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使得帮厨们擦拭过的大理石架闪闪发亮。
“为什么，罗莎，难道我们就活该？”
“苏联迟早要屈服的，你就等着吧。”克鲁梅尔说道。
“但这不公平，我不该让他受损失。”
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他已经把帮厨们都派出去卸载刚运到狼穴火车站的粮草了。他告诉助手们他一会儿就去，因为我让他给我解释一个他让我们读的书里的问题，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理由拖住他了。等他解释完，当老师的体验会让他很满意，这样我就可以问他要两瓶牛奶，虽然克鲁梅尔从来没有给过我牛奶，虽然我这样做会显得既粗鲁又没有教养。以前我是得到奖励，现在我是直接开口要东西。可是，我该怎么解释这些牛奶要给谁呢？我没有孩子啊，我从来不需要给人喂奶啊。
“那又不是他的东西，你又不是偷他的东西。”
克鲁梅尔坐着和我聊天。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像往常一样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淹没了我。他提到那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挫败让所有人都士气低落。
“你疯了吗？我不能这么做。”
“他们牺牲是为了让德国能够继续活下去。”
“你去偷点吧。”奥古斯丁说，“走进厨房和厨师聊天，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你可以跟他讲讲柏林的事情啊，说说你上班的事，或者随便编点什么东西，只要他把头转到别的方向，你就把牛奶拿过来。”
“元首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这样做会有毒死孩子的危险，我们两个当然可能一起死掉，但我们也可能都活下来。他粉状的骨头和柔软的肌肉都会由希特勒的食物供养。他会是帝国的孩子，甚至在称他是我的孩子之前，他先是帝国的孩子。更何况，人生下来就是背负了原罪的。
“而我相信他，难道你不相信吗？”
如果我怀孕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可以吸收食堂饭菜里的营养。孕妇并不是一个好的实验品，甚至可能会破坏这个实验。但是党卫军不会知道的，至少，只要我不去检查或者不显怀，我就能一直在食堂里吃饭。
除非我不想要我的特别待遇了，否则我不能激怒他。我只能不确定地点了点头。
或许这个圣诞节在赫塔和约瑟夫的帮助之下，我可以说服他。
“我们会赢的，这是真理。”
德国人都喜欢孩子，元首在游行的时候也会抚摸孩子们的脸颊，并敦促女人们生更多的孩子。格雷戈尔虽然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德国人，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被这种思想影响，他说把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要判这个人死刑。但战争会结束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不是战争的问题，”他回答我说，“这就是人生啊，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会死的。”“你的状态不对，”我指责他，“你自从参了军就变得很沮丧。”他为此生了我的气。
他跟我讲，希特勒晚上会对着一面挂着苏联国旗的墙壁就餐，那面国旗是他在巴巴罗莎计划(20)开始时缴获的。在那个房间里他向客人们展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而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低估了它。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苏联人有多么阴暗诡谲、神秘莫测、令人不安，就像瓦格纳作品里面的那艘幽灵之船(21)一样吗？只有像他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才能成功地击沉这艘船，即使要追到世界末日(22)，他也在所不惜。
我没有孩子。每次我跟我丈夫提起，他都告诉我，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他要去参加战争，我没办法一个人抚养孩子。他在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的时候就离开了家。我一个人生活在没有格雷戈尔的公寓里面，家具是从旧货店买来的。我们喜欢周六的时候去旧货店。有的时候只是为了去趟附近的面包房吃早饭。那里有肉桂蜗牛小包(19)和加了罂粟种子的苹果馅饼。我们直接拿着袋子吃早餐，一边走路，一边每人吃一口。谁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他也没有孩子地生活在一个满是旧物的公寓里。
“只有他可以。”克鲁梅尔看了眼手表，说道：“哎，我得走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天早晨克鲁梅尔告诉我们，生病的帮厨们都回来了，他不需要我们两个人帮忙了。我向奥古斯丁和其他几个被选出来做代表的人解释了这件事情，但是海克和贝雅特并不甘心。“这不公平，你享受了额外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我们还有孩子呢，你有什么？”
我想问您要一些牛奶，为了几个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不，不用了。谢谢。不过我能做什么帮您、报答您吗？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好，奥古斯丁。我明天试着问问他。”
“你真贴心。有一个忙你可以帮我，这里有好几千克的豆子需要去皮，你可以先做起来吗？我负责告诉那些看守在我们回来前你会一直留在厨房里。”
在学校里或者在工作中，在每一个你必须待很长时间的地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被胁迫成为某些人的朋友。
他让我一个人待在他的厨房里，我是有可能在食物里下毒的，但是克鲁梅尔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我是希特勒的试毒员啊，我和他是一个团队的，我和他一样是柏林人，他十分地信任我。
如何能成为朋友呢？现在我明白了她们的意思。我甚至可以说，我这些伙伴的面孔似乎已经与我第一天看到的不同了。
排队上巴士时，我把包紧紧地贴在肚子上，我相信我听见了玻璃瓶的晃动声，我试着用手去捂住它们。我走得很慢，但也不能太明显，否则会被党卫军发现。艾尔弗里德就在我的后面，她总是习惯排在我的后面，我们永远都是走在最后的两个人。我们不是懒散，只是还没有办法适应。尽管我们已经愿意遵守规矩，但是适应的过程仍困难重重，就像不兼容的材料或者尺寸不匹配的两片东西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堡垒，找到方法去适应环境。
但她们的工资也比普通工人的高啊。这根本不是她们孩子需不需要的问题，这是她们在给自己讨公道呢。奥古斯丁会这么辩解的。如果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一定会反问：“既然你能拿，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拿呢？”“那你去问西奥多拉拿呀。”我真想挑衅。可她也一定知道西奥多拉会毫不客气地拒绝她的。出于什么原因，她觉得我会接受她的条件呢？我不是她的朋友，但是她察觉到了我对获得认同的焦虑，她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
她的呼气声萦绕在我的脑后：“喂，柏林人，你是卡住了吗？”
“这对我们来说可不够，我们想要牛奶，至少几瓶吧，我们的孩子需要喝牛奶。”
“不许说话。”一个看守心不在焉地说。
“你从这里面拿吧。”我把包递给她。
我隔着包紧紧抓住瓶子继续慢慢走，注意不让它们发出一点声响。
“你也不想自私吧。既然他对你这么好，你让他多给你一些呗。”
“我还以为你明白了什么叫‘不要多管闲事’。”艾尔弗里德的呼气声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我们”？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试毒员中从来没有团结一致的说法，我们是漂浮和碰撞的板块，一会儿漂得近些，一会儿又漂远了。
我看见那个高个子已经不急不缓地朝我走过来了。他一靠近我就对我仔细打量。我仍然走在其他女人后面，他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的手松开了皮包。我以为玻璃瓶碰撞的声音会响起，但是我放对了位置，它们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包里。我做到了。
“那好，我们也要。”
“又看见你们聊天了。”
“是的。”
艾尔弗里德停了下来。
现在她跷着二郎腿坐在我边上，一只膝盖顶着前排的座位：“从几天前开始，厨师就给你额外的报酬让你带回家。”
高个子守卫也拦下了艾尔弗里德：“我上次警告过你们吧，要是再被我抓到，我可要从你们这儿捞点好处了。”
几个星期前，她曾经说，元首有时不够理性，他都是在凭本能干事情。“对对，他用的是大脑。”格特鲁德一边用牙齿交叉咬着两个发钗，一边附和着，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跟自己朋友说的话矛盾了，“你知道他们瞒了他多少东西吗？”格特鲁德终于把发钗紧紧插进一侧编起的辫子之后继续说，“他并不知道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所以这并不总是他的错。”而奥古斯丁听完她的这番言论，做了一个朝她吐口水的动作。
冰冷的玻璃瓶直贴着我的胯骨，他只要不经意打开我的包就会发现我的秘密。但是他放开了我的胳膊，用食指和拇指合上我的下巴，俯身朝我看来，我吓得下巴直打战，不断用目光找着艾尔弗里德。
西奥多拉回过头来，这是她对奥古斯丁嘶哑声音的本能反应。
“你今天闻起来像颗西兰花啊，真遗憾，看来我得下次再找你讨好处了。”高个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了很久，根本没考虑到他的同僚们都站在他的后面。等他们一同调笑的兴致淡去，高个子才说道：“瞧把你吓的，我就是开个玩笑。我们在里面时对你们不也挺好的吗？你还要怎么样啊？”
“它里面有东西吗？回答我。”
交易是在巴士上偷偷进行的。奥古斯丁带来了一个小帆布包。我的下巴仍然在不住地颤抖，我的脸颊里面有一条神经在不停地拉扯。
我们自发地分成了好几个小组。也不是说每个小组里面的人真的多么互相喜爱，就像地球的板块移动不可避免一样，我们只是单纯地和一些人更加亲密，对有些人敬而远之。对我来说，莱妮每次眨眼睛需要保护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肩负着保护她的责任。还有艾尔弗里德这个把我推进厕所的女孩。从她的举动中，我推断出她和我有同样的恐惧，那是她接触人的一种方式。亲密，对的。也许高个子没有说错，艾尔弗里德曾经试图挑起战争，但就像男孩子们一样，只有通过打一架才能清楚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的剑拔弩张最后被看守的介入打破了，所以我们的战斗悬而未决，她和我之间产生的这种磁场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彼此。
“你做得很好，很慷慨。”她对我露出感激的笑容，看上去很真诚。
所有人都扭头看着我们，不仅仅是莱妮，贝雅特和艾尔弗里德也转过头来。只有“洗脑党”们没有，她们坐在最前面，就在司机的后面。
如何能成为朋友呢？
“你的包里装了东西。”她说。
我们和他们。这是奥古斯丁放在我面前的解释。我们是受害者，是年轻而别无选择的女人；他们是敌人，是滥用职权的居上位者。奥古斯丁的意思是，克鲁梅尔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个纳粹党。而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
外面天已经黑了，莱妮困惑地看了看我，站了起来，坐到一个空位上。于是奥古斯丁占据了我边上的那个位置。
唯一没有给我笑脸的人就是艾尔弗里德，她把视线投向窗外正连续展开的一望无垠的田野，还有干草房。我每天都会乘坐巴士，途经八公里回到格罗斯-帕特斯奇，那里，是我的避风港。
奥古斯丁飞速地穿过巴士的过道，她深色裙子的下摆好像泡沫一样飞舞起来。她把手放在莱妮的背后触摸着她的头发，然后说：“我们换个位置吧，就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