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对我们做什么都是我们应得的。”我说道。
后来他渐渐沉入梦乡，我仍然醒着。
西奥多拉一脸鄙视地看着我，继而无视我。她的鄙夷让我心情更加低落了。为了她忧郁并不值，她不是那个我想要与之分享内心的人。实际上，我和别人也没什么好分享的。即使是同奥古斯丁，即使她逗我“你冒犯了你的新朋友吗？”。我也不会和莱妮分享，她总是毫不吝啬地在我面前赞美食物，就好像是我弄出了这一桌佳肴。我和这些女人没有一点可以分享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她们在一起。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希特勒的试毒员。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很久，无法入睡。格雷戈尔抱住了我：“对不起，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事情的。你不该听到这些事情的。这种事情谁又需要知道呢？”
尽管这样，“洗脑党”对我的敌意还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在厨房里比平常更笨拙了。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烧到了手腕，立刻尖叫起来。
“对，那些被许诺有一片面包吃或者被多余的肉汤所诱惑的苏联人，”他一边关灯一边说道，“如果他们也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那会很可怕的。”
在我烧伤皮肤的可怖情景之下，西奥多拉突然放弃了对我的不闻不问，她一把抓过我的手臂，打开了水龙头。“先用冷水冲一下。”在其他厨师还埋头于他们的活计的时候，她削了一块土豆，用抹布擦干我的手，在伤口上敷了一片土豆。“疼痛会慢慢减轻的，你能感觉到。”她如母亲一般的照顾使我软化了。
“在他们自己人的监视之下？”
我一只手按着手腕上的土豆片，站在厨房的一角。我看见克鲁梅尔朝汤里扔了一种食材后一个人窃笑。他注意到了我惊奇的眼光，用食指在嘴边比了比：“完全不吃肉是不健康的。你也学到这个知识了，对吧？还是我给你的书里写的呢，不是吗？大老板完全不听我和他讲道理，所以我就偷偷地把猪油放进汤里。你不知道他发现后会多么生气吧？但他基本上不可能发现得了。”他开始捧腹大笑，“只要他觉得自己变胖了，我就没法劝他吃下任何东西。”
“因为德国人对苏联的战俘和对其他人不一样。英国和法国的战俘都可以接受红十字会的帮助，甚至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去踢球。但是苏联人的战俘要在他们自己人的监视下挖战壕。”
西奥多拉本来正在往碗里倒面粉，听到这话，她向我们走近了一些。
“你为什么这么想？”
“相信我，他一口都不吃。”厨师一边瞥了一眼西奥多拉，一边跟我说，“奶渣拌意大利面？多好消化啊……虽然他一点都不想吃。巴伐利亚苹果蛋糕，他的最爱：你们想一想，上一次的会议结束之后，每天晚茶我都会给他上这道点心，但是我发誓，如果他要节食的话，他一块都不会吃的，两周之内他就能瘦七千克。”
有一天晚上，我们裹在被子里，他跟我说：“如果俄国人来了，他们不会对我们有任何怜悯。”
“什么是晚茶？”“洗脑党”问。
有时候他会跟我讲前线的故事，比如说“早安音乐会”，红军用爆炸袭击了音乐会，起这个名字，旨在让德国人从梦里醒过来。
“就是晚上和朋友的小聚会。元首会喝点茶或者热巧克力，他可少不了巧克力啊。至于其他人，灌杜松子酒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也不喜欢他们喝酒，只能说他是在忍受他们吧。只有一次对霍夫曼——那个摄影师，他特别不高兴，喊人家‘大醉汉’。但总的来说，头儿不在乎。他一向爱闭着眼睛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7)，他总是说：‘如果我立刻死掉，我希望它成为我耳朵里最后听到的声音。’”
我还记得格雷戈尔在我们奥特美斯维格家的客厅里，从我们在旧货店买的扶手椅上站起来的场景。他走向窗口，叹了一口气说：“俄国人的时间。”他向我解释，这是德军的一种形容词，意指即使在最严峻的气候条件之下，俄国人还在攻击，“他们什么苦都能吃。”
西奥多拉已经听得入了迷，我从手腕上取下土豆片，红肿已经蔓延开来。我希望她能大叫一声赶到我的面前，把土豆片重新放回它该在的位置，并让我紧紧地按住那里，不要自作主张。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妈妈。
“不，我没有听说过。”
但是“洗脑党”显然已经被克鲁梅尔的故事深深吸引，她再也不关注我了。从厨师谈论希特勒的方式来看，很明显他十分关心希特勒，理所当然，他对我们、对我也是很关心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随时为元首去死的人了。每一天我们的盘子——我们十个人的盘子——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也变相表明了元首还活着。永生的承诺是不存在的：每个月的两百马克就是对我们的补偿。
“还是不要去想了，如果俄国人赢了，我们要么死，要么被奴役，男人们都会被赶到西伯利亚的苔原，你听说过吗？”
钱是在几天前的晚上装在信封里，在出口处给我们的，我们都把信封塞进了口袋或钱包里，不敢在巴士上打开它。我在房间里关上门数了一下钱，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比我在柏林的工资还要高。
“我希望那不是世界末日。”我冒着险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赢得这场战争。”
我把土豆片扔进了垃圾桶里。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人来了，就没有办法了。”她说，“我们什么餐馆也开不成，那就是世界末日了。”鱼儿停了下来，游不动了，她的眼睛突然就像千年的化石一样，数不清有多少岁。她多大岁数了？
“头儿说，如果吃肉或者喝酒的话，他就会出汗。我告诉过他，他出汗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辛苦、太激动了，”克鲁梅尔一说起元首就没完，“‘看看那些马儿，’他这么跟我说，‘看看那些牛，它们是食草动物，强壮，耐力也够。再看看狗，只要跑一小会儿，它们的舌头就耷拉下来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她相信她已经是这个团队里面表现良好的成员了，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她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我的存在。我也是这个团队的帮手，但是由于我在厨房的无能，我显然只算是她的手下罢了。于是她向我讲起她父母的小餐馆，那是一家小馆子，不到十张桌子：“但是那里很迷人，你应该去看一看的。”战争迫使他们关闭了餐馆。她一直计划着等战争结束就重新开业，并且扩大餐馆的规模。她两边眼角的皱纹看起来像两条小鱼的鳍外部线条。开餐厅的梦让她充满活力，她眉飞色舞地讲着，鱼鳍也在她的脸上闪烁。我觉得我几乎可以预见它们跳起来，抛物线般落入装满沸水的锅子。
“这倒是真的，”西奥多拉赞同道，“我从没这么想过呢。他说得可真有道理。”
他给了我们一人一条围裙和一大盒蔬菜。我在大水槽里面冲洗蔬菜，西奥多拉则负责把它们切成方形或者圆形。除了有时候菜上还沾了泥土，或者我不小心在地板上弄出了泥点，她会因此责备我之外，她一整天都不会和我说上一句话。作为一名打杂的临时工，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窥视其他助手，站在他们后面，阻碍他们的行动。“你快让开！”克鲁梅尔在几乎要被她绊倒时命令道。西奥多拉向他道了歉，但是又解释道：“工作是靠机灵抢过来的。我几乎不能相信可以和您这样重要的厨师在一起并肩工作呢。”“并肩工作？我告诉过你，快让开！”
“好吧，他是不是有道理我不知道。他还说过他受不了屠宰场杀牲畜的场景，太残酷了。”现在，克鲁梅尔只对着西奥多拉一个人说话了。
一个理想的德国母亲、德国妻子和德国家庭主妇，是会用一切去捍卫自己的。正因为西奥多拉是有资格的代表，所以她被批准与克鲁梅尔谈话。她告诉厨师，战前她的家庭就经营着一家餐厅，她在厨房方面是有经验的，她可以证明。厨师同意了。
我从一个大篮子里拿出了一块面包，把面包皮从上面掰下来。
看到他的选择，“洗脑党”的那些姑娘都气歪了鼻子，要说谁最有资格进厨房，应该是她们吧，她们是完美的家庭主妇啊。有一次，我听见格特鲁德跟她的姐妹说：“你看到那篇报道了吗？那个年轻的女人进了一家犹太人的商店，然后马上就被囚禁起来了。”“没有，在哪儿发生的？”扎比内问她。格特鲁德自顾自地继续说：“那女人发现商店后面有一条地下通道，她从那里经过时，店主联合了其他犹太人，把她带到犹太教堂里轮奸了。”扎比内惊恐地闭上了眼睛，就好像她正目睹整个过程一样。“是真的吗，格蒂(15)？”“当然啦，”她的姐妹重申道，“在把女人献祭之前，犹太人总会先强奸她。”“你是在《先锋报》(16)里读到这则消息的吗？”西奥多拉问她。“你只要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就行了。”格特鲁德回答。“现在我们这些家庭妇女就算是去商店买个东西也不安全了。”“这倒是真的，”西奥多拉说，“幸好那些商店已经关门了。”
“有一次在晚餐的时候，头儿告诉他的客人，他曾经在一家屠宰场里面待过。他还记得胶鞋踩在新鲜血液上那种搅动的感觉。你想想，可怜的迪特里希(18)听完不得不放弃吃那盘肉……他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
一个星期二，两个帮厨因为发烧没有来，克鲁梅尔来到食堂请我帮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找我，也许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研究了所有那些很快就被其他人厌倦的营养书，又或许是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来自柏林。
“洗脑党”笑得十分开心，而我揉捏着面包，直到把它们捏出了各式各样的形状：有圆圈样的，有麻花样的，还有花瓣样的。克鲁梅尔责备我浪费粮食。
我们从来不被允许进入厨房，他也只在有事情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才会走出来，或者在警卫向他报告情况的时候。比如，海克指出当天水的味道有点奇怪，接着贝雅特也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女人们会接二连三地跳起来，头疼啦，恶心啦，反胃啦，痛苦啦之类的。这可是圣涛乐矿泉水(14)啊，元首的最爱！他可是把它叫作“幸福之水”的，怎么会喝了不适呢？
“我可是为了您才做的呢，”我说，“它们就像您一样呀，面包屑大人。”
他也是柏林人，最初在米托帕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参与卧铺车厢和餐饮车厢管理的欧洲公司。1937年他被元首雇用，负责他专列中的饮食。专列设有轻型防空炮，能够对低空攻击做出迅速的反应，而且拥有典雅的套房。克鲁梅尔说，希特勒曾开玩笑地把他的专列称作“狂热的帝国总理酒店”。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时候，这辆专列的代号就叫作“美国”。后来它就被降级成了“勃兰登堡”，这个名字在我听来就没有那么豪迈了，但我不会告诉克鲁梅尔。现在，元首在狼穴长居，克鲁梅尔每天要煮两百多份，同时也“呵护”着我们这些试毒员。
他搅动菜汤，不再理我，并让西奥多拉去检查烤箱里的萝卜有没有熟。
烤面包片又脆又香，我细细品尝着这份工作的特权带来的美味。克鲁梅尔十分满意，随着认识他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他对自己厨师的职业由衷地自豪。
“这里的所有事情都在浪费，”我接着说道，“我们这些女人在这儿就是浪费。这么严密的检查机制下谁能毒死他？太荒谬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欢笑。
“你什么时候成了检查机制方面的专家？”“洗脑党”问道，“还是说你是军事战略家呀？”
我们艰难地止住了笑声。“守点规矩！”高个子喊道，我们的欢乐逐渐稀释。
“你们都别说了。”克鲁梅尔警告我们。他就像夹在两个吵架的女儿中间的父亲一样无奈。
“你们笑什么笑？”他们的手指在枪套上面画着，“到底怎么了？”有一个看守直接用手砸了桌子一拳。“还要我让你们停下来吗？”
“我们来之前他是怎么做的呢？难道他以前就不怕会被毒死吗？”
艾尔弗里德的鼻子里却传出了一种声音，那是笑声。我可从来没有听过艾尔弗里德笑，这种意外惊喜让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倒是想控制自己，可艾尔弗里德的声音一传到我耳朵里，我就忍不住爆发出了笑声。“喂，你这个柏林人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啊？”她冲我不满道。但是，我听见整个食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憋笑声和抽气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大家都爆发了，在党卫军怀疑的目光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看守进来了，他让我们回到餐桌那儿。面包渣被留在大理石架子上，渐渐变干。
“那当然啦，反正在前线什么食材都有。”奥古斯丁又发出了啧啧声，“黄油啊，蜂蜜啊，酵母啊，他直接在那儿就可以生产了。嗯，还汗流浃背的呢。”还好看守们都没有听见她说什么，克鲁梅尔也已经和助手们一起回后厨了。
第二天，当我被厨房伙计们无可挑剔的工作配合以及“洗脑党”的勤奋专注包围时，克鲁梅尔给了我们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他悄悄地给了我和西奥多拉一些水果和奶酪。他亲手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我以前在柏林时拎着去上班的皮包里。“为什么？”我问他。“这是你应得的。”他对我说。
一天早晨，克鲁梅尔向我们宣布，他会好好呵护我们。他就直接这么说了——呵护。我们这些人可再也不相信什么“呵护”了。他说，过会儿要给我们尝一下他做的脆面包片。他刚才为了给他的上司一个惊喜，特意去烤了一些。他说道：“元首可喜欢吃脆面包片了，打仗的时候他还在战壕里做过呢。”
我全都带回了家。当赫塔发现克鲁梅尔给我的东西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多亏了我，晚上她才吃到了好东西。多亏了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