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到访之后，约瑟夫决定，除了母鸡之外，卖掉所有动物，于是格雷戈尔去了柏林。
“我是老了，”他反驳道，“但也没那么老。”说着他又朝前走，“有一个教授来找我们，他和我还有赫塔坐在桌子旁。他告诉我们，格雷戈尔非常优秀，不去柏林学习可惜了。怎么说呢，看到一个陌生人比我更了解我的儿子，让我像被雷劈了一样。我心里有怨气，所以我对那个教授也不怎么礼貌。但是后来在马厩里面，赫塔和我讲了讲道理。我突然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白痴。”
“格雷戈尔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直很努力，他终于有了一份出色的职业。”
“您不太舒服吗？您松开手吧，我来推车。”
我仿佛看见格雷戈尔在书房里的样子。他摇摇晃晃地坐在椅子上摆弄着制图仪：他用尺子不停地在纸上移动，时不时用铅笔挠挠自己的后背。我很喜欢在他工作的时候偷窥他。我喜欢看他忘记周围的环境，也忘记我的存在的样子。我真想知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这样。
“他不会这么做的。”约瑟夫停下了手推车。他皱了皱脸，揉揉自己的背。
“真希望他没有去参加战争……”约瑟夫又一次停下了脚步，但这次不是为了揉背。他目光向前没有说话，好像他需要再次审视一下整件事情。他为他的儿子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这么做还不够。
“那后来呢？”格雷戈尔从没告诉过我他这段历史，“他没有离家出走吗？”
我们在安静中整理好了干草房里的木材。这不是一种悲伤的安静，我们经常谈论格雷戈尔，因为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全部。但每次谈完他后我们就必须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们吵了一架，”约瑟夫向我坦白，“我不明白，我很生气。我向他赌咒说我永远不会放他离开。我不会允许的。”
我们刚进屋，赫塔就告诉我们牛奶已经都喝完了。我告诉她，第二天下午我会自己去拿牛奶，我现在已经认路了。
当格雷戈尔告诉他们他希望去柏林读书的时候，他的爸爸很失望，这个意外得来的孩子不仅一下子长大了，现在甚至决定抛弃他们了。
我还没有看到那些手拿着空瓶子排队的女人，粪便的味道就已经向我证实我已到了取牛奶的地方。我带了一个装满蔬菜的篮子，用来换牛奶。
一个星期天，我和约瑟夫一起到树林里面去收集木材。我们在树林间欢快地吹着口哨，用独轮车运输原木和树枝，把它们堆放在曾经的动物饲料架上。格雷戈尔的祖父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他们饲养奶牛和耕牛，就像他的曾祖父母做的那样。后来约瑟夫把一切都卖了，供格雷戈尔去学习，自己则在米尔登哈根城堡里找了一份园丁的工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儿子问他。“哎，反正我们也老了，”他回答道，“只需要一点钱就可以过日子。”格雷戈尔没有兄弟姐妹，他的母亲曾经生下过另外两个孩子，但是他们都夭折了，他甚至都没有见过他们。他是意外出生的，本来他的父母都认了命，准备孤独终老了。
奶牛的哞声在乡间响起，那是求助声，和空袭警报一样绝望，我是唯一一个因此激动的人。其他的妇女排着队慢慢向前，有的聊着天，有的默默抓着孩子的手，如果他们走远了，就把他们喊回来。
德国人都喜爱孩子。母鸡会吃它们的孩子。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德国人。母鸡会让我感到害怕，而有的人也会让我感到害怕。
这时，我看见两个女孩从队伍里走了出来，看起来很眼熟。等她们走近，我才意识到她们是两个试毒员。其中一个皮肤干燥、发型像男孩子的叫贝雅特。另外一个女人宽阔的乳房和臀部被挤压在一件棕色夹克和一条乡下妇女的裙子里，她的五官非常立体，像浮雕一样，她叫海克。我一时冲动，冲她们挥了挥手，但是我立刻停下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算不算秘密，是不是需要我们装作不认识。我不是这个小镇的人，除了在这个马厩，我也从来没见过她们，在食堂以外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也许对她们打招呼有些太过了。也许她们并不会回应我。
在食堂，扎比内告诉自己的姐妹格特鲁德和西奥多拉，她的儿子从广播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会害怕。孩子下巴发颤，脸都皱了，还会突然哭起来。“这是我们的元首啊，”他妈妈问，“你为什么要哭呢？”“孩子们可都是特别喜欢元首的。”西奥多拉评论道。
当她们从我身边经过时，没有人做任何表示。贝雅特眼睛发红，海克说：“我们分一分牛奶吧。下一次你再把你的还给我一些就好。”
她向我解释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有时候母鸡会不小心弄破一个鸡蛋，出于本能它会吃它。因为鸡蛋很美味，所以它会全部吃完。
偷听她们谈话让我多少有一些尴尬。贝雅特买不起牛奶。他们还没有把第一份工资给我们，不过党卫军说过我们的工作是有报酬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有一瞬间，虽然我就在近处看她们，我还是有些怀疑我是不是看走眼了。她们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的目光继续跟着她们，希望她们能转身，但是她们并没有。她们渐渐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很快队伍就排到了我。
“它吃了自己的孩子。”我一脸震惊地向赫塔报告。
回家的路上，天空中飘起了雨，雨水将我的头发打湿黏在了太阳穴上，我的大衣湿透了，我在寒冷中不住颤抖。赫塔提醒过我带件披风出门，但是我忘了。我穿着从城里带来的鞋子，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泥水里摔倒。猛烈落下的水滴让我视线模糊，我害怕迷路，尽管穿着高跟鞋，我还是飞速地跑了起来。当跑到一个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时，我突然看见了两个女人手臂的轮廓。我通过海克的裙子认出了她，或许是从我每天在食堂里排队时盯着的那个后背认出了她。如果她们两个都带了披风，那我们三个应该可以挤一挤的。我喊了她们。但是一阵雷声盖过了我的声音，于是我又一次喊了她们的名字。她们还是没有转过身来，也许是我搞错了，那并不是她们。我慢慢地停下来，静静地站在瓢泼大雨里。
有一次，我很惊讶地看到那只最年轻的母鸡用嘴去啄它刚刚下的鸡蛋，我威胁着要踢它，但是我的动作不够快，它已经把蛋吃掉了。
第二天在食堂里，我不住地打着喷嚏。
我看过它在巢穴当中下鸡蛋的样子，它几乎要被自己震动的嘴巴催眠了，它高昂的颈部从一侧倾向另外一侧，这是发生撕裂的先兆。突然间它的喉咙里发出呻吟，它圆形的祖母绿的眼睛好像突然就要裂开了。我很想知道它是否因为痛苦而呻吟。难道它也被上帝定下了生孩子必须受罪的惩罚吗？又是以什么罪名呢？还是相反，它是为它的生产而欢呼？母鸡每天都在见证自己创造生命的奇迹，而我连一次都没有。
“祝你早日康复。”我右边有人说道。
每天下午上巴士之前，我都会和赫塔一起去井边打水。每天回家之后我都会去喂鸡。我把饲料留在鸡舍里，它们就都会神经质地扑扇着翅膀啄食。总是有一只鸡无法挤入那个吃饭的小集体里面，它左右摇晃着脑袋，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也许它被它的伙伴们惊呆了。这只可爱瘦弱的小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只小母鸡总是努力往最里面跑，好半天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它必须得闯进两个同伴之间，然后努力把其中一只挤出去。但是很快地，小鸡间的平衡会又一次被打破。其实食物够分，但是母鸡们从来不相信。
我惊奇地发现这是海克的声音，她越过坐在我们中间的乌拉问我：
我开始在日历上画十字，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每一个十字都会缩短一次等待。为了填满这些寂寞，我强迫自己养成了一系列的习惯。
“昨天你也着凉了，是吗？”
我把格雷戈尔想象成一棵长得很高的杨树，和通向克劳森多夫那条路两旁的杨树一样，粗壮笔直，树干闪亮，树皮上布满了小孔，让人看了就想一把抱住。
那她是见过我了。
“然后他长得太快了。”约瑟夫说，“他蹿得特别高，从早到晚都在长个儿，我看他也没把脚泡在水里呀。”
“是啊，”我回答说，“我感冒了。”
赫塔也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看见她用因关节炎而变形的手擦拭着眼泪。我想象着它们在清晨抚摸着格雷戈尔以唤醒他的场景，我想到它们在他吃早饭的时候滑过他额头上的头发的场景；还有在所有那些他疲惫地从沼泽地回来的夜晚，它们擦拭他身上一道道的污泥，而弹弓从他短裤的口袋里掉出来的场景。我想到，赫塔每一次打了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为震惊而几欲砍掉自己的手，震惊是因为一旦打了人就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
难道她们没有听到我昨天喊她们吗？
“桌子上有一瓶打开的葡萄酒，”约瑟夫解释着，“他几乎喝了一半，我问他：‘我的老天爷，你怎么喝这个呀？’他说：‘因为我太渴啦。’”约瑟夫笑起来。
“喝点热牛奶兑蜂蜜吧，”像是得到了海克的允许，贝雅特对我说道，“反正他们每天要浪费这么多牛奶，这可是一种万能药呢。”
“对！”赫塔喊道，“你提醒我了……罗莎，你听我说，那时候他大概七岁，嗯，反正不会更大了，是个夏天，我们从田里回来看到他就躺在那个箱子上面，就是那儿。”她指了指靠着墙的一个木箱子，“‘我好开心啊，妈妈，’他说，‘你做的果汁好喝极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对食物的怀疑已经渐渐变淡，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有信心的求婚者一样。我们这些婢女现在吃东西越来越贪婪了，但是不一会儿，我腹中的肿胀感就拖慢了我的热情，食物在我肚子里的重量就像压在我心脏上的重量。每吃一顿盛宴，我都怀有一种连续不断又模糊的绝望。
“嗯，没错儿。”约瑟夫补充道，“有一次他还真喝醉了。”
我们仍然担心会中毒。也许是在一天正午，当乌云遮住太阳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个黄昏，当一切都将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尽管如此，没有人可以掩饰饺子汤带给我们的喜悦，那些由粗面粉粒做成的小饺子在我们的嘴里慢慢融化；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对大锅炖菜的喜爱，即使我们吃不到牛肉和猪肉，也吃不到鸡肉，因为希特勒拒绝吃肉。他在广播中提倡市民每周至少吃一次炖蔬菜，他以为，在战争期间，城市里是很容易找到蔬菜的。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德国人是不会饿死的，如果他饿死了，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德国人。
“他的脸总是红红的，就算他不跑步也看起来像喝了酒一样。”
我想念格雷戈尔，我抚摸着我的肚子，它已经满满的，装不下东西了。我与毒药的斗争事关重大，只有我的胃有了饱腹感，我的双腿才会停止颤抖，它们的防御性才会下降。我要支撑到圣诞节，至少要到圣诞节。我暗自对自己说，用食指在我食道的尽头处悄悄地画了一个十字。至少我得这么相信。我幻想着我身体里面是一堆灰色的碎片，就像我在克鲁梅尔给我们的书上看到的那样。
我们慢慢聊到了格雷戈尔的童年。我们总是聊着聊着就会回到这个话题。婆婆告诉我，格雷戈尔在十六岁之前一直都是个有点超重的小男孩。
我渐渐觉得眼泪会让我们显得很可怜，对莱妮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她感到恐惧，我会握着她的手，抚摸她因酒糟鼻而变得不那么好看的脸颊；艾尔弗里德从来都不哭，在等待的时间里，我经常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声，而当她因为什么事情而分心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会忘记那原有的冷酷，因此变得美丽。贝雅特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拿出洗床单式的激情，用力地咀嚼。海克坐在她的对面，莱妮告诉我她们从孩提时代起就是邻居了。莱妮切黄油欧芹烧鳟鱼时支起的手肘撞到了乌拉的手臂，然而乌拉丝毫没有察觉，她还在舔着自己的嘴角。正是她这个下意识的孩子气的习惯动作让党卫军喜出望外。我观察着其他人的饭菜，以及当天和我吃同样食物的女人，这总是让我觉得我跟她之间有很深的关系。我会对她脸上突然冒出的痘痘表示一种温和的关心，不知道她是因为早晨洗脸太用力还是太懒了。我还会关心她腿上穿着的起了毛球的旧袜子，可能是她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就已经穿在脚上了。她的存活对我来说就像我活下来了一样，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
“不，”约瑟夫否定道，“党卫军是不会放他进去的。”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就连党卫军也慢慢变得轻松了。如果他们心情好，午饭期间他们聊天时就不太注意我们，也不会警告我们闭嘴。但要是他们有时候兽性大发，就会把女人们拉到他们身边，好好地打量一番。他们看我们的神情和我们看食物的眼神一样，仿佛他们准备把我们吃了。有时候，党卫军在我们中间穿梭，用包裹在皮套中的武器轻点我们的背，让我们惊得跳起来。有的时候，他们只会重点对待我们中的某一个，从背后突然袭击：通常是乌拉，她是他们的宝贝，他们会伸出一根手指，抚到她的胸上，喃喃道：“你变脏了。”乌拉就会突然停止吃饭，而我们所有人也都会停下来。
“说不定他可以去克劳森多夫啊，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名德军士兵啊。”
然而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莱妮，因为她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绿眼睛、透明的皮肤，她是那么弱小，那么无助，不会掩饰自己的忧郁。有的看守会上前捏她的脸，把她的脸弄得皱皱的，然后说：“瞧你这对大眼睛。”莱妮只能尽量不尴尬地笑着，因为她相信她的温柔会让别人来保护她。她注定要为她的脆弱付出代价，党卫军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
约瑟夫计划着圣诞晚餐杀一只公鸡吃。我很想知道圣诞节那天我是否还要去食堂吃饭。当我在营房的时候，格雷戈尔会做什么呢？他的父母在这儿，他会留在他们身边吧。我很忌妒赫塔和约瑟夫，他们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度过时光。
在克劳森多夫的营房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丧命——活着也没有比死去好到哪里。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说得对。我边想边嚼着嘎吱作响的菊苣，菜花那令人放心的家的味道浸满了整个墙壁。
约瑟夫回到家后，我们坐在壁炉旁，畅想着格雷戈尔回来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