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为什么不直接在地板上爬？我悄无声息地往前挪动，尽量不发出任何噪音，以免引起门外守卫的注意——我在厨房里飞速拿起了两瓶牛奶。当我带上它们离开时，我感到我皮肤下的神经一抽一抽的。总之我很满意我的大胆行为，我也并不太相信克鲁梅尔会发现少了两瓶甚至四瓶牛奶，或者至少我愿意相信他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厨房里进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清点过，而且他肯定列过清单，但是他怎么就能马上想到我呢？还有这么多帮厨在呢，也可能是他们拿走的呀。
午饭后我在厨房里面剥他留给我的一堆豆子。西奥多拉提出来要帮助我，在她看来厨房是她的领地，她看不惯我在没有她的时候也能胜任工作。我告诉她没有这个必要，况且克鲁梅尔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听她说，他和他的帮厨们一起去火车站拿军需品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里。
排队的时候，高个子守卫走到我的面前打开了我的包。
“我其实不应该和你讲这些的，我真是太八卦了。”克鲁梅尔哑然失笑，“但是你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的，对吗？”
他原本并不想检查我的，谁知我的包的搭扣松了，两个玻璃瓶因此冒了出来。西奥多拉说：“嚯，露出尾巴来了吧。”高个子守卫马上转身让她住嘴：“我可不想听见苍蝇乱飞。”我的所有同伴都惊恐万分，如临大敌。
就连元首也在和自己的消化问题做斗争，克鲁梅尔曾经抱怨元首的饮食已经严格按照健康标准执行了，但是元首还在额外服用莫雷尔教授给他开的益生菌(25)。最近，连他的这位私人医生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治疗他了。医生试图开一些消炎药片，可是患者每天居然要吃十五六片。希特勒的确设计了一个防止被敌人毒害的复杂系统，但是他毫无节制地依赖药片，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有人去狼穴喊厨师了，党卫军们让我们站在长廊里等。厨师终于来了，当他站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更瘦更虚弱了。
“如果人类真的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我的丈夫写道，“你相信上帝会发明一些像粪便这样粗俗的东西吗？他就不会想另外一种不令人厌恶的消化方法吗？粪便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发明啊。要么上帝实在是太乖僻了，要么他就根本不存在。”
“牛奶是我给她的。”他说道。
还有一个叫莱因哈德的战友，他什么都怕，连看见虱子都会吓得跳到格雷戈尔的身上，就像三岁的孩子紧紧抱着父亲一样。我默默腹诽他是个胆小鬼(24)。我在柏林接到的格雷戈尔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他觉得粪便即上帝不存在的证明。在工作室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格雷戈尔是一个特别喜欢说一些挑战性话题的人。但是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真是闻所未闻。“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经常腹泻，”他写道，“有的是因为食物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严酷的天气，还有的是因为担惊受怕。”莱因哈德在一次战斗中拉了一身。这可和当天的作战计划完全不同，而莱茵哈德面临的就是降级的悲剧。
我感到我的小腹一阵疼痛，这不是被一个孩子踢了一脚的感觉，而是感觉连上帝都从天堂坠落了。
格雷戈尔的一位战友曾经是一名画家，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两根指骨，而且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画画。画家公平地憎恨纳粹和犹太人。而对于那些热切的纳粹党来说，他们一点都不关心犹太人的死活，他们确信希特勒根本不会担心得睡不着觉，他们说，因为元首不允许，所以柏林永远不会遭到轰炸。然而我父母的房子被炸弹炸毁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足以毁掉他们的这种笃定。有个士兵说，希特勒已经计算好了一切。我丈夫与他在同一个支队，所以听见了他的这番话。在战争中，虽然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但是他感受到他是属于一个群体的，他的每一个战友都是他的投射物，一面镜子照出了无数个自己。是他们，不是我，与他生死与共。
“这只是我对她在厨房里工作的小小回报而已。罗莎·绍尔在厨房帮工没有工钱，你们只付了她试毒的工钱。帮厨们都回来后，她还一直留下来帮忙，所以我觉得奖励她也没错。我想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吧。”
一开始他曾写信告诉我，和陌生人睡在一起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每个人都有武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开枪打死他，或许只是因为打牌引起的争执，因为一个太过真实的噩梦，因为行军途中的一场误会。他不信任他们，格雷戈尔只信任我。但现在他已经开始喜欢他的同伴了，他为自己曾经的那些想法感到羞愧。
我的肚子又是一阵抽痛。没有人值得他这么做，我又何德何能？
我幻想着他在战壕中快速地移动，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一团蒸气。“这世界上有两个不明白俄国到底有多冷的人，”他曾在信中写道，“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是谁，出于谨慎他没有提。当我问起他们军队的行动时，他告诉我，这是军事机密，不能说。也许这只是为了不让我担心而找的一个借口罢了，也许他正在火堆前用餐，每个士兵的膝盖上都放着肉罐头，他们的制服已经变得越来越宽，因为每个人都消瘦了许多。我知道，格雷戈尔一定不会埋怨吃得不好，这样他的同伴就不会认为他是个负担。相反，他总是需要有一种别人都依靠着他的感觉，这样他才能觉得自己是坚强的。
“如果您坚持这么说，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下一次请不要这么做了。”高个子瞥了一眼西奥多拉。西奥多拉正盯着我看，她没有向我道歉的意思，而是一脸鄙夷。
但是，他抛下了他的职责，他有了更重要的事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对我说道，抚摸着我的太阳穴、我的脸颊、我的嘴唇，并试图像往常一样，将他的手指塞进我的嘴巴。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他信任我，我相信他爱我，我爱他，我们做爱——但是我牙关紧闭，他只得把手从我的嘴里抽出来。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另一个守卫说。他指什么？给罗莎·绍尔喂食就到此为止吧；监视罗莎·绍尔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还是，我的老天，罗莎·绍尔，你别再像个筛子一样抖个不停了，到此为止吧。“快点！往前走！”
我似乎是在遇见他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也可以获得幸福，我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就像命运。然而命运却是那般耀眼和饱满，而且，这是我的命运，是格雷戈尔带给我的幸福，就好像幸福是这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是他的使命。
我的耳朵烧得发烫，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就像干涸的地面上一下子注满了水。只要我不眨眼睛，它们就会藏在我的眼窝里慢慢蒸发，即使在巴士上，我也没有掉下一滴泪。
他离开我的那个早晨，我在卧室的门槛上摔倒了，额头撞上了门框。“你怎么样？”我没有回答。
奥古斯丁没有向我递来她的帆布包，两个玻璃瓶一直随着我回到了家。车刚开走我就把牛奶都倒在了地上。
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掏出格雷戈尔写给我的所有的信。我一封接一封地重读着，就好像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假装他就在我旁边一样。日历上钢笔标记的十字告诉我，我的梦很快就会成真。
这是给她们的孩子准备的牛奶？不，这是给希特勒准备的牛奶，我怎么好意思浪费由钙、铁、维生素、蛋白质、糖和氨基酸组成的贵重浓缩物呢？克鲁梅尔给我们的书里写道，牛奶中的脂肪不同于其他脂肪，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使身体迅速而有效地利用它。我应该把瓶子放在阴凉的酒窖里面，邀请奥古斯丁、海克和贝雅特过来。拿着吧，亲爱的，这是最后两升牛奶了。真是很抱歉，这活儿我没能干下去。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不是吗？可是我更愿意在赫塔的厨房里面用茶水去招待她们。怎样才能交上朋友呢？她们让我替她们偷东西。
我被他逗笑了。他停了下来，靠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上，慢慢把我拉向他。我把脸埋在他的羊毛衫里，止住了笑。我抬起头看着橱窗中贴着的肖像：他头上的光晕是黄色的，明明已经把犹太商人都赶走了，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凶狠。我们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亲吻。阿道夫·希特勒祝福了我们的爱情。
其实我可以把瓶子交给赫塔和约瑟夫，向他们隐瞒我是用什么方法拿到牛奶的。克鲁梅尔是如此慷慨，他真的特别喜爱我。喏，喝吧，新鲜的牛奶充满营养，都是我应得的。
他反问我：“哦，那要是我把你开除了，我就可以吻你了吗？”
然而我在这里弯着腰，呆呆地看着它们滴溅在石子路上。我想挥霍它们，没有人配喝这些牛奶，我不想把这牛奶给海克、贝雅特或奥古斯丁的孩子，我不想把牛奶让给任何一个不是我的孩子的孩子。我毫无悔意。
我问他：“难道你不觉得秘书和老板这样的爱情故事太老套了吗？”
直到瓶子全部都倒空，我才抬起头，看见赫塔站在窗边。我用手背擦了擦脸。
当格雷戈尔陪着我在菩提树下大街(23)散步的时候，他显得尤其高大。道路两旁的椴树都不见了踪影：那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想要看清阅兵式中的元首，所以两旁的椴树都被砍去了。我将将够得到格雷戈尔的肩膀，在整个散步的过程中他都牵着我的手。
第二天早晨，我鼓足勇气又打开了厨房的门：“我来帮忙剥豆子了。”我这么说道。我仔细练习了句子，尤其是语气的部分，轻松又不过分，如果仔细听，还带有一点点乞求的意思。但每个单词都是逐字念出来的。
安妮·朗汉斯收留了我。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小保利娜睡在我们中间，有时候我会假装认为她是我从未有过的孩子，她的呼吸声让我感到安慰，它现在已经比我母亲的呼吸声更让我熟悉了。我相信，有一天格雷戈尔会从战场上回来，我们会把家里的水管重新修好，然后我们会生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在睡梦中，他们会像保利娜一样张开嘴巴缓慢地呼吸。
克鲁梅尔背对着我：“谢谢，这儿不再需要帮忙了。”
轰炸结束后，我安葬了妈妈的遗体。而我进了好多间空无一人的房子，翻找出橱柜里能吃的东西，狼吞虎咽，并且偷走了所有我能够拿走的杯子和茶壶，把它们与妈妈曾放在玻璃展示柜里的一套瓷器一起在黑市上卖了。
角落里的木箱子都空了，堆叠在一起。冰箱在另一角，我已没有任何勇气朝那儿看了。我只能盯着自己的手指甲，看到它们因为这几天的劳动变得发黄了。如今什么都结束了，它们会回到以前的样子，重新变回秘书的指甲。
不登格斯爆炸之后，我又上楼去了我们的房间。屋子全被淹了，水管被炸坏了，所以水没过了膝盖。我打开了床垫上放着的行李箱，在一堆衣服中找到了一本相册，它没有被弄湿。我又打开了妈妈的那只箱子，嗅着她的衣服。它们闻起来就像我的一样，现在她已经去世了，而我还活着。我是这个味道的接管者了，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更不适了。我在她的行李箱里找到了一张弗朗茨的照片，那是1938年他到美国几个月之后寄过来的。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的弟弟。这些相册里面没有我的照片，如果早知道要流离失所，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拍一张照片的。妈妈一定会这么做的，只是现在她已经死了。
我朝克鲁梅尔靠近些：“谢谢您，我请求您的原谅。”这句话我没有带一点修饰，只是说出口时才发现有些断断续续的。
我们的行李一直都是准备好的，就是为了发生意外时可以立刻逃走。
“请你不要再让我在我的厨房里看见你了。”他说着转过了身。
自从来到格罗斯-帕特斯奇，我就患上了失眠症。其实，在柏林的地窖里和老鼠为伍的时候，我就开始难以入睡。霍勒先生说，当我们把猫和麻雀都吃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们也吃了。它们的消亡得不到任何值得纪念的荣耀。霍勒先生还说过，他一紧张，肠胃里就翻江倒海，而如果他退到我们放着木桶的角落里，他就只能在那里留下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了。
我没有勇气去看他的眼睛。
我躺在格雷戈尔的床上仔细端详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从床头柜上的镜框里抽出来的。照片中的格雷戈尔四五岁，我看不出他具体的年龄，他穿着厚厚的雪地靴，眼睛因为太阳光而半眯着。
我垂下了头，又抬起来，告诉他我会遵守的，然后就出去了。我忘了跟他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