴望失魂将我带走，因为那会是一种解脱，所有痛苦都会被释放出来，而不必憋在心里，我也就不用去打扰已经憔悴不堪的赫塔，去让约瑟夫担心了。
我把这样的梦叫作“失魂”，我不是跟弗朗茨也不是跟我家里人过不去。我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会这么叫它。但是有一次，我和格雷戈尔在一起时“失魂”了，他在床上抱着我，而我全身是汗。我喃喃道：“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经历失魂了。”他没有问我，只是喃喃道：“你只是在做梦而已。”
但是失魂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丈夫没有来，他也再没有给我们写信。
起初，我弟弟睡眼惺忪地问我：“怎么啦？是我对你做什么了吗？”然后他恹恹地醒了过来，只是为了问我：“我能知道你到底在和谁过不去吗？”
两个半月之后，我们收到了另外一封信，信是从军属通知服务中心办公室发来的，信上说，格雷戈尔·绍尔，34岁，身高1.82米，体重75千克，胸围101厘米，金色头发，正常鼻子和下巴，身体健康，蓝色眼睛，皮肤白皙，牙齿健康，工程师，失踪。
我小时候梦到过我在飞，有一种力量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把我拉得越来越高。我的脚底空荡荡的。一阵风发出呼呼的声音带着我直冲到树上，又带着我直冲到高楼的墙上，我差一点就要撞上去时，我大声尖叫，耳膜几乎被自己的声音刺穿。我知道这只是个梦，我一旦念出那个咒语，梦境就会被打破，而我就能重新回到我的床上。但是我完全失去了我的声音，只能在喉咙口吐出一个包裹着的泡沫。就在我撞上墙的一瞬间，泡沫破了，伴随着我的尖叫声：“弗朗茨！救命啊！”
他失踪了。那张纸上没有写，这个叫格雷戈尔·绍尔的男人小腿肚很瘦，大脚趾和其他的脚趾分得很开，像一个海湾的形状；他鞋底的内侧总是更容易磨损；他热爱音乐，但是从来不哼——事实上，他会恳求我“别唱了，求你”，因为我总是在不停地哼歌，至少在战前是这样的——他每天都要刮胡子（至少在和平年代是如此），脸上的白色泡沫和他的嘴唇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的嘴唇显得更红、更肉感了，虽然他的嘴唇并不是那样的；他每次开着那辆旧NSU汽车时，他的食指就会在他的薄唇下滑动。我一直很讨厌他这个小动作，因为我觉得这使他看起来优柔寡断。如果他看上去不够坚定，如果他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威胁，如果他不想给我一个孩子，我就不那么爱他了。我觉得他那根放在唇下的食指就像一个屏障，隔开了我和他。信上也没有写，他习惯很早就起床，一个人吃早饭，在我的喋喋不休中找一个清净的机会。虽然我们结婚才一年他就不得不前往前线，但是，只要我喝完茶之后假装睡着了，他就会坐在床沿，像亲吻孩子般亲吻着我的双手。
妈妈说我太喜欢说话了，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说个没完。弗朗茨立即从餐桌边站起来，双臂张开，舌头伸在外面，像木偶一样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声响。爸爸说：“你快停下来吃饭吧。”
他们以为用一些数字就可以定义他的身份。但是，只要他们不说这个人是我的丈夫，那我就不觉得他们是在说他。
她真是一个可怜的梦游者，我的弟弟曾因为我小时候总说梦话而这么评价我。
赫塔跌坐在椅子上，完全崩溃了。“赫塔。”我喊她，她不回答。我摇了摇她，她既僵硬又瘫软。我给她倒了一杯水，但她不喝。“赫塔，我求求你了。”我低头又朝她推了推杯子。赫塔望着天花板说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以梦游者的精准和自信追寻着我的方向。”希特勒攻占莱茵兰的时候这么说道。
“他没有死。”我尖叫道。她的身体猛地一僵，终于看向我。“他没有死，他失踪了，信上说他失踪了，你明白吗？”她的身体渐渐变得平静，但是突然又扭曲起来：“约瑟夫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他可以吗？你先喝点水吧。”我又朝她推了推杯子。“约瑟夫在哪里？”她又问了一次。
“不，应该是我要向你道歉。”她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大概都只能梦游了。”
我穿过村庄，直奔米尔登哈根城堡。田间的树枝瘦弱纤细，枝干也都是细细长长的，到处都能看见脏得发霉的瓦片，许多栅栏后都养着呆头呆脑的鹅，一些女人在窗户后面看着，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见到我后向我脱帽致意。但是我只顾着跑，对他视而不见。一根电线杆顶上筑了一个巢，鹳的长嘴巴指向天空，仿佛在祈祷——它并不是为我祈祷。
“不好意思，”我一边说着，一边认出了那个人是赫塔，“我睡不着。”
我跑得浑身是汗，抓着大门喊约瑟夫。鹳今年来得这么早？春天马上就要到了，但格雷戈尔不会回来了。他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幸福所在。可我再也不能揉捏他的耳垂了，他再也不能把脸埋在我的胸前，蜷缩着身子躺在我身边，让我抚摸他的背了。如今他再也没有机会把他的脸贴到我变大的肚子上，我也再没有机会有一个他的孩子了。他不会有机会把孩子抱进自己的怀里，对儿子讲述自己小时候在田间的故事，那些整日在树林里玩耍的日子，或者俯身跳入湖里，被冰冷的水冻得嘴唇发紫的事了。我希望可以再次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获得安全感。
突然间我撞到了一个人。
我把头伸进栅栏，大声地呼喊着。一个男人走过来，问我是谁，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我找园丁，我是他的儿媳妇。而他一打开门，我就冲了进去，我也不知道方向，但是我听见了约瑟夫的声音，终于循声找到了他。我把那张纸递给他。我向他解释了一下，他翻看了内容。
25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睡不着，我甚至不能够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格雷戈尔五岁时的照片疯狂地折磨着我，几乎要把我撕碎。我从床上爬了下来，离开房间，在黑暗的屋子里散步。
“请您回家吧，家里需要您。”一阵从台阶上传来的脚步声让我们回了头。
“如果他还能给我们写信，”约瑟夫说，“至少说明他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吧。”可赫塔还是将她的脸埋在了她患关节炎的手中，并且拒绝吃她准备好的鸡肉。
“约瑟夫。”一个红头发、奶油色圆润面庞的女人正提着她的裙子，看上去像是为了找我们而匆匆跑来。她披在肩上的外套已经滑落到一边，露出了她的勃艮第式衣袖。
圣诞夜那一天，他的信来了。信很短，格雷戈尔说他正在营地的一家医院里面住院。他没有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要我们别担心。我们立刻给他回了封信，请他一定要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
“男爵夫人。”我的公公为产生的骚动向她道歉，他解释着发生的事，并且请求允许他离开。男爵夫人走近他并握住了他的手，在我看来像是担心我公公会突然摔倒。“我很抱歉。”她用闪着光的眼睛告诉他。就在这一刻，约瑟夫流下了眼泪。
上一次格雷戈尔休假的时候还是在柏林，当时他在我们不登格斯家的起居室里听收音机，我靠近他并且爱抚他。他虽然接受了我的爱抚，但是并没有做出回应。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个挑战，他有点分心。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不想毁掉我们在一起的仅有的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睡着的时候，他疯狂地压在我的身上，一言不发。半睡半醒中，我没有抗拒他，也没有迎合他。后来我告诉自己，他需要黑暗，他需要在黑暗中与我做爱，就好像我不在那里一样。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哭，这种哭泣没有声音，只有吱吱作响的关节声，更多地表现为骨头松垮，走路摇摇晃晃，失去了一切对肌肉的控制，这是一个年老者的绝望表现。
圣诞夜那天，约瑟夫抓住一只公鸡的爪子，把它倒着拎了起来，他的手腕微微用力，就拧断了公鸡的脖子，干枯而短暂的一声，它的生命便结束了。赫塔在火上放上锅，水煮沸后，她将鸡放到水里面浸了三四次，一开始是抓着头往下放，后来又抓着腿往下放。最后她熄了火，用手拔掉鸡毛。这一系列凶狠的动作都是为了即将回来的格雷戈尔。幸运的是，希特勒这两天不在狼穴，我可以和我的丈夫还有他的父母一起自由地吃饭。
男爵夫人试图安慰他，但随后她放弃了，只是等待他平静下来。“您是罗莎，对吧？”我点点头，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我。“我很抱歉在这样伤心的场合与您见面，其实我还挺想认识您的，约瑟夫跟我讲过一些您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她会想要认识我，为什么约瑟夫会跟她讲我的事情，又为什么一位男爵夫人会认识一个园丁。我的公公将他粗糙的手从那女人的手中抽出来，擦了擦他稀疏的睫毛，恳请我和他一起离开。我记不清他到底向男爵夫人道了多少次歉，而在回家的路上又向我道了多少次歉。
人们总是会慢慢习惯所有事情，比如，从煤矿的隧道中挖取煤炭需要习惯缺氧的痛苦，走在悬空的建筑横梁上需要习惯高空的眩晕，习惯了警报声就会穿着衣服睡觉，这样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地逃跑。我们习惯了饥饿，习惯了口渴，当然，我也习惯了吃饭还有钱拿。它看起来像一种优待，但其实和别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我是一个寡妇了，不，我不是。格雷戈尔还没有死，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还会不会回来。从俄国一共回来过多少失踪的人？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每周在上面摆鲜花的十字架。我只有那张他小时候的照片，他的眼睛因为刺眼的阳光眯起来，脸上没有微笑。
谁会希望在这个地球上永生呢？我当然不会。我大口地吞下可能毒死我的食物，就好像吞下一朵小花一样。在圣神降临的九日(26)之前，我每天要吃下三朵这样的花。把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都交给耶和华，比如你断了的冰刀或者你的重感冒，我的爸爸曾经在和我一起做晚祷的时候这么告诉过我。那请看看吧上帝，您看看吧，我用我对死亡的害怕，以及我与死亡那延迟却不会取消的约会，和您交换，我用它换取他的到来，我的父，我要格雷戈尔回来。我的恐惧每天都会出现三次，它永远不用敲门就能坐到我身边，如果我站起来，它就跟着我，现在它已经和我如影随形了。
我想象着他躺在雪地里伸长了手臂，但是我的手腕根本不在那里，我离他太远了，所以他的手只能攥紧了空气。我想象着他因为支撑不住疲惫，睡着了，他的战友们不想再等他了，那个胆小鬼战友——真是没用的东西——也没有等他，于是他就在雪里冻僵了。当天气又变温暖的时候，盖在他身上的冰雪就会融化，也许，一个像套娃一样有着红扑扑的脸颊的俄国姑娘会亲吻他，将他唤醒，于是他和这个女孩一起开始崭新的生活，他们会生一个叫尤里或者伊莲娜的孩子，他们会在一栋达恰(28)里面过年，有时候在壁炉前，他会产生一种奇怪得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感觉。“你在想什么呢？”那个套娃一样的姑娘会这么问他。“我好像忘了什么事情，确切点说，我可能忘了什么人，”他会这么回答她，“但我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
早晨出门时，我戴了一顶赫塔织的羊毛帽子。接着我上了车，巴士穿过堆满积雪的道路来到克劳森多夫，我与其他年轻的德国姑娘一起在那里参加食堂的仪式，我们这些忠实的信徒准备接受舌头上并没有办法救赎我们的圣餐。
又或者许多年之后，我会收到一封来自俄国的信。格雷戈尔·绍尔的尸体已经在一个群葬墓堆中发现。他们怎么能确定那就是他呢？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弄错？但我们会相信的，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已经进入12月了，战争开始之后，尤其是当格雷戈尔离开之后，圣诞节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欢乐气氛。但今年不一样，我像小时候那样不耐烦地等待着圣诞节到来。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圣诞节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