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会让一个人忘记他的朋友其实笨手笨脚，连自己在加拿大家里的栏杆与扶手都修不好。但是，彼得非常敬爱“雄猪”，就像一个真心喜爱自己最要好朋友的小孩，所以他便取来一把梯子，爬上了屋顶。
这时的“雄猪”汗流浃背，心不在焉。所以，他说道：“那场风暴把屋顶吹翻了，你能去看看它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就在他坐在屋顶上、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检查的时候，一列车队驶过森林。起先彼得还以为是“雄猪”的亲戚，但当这些车辆停下来时，从车内走出的却都是些年轻男子。
“我可以帮忙做点什么吗？”彼得问道。
提姆和维达走在最前面，“蜘蛛”和“木匠”紧随其后，而他们后方则跟着十几名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通常，他们都把自己的轿车或雪上摩托车送到这里修理，而他们的父母也是将坏掉的机器送到这里修理。不管是吹雪机、林业器械，还是只是电热水壶，只要坏掉，这一带的居民都会找上“雄猪”戈登。所以，当他家里出了点问题时，他们就来拜访他了。提姆走进汽车修理厂，按住这名技师油腻腻的手，说道：“雄猪，我们都感到非常悲痛。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彼得在汽车修理厂找到了“雄猪”。他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他的双手必须保持活动，心才不至于因悲痛而炸裂。
“雄猪”擦干脸上的污渍和汗水，问道：“你手边有些什么？”
他们取来橡皮圆盘和冰球杆。波博再次用领带缠住头部，一手拉着弟弟，一手拉着妹妹，大家手牵手走到湖边。湖面已经结冻，大地一片银白，他们就在湖面上打球，仿佛那才是天地间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带了一个木匠、一个电工、几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还有几个实在没有一技之长的家伙。”提姆说。
亚马的母亲法提玛已经在“雄猪”的家里了。她正在厨房里煮饭，蜜拉上前帮忙。亚马也在那里，他找来波博和他的弟弟妹妹。他对他们说的话，正是一个青少年面对一个刚失去母亲的好朋友所能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来打球吧？”
“雄猪”露出一抹虚弱的微笑。
她开车去往“雄猪”和他的孩子们的家。在半路上，她谨慎地伸出手，彼得握着她的手。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当“蜘蛛”和“木匠”爬上来的时候，彼得还在屋顶上发呆。他们看着彼此。彼得深吸了一口气，承认道：“我对修屋顶一窍不通，我甚至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检查。”
“开我的吧。”蜜拉一边说，一边将手提包从副驾上拿开。
“木匠”一言不发。他只是示范给彼得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三人互相帮忙。当他们从屋顶上爬下来时，也许他们又变回彼此的敌人了，但是，他们至少在屋顶上过了一小段不至于“不共戴天”的时间。原来，死亡也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作用。
“是开我的车，还是开你的车？”彼得问道。
提姆走进厨房，一看到蜜拉，就猛然停下脚步。蜜拉的下颚紧绷，双拳紧握。见蜜拉反应如此激烈，法提玛出于本能，立刻挡在两人中间，而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下，真正身处险境的人是谁。不过提姆向后退了一步，放松了肩膀，低垂着头，尽可能让自己变得渺小。
蜜拉艰难地点点头，将眼角晕开的眼线膏擦干净。艾萨克死时，“雄猪”和彼得的另一个童年挚友“尾巴”弗拉克立刻赶到加拿大。他们非常清楚，彼得和蜜拉一定还处于震惊状态，所以“尾巴”便协助打理一切事宜，包括处理相关证明、文件与保险。一开始，“雄猪”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呆坐在屋外的台阶上，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可是他第一次出国。不过，他碰巧发现台阶的栏杆折断了，而加拿大的栏杆和熊镇房屋的栏杆外观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雄猪”便取来工具，把栏杆修好了。之后一连好几天，他就不断地修补各种东西。
“我只是想帮点忙。”他诚恳地说道。
这时，彼得朝窗外一望，发现蜜拉仍然坐在车里。他便走下车，向她走去，打开副驾的车门，谨慎地说：“亲爱的，我们应该去拜访他们，到他们家去。去看看雄猪，还有他的孩子们。”
有时候，做点什么总比说点什么容易。蜜拉和法提玛面面相觑，蜜拉简短地点点头，法提玛问道：“你会煮饭吗？”
他们始终知道，对他人产生依赖是非常恐怖的。几年前的一个夏夜，他们坐在别墅外的台阶上，当时的新闻报道提到，两个稚龄的儿童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罹难，他们就在那时重新体验了丧子之痛。在蜜拉心中，失去大儿子的痛苦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蜜拉低声对彼得说：“上帝啊……亲爱的，当艾萨克死去的时候，我真的好痛苦。要是我当时是一个人承担这样的痛苦，也许我就自杀了。”或许彼得和蜜拉就是因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独自存活，所以才能携手度过这一切苦难。所以，他们不断追逐其他富有生机的人、事、物，让他们感觉自己被需要——彼此、孩子们、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一个球会、一个小镇。
提姆点点头。法提玛知道他的妈妈是谁，也了解他从小时候起就被迫学会了煮饭。她请他切菜，他没有抗议，直接开始干活。之后，洗碗的工作交给了蜜拉。提姆负责将洗好的碗盘擦干。他们可没有言归于好，只是让冲突先“中场休息”。关于好人和坏人最复杂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以同时扮演好人和坏人的角色。
现在，彼得与蜜拉仿佛是两条平行线，而不再是共同生活的夫妻。葬礼结束后，两人并肩而行，走出教堂。但是，他们之间隔着一小段距离，那段距离刚好不至于让他们不小心触碰到对方的手。两人各自坐进自己的车子，却没人插上钥匙。两人各自处于停车场的一端，都陷入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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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就对他人寄予期望。我们相信，世界能够在一夕之间发生变化。恐怖袭击事件后，我们会游行抗议；发生天灾时，我们会捐款；我们会在网上表达自己的爱心。但是，我们每向前跨出一步，就几乎总是以相同的幅度倒退一步。长时间来看，改变的速度太过缓慢，几乎看不出来。
教堂里的每个人心中都默默地希望，当初他们要是多问她一些问题就好了。死亡总是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
熊镇中学的钟声响了。老师们开始讲课，但班杰还站在离校门口数百米外的地方，寸步难行。他深知自己现在在众人心中的形象，一场冰球比赛并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只要他还是个中翘楚，他们也许能够接纳他在冰上的表现。然而，现在的他必须做出远比其他人还要多的努力。只要别人接纳他，他就得谢天谢地了。因为，他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也永远不会再是他们的一分子。
真正入土为安的，其实只有一个女人，但对她还在世的亲友来说，他们失去的可远远不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他非常清楚，现在，人们还是会用言语、文字来漫骂他、攻讦他，拿他的事开玩笑。他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他对某项体育活动如何在行、他多么努力奋斗、他打球多认真，统统不重要了。在他们的眼中，他的地位已经确定了。现在，这就是他被允许拥有的唯一身份了。
之后，人们来到戈登面前，想将她的人生做个总结。但是，她的人生是无法以三言两语来总结的，她扮演的角色太多了：在医院，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护士，是一个永远愿意挺身而出的好同事；她是一个忠诚、备受敬爱的好朋友；她是她丈夫一生的挚爱；她更是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孩子唯一的、不可取代的母亲。
他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辈子，他可是第一次对学校感到害怕。然而，一个女孩站在前方一小段距离处等着他。她并没有触碰他，但她的声音仍足以使他停下脚步：“班杰，别让那些家伙看到你在哭。”
牧师正在致辞，全家人当中没人真正听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们坐在最前方，尽可能靠近彼此。安－卡琳总是希望这样，她觉得她的家人就像是一个围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小群体。她总是这么说：“大房子？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房子啊，我们大家总是缩在同一个房间里嘛！”
班杰双目圆睁，停下脚步道：“我快承受不了了……我该怎么做呢？”
“雄猪”戈登走进房间，想协助波博把领带打好。但是，他也没帮上什么忙。当全家人即将出席葬礼的时候，安－卡琳总是能帮父子俩把领带打好。所以，波博抓起领带，将它绕过头部，打了一个结，就像绑头巾一样。他的弟弟妹妹大笑不止，笑到简直要岔气了。在前往葬礼会场的路上，他刻意让领带保持这副滑稽的样子，就是要让弟弟妹妹继续开心地大笑下去。
玛雅的声音虽然微弱，但表达的意思很强硬：“你要抬头挺胸地走进去。然后，瞪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睛，直到他们低头把脸别开。班杰，有问题的人不是我们。”
她的三个子女差异其实相当大。波博始终无法理解，他们明明是手足，有着相同的基因、相同的成长，甚至在同一栋房子里成长，彼此的差异怎么会如此明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长成了完全不同的个体。他不知道母亲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或者她还是能从每个子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波博本来应该问她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却都没来得及问。死亡总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这就像是打电话，我们总是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才猛然发现自己本来应该要说些什么。如今，话筒的另一端只剩下一座充满回忆的电话答录机，从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也越来越零碎。
班杰提问时，清楚地听到自己已经支离破碎的声音：“你是怎么撑过来的？今年春天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以后，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波博努力将自己的领带打好，他从来没能真正学会打领带，他打好的领带不是太长，就是太短。有那么一次，他打好的领带长到离谱，惹得他年幼的弟弟妹妹都笑了出来。而今天，他又成功地将弟弟妹妹逗到笑出来。安－卡琳要是地下有知，必然会为他感到骄傲不已。
她眼神凌厉，但声音听起来却让人心碎：“我不准备当一个受害者。我是一个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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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向学校。班杰迟疑了许久，才跟了过去。她等着他跟上来，与他并肩而行。他们的步伐相当缓慢；也许，他们看起来正慢步走着，但他们可没有偷偷摸摸溜进学校的走廊。他们是一道风暴，席卷了整条走道。
在熊镇，我们会将家人埋在枝叶最繁茂的那棵树下。我们在沉默中哀悼，我们低声交谈。我们甚至经常觉得，做点什么比说点什么来得容易。也许这是因为，住在这里的有好人，也有坏人，要区分出其中的差别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让我们变得非常复杂。有时候，我们同时扮演着好人和坏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