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面对此情此景，石越既无过分的得意与喜悦，也没有丝毫的惶恐与不安。他坦然的享受着这应属于他的荣耀，也准备好了面对接下来的变化。
而石越所受的拥戴，更是前所未有。他自长景门入城后，汴京外城从长景门到内城的丽景门，内城从丽景门到皇城的宣德门，街道两旁，挤满了前来欢迎的汴京士民。当日，拥有过百万人口汴京城，竟然万人空巷，汴京市民倾城而出，石越所过之处，热情的汴京市民，一边高喊着“石相公”，一边漫天抛洒着鲜花，因为正值寒冬，鲜花极为罕见，汴京城内外的梅花，几乎被摘采一空，如此尤嫌不足，人们又用绸缎裁剪成各色花朵，和清香沁鼻的梅花一道抛洒……汴京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还是清河郡主下降。
他返京拜左丞相的次日，赵煦和向太后，又一道亲临新赐的左丞相府——这是一座位于汴京内城的御街东侧，毗邻州桥与汴河的宅院，是赵煦在一天前赏赐给石越的。御赐的左丞相府占地亩积不过六宋亩左右，规模不算特别宏大，但庭院的建筑、园林，皆由宋朝最优秀的工匠设计、建造，由汴河引活水入宅，开凿溪池，围绕溪池布景，临水构筑园林建筑，而植株则以松、梅为主，从各处移植老松七棵，梅树数百株，使得整座左丞相府清雅古朴、秀若天成。更难得的是，这座府宅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墙外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州桥、御桥与汴河，而墙内却有蕉窗听雨的清幽静美。至于钟鼎之家的显赫之处，就更不用提，自正门的“左丞相石府”门匾，几乎所有的建筑匾额，都是赵煦御笔亲题。
绍圣七年的年末，当石越和李清臣终于回到汴京之时，赵煦给石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虽然未有如传闻一般，天子亲自出城郊迎，但规格已是大宋建国以来最高——礼部尚书安焘亲自至陈桥驿相迎，右丞相范纯仁与枢密使韩忠彦则一同率文武百官在汴京城北的长景门外出迎，而赵煦在文德殿升殿，接见石越，拜石越为左丞相。至此，石越的官爵，已至人臣之极，其余更高的官职，都是为致仕、罢免的宰相准备的荣衔了。
赵煦和向太后亲临后，又是大肆赏赐，除了韩梓儿晋封燕国夫人外，向太后更是收石蕤为养女，因其年方十五，尚未出阁，依宋朝制度，以二字美名为封号，封为嘉乐长公主——这额外殊恩，完全超出了石越夫妇的意料，饶是石越已然宠辱不惊，对此也是又惊喜又感激。对石越而言，这无疑是对他所有封赏中，最宝贵的。
但赵煦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
石蕤获封嘉乐长公主，也震惊了整个大宋朝，有人欣慰，有人嫉妒，但石越此时正如日中天，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声音。有个别大臣为此上章劝谏，但被向太后一句“此吾家事，干卿何事？”便封堵了回去；而赵煦则对反对的大臣解释：“石相公女性情肖似延禧长公主，太后欲收养久矣。”
许多人仅仅是透过石越给高太后上尊谥表，就已敏锐的察觉到他的去意——石越如此的褒扬高太后，未来又岂能不做高太后的山陵使？
延禧长公主是向太后所生的长女，甚得高宗与向太后宠爱，不料十二岁即夭折，追赠为燕国公主。[1]向太后没有亲生的子女在世，赵煦说石蕤性情与延禧相似，向太后思念爱女，爱屋及乌，欲加收养，也是让人难以反对的事。
面对朝野如此氛围，赵煦虽然内心颇多腹诽，也只能顺水推舟，接受石越的建议。而这表面上君臣和谐、母慈子孝的一幕，却让一种微妙的气氛在汴京朝廷中蔓延。
这件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便就此顺利通过。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仁”字毫无疑问是极高的评价，石越的奏章一到汴京，立即就受到范纯仁、吕大防等人的热烈响应，汴京的舆论，对此尊谥也是反应积极，一些人甚至在报纸上称颂高太后是“女中尧舜”、“千古第一贤后”。
倒是消息传出的当天晚上，随石越一同返京的潘照临便来求见石越，用长孙无忌的故事，再次劝说石越。
当时仍在回京途中的石越对高太后的丧事也显得非常热衷，他还没到汴京，就迫不及待的上表主张尊谥高太后为“宣仁圣烈”皇后，宋朝自宋真宗开始的传统，凡曾经垂帘的皇太后，谥号为四字，同时皇后谥号要冠以帝谥，高太后是宋英宗的皇后，英宗是庙号，他的谥号是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后加谥“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其实就是宣帝，高太后的四字谥号，除“宣”字是继承自她的丈夫英宗，其余三字，所谓“扬善赋简曰圣”、“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业曰烈”，圣、烈二字，都是美谥，也是恰如其分的说明了高太后的执政风格与功绩，但最核心的那个字，却是谥号中的第二个字“仁”——宋朝帝后谥法，皇帝最核心的谥号是倒数第二个字，皇后最核心的谥号却是正数第二个字。中国传统中，“高文武宣明”是皇帝最好的五个美谥，“仁”字本不在谥法之列，因为谥法传承自周公，而“仁”却是孔子才开始提倡的儒家核心价值。到宋朝，历史上第一次以“仁”为庙号，但宋仁宗的谥号其实是“明帝”，而石越又是第一次将“仁”当成谥号，追尊高太后。
当年武则天为了当皇后，让她母亲几次前往长孙无忌府上送礼说情，没有效果后，又和唐高宗一起，亲自前往长孙无忌府，大加赏赐，甚至就是贿赂长孙无忌，但长孙无忌始终对武则天立后持反对态度。结果，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对长孙无忌十分忌恨，在她的报复下，长孙无忌最终被贬惨死。
成功筹到治丧费用后，赵煦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兴办高太后的丧事。
潘照临告诉石越，赵煦这次分明也是在贿赂石越，上位者不惜放下面子，去贿赂下位者，若依然遭到拒绝，恼羞成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石越若还是坚持反对北伐，必然会招到小皇帝的记恨。
这次成功的操作，也让新任户部尚书许将很是出了一番风头。虽属牛刀小试，但他的理财能力，也因此得到了自赵煦以下朝野的认可。
潘照临的游说，一度让石越动摇。
为了洗清嫌疑，许将主动请两府宰臣召见钱庄总社周应芳等人查问，最终证明他的确没有任何强迫行为。钱庄总社同意这笔贷款固然有讨好皇帝与新任户部尚书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商业考虑，因为有盐债的成功先例在前，钱庄总社将这笔贷款当成一次小规模的定向盐债来对待，在风险极低的情况下，这么大规模的贷款，一分的年息在钱庄总社看来，已经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更不用说这笔贷款带给钱庄总社的其他好处——有实力给皇帝和户部尚书放贷，这无疑更加巩固了钱庄总社在大宋钱庄心目中的地位。
但宋朝毕竟不是大唐，石越相信自己即使被小皇帝怨恨，落到长孙无忌一般下场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在他回京的第三天，赵煦在宫中单独召见，询问他对北伐的看法之时，石越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但在绍圣时代，许将和钱庄总社谈成的这笔生意，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此时无论是官府、钱庄还是私人放债，时间通常是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三年就是极长的周期了，十五年的贷款周期，这几乎是普通钱庄无法想象的事情；而且这个时代贷款风险很高，贷款收不回来的事情很常见，因此贷款利息也很高，正规钱庄通常是二到三分的年息，民间私人借贷利息更是高达五分、七分乃至一倍，所以当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市易法，规定官府给农民、商人二分息的贷款利息，结果却因为利息和市场利息相差太大，导致出现大量的腐败，经手的官吏一面不甘心让好处被农民、商人得到，于是私自提高利息，赚取差价；一面又要完成上级规定的贷款任务，加上官府主导的放贷事业如果出现亏损会影响到官吏的考绩，为了保证贷款能顺利收回，这些经手官吏就强迫放贷给那些不需要贷款的农民与商人，导致他们背上沉重的利息包袱而破产——王安石的变法，在某种程度，就是被这两分的“低息”贷款给弄得乌烟瘴气的，而许将却能和钱庄总社谈成一笔一分年息的长期贷款，对大宋的钱庄业来说，无疑是投下了一颗重磅震天雷。这甚至导致了一些御史上章弹劾许将，指责他压迫商贾，败坏皇帝的名声，在许多人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贷款。
让石越稍有意外的是，小皇帝赵煦虽面露不悦，但并没有特别生气。他并不知道，赵煦在他回京前，私下里在宫中见过几次桑充国夫妇。桑充国早就提醒过自己的这位学生，石越外柔内刚，不是轻易可以为外物所动的；而桑夫人也委婉的告诉赵煦，如果石越真的反对北伐，那么，只要石越不固执的阻扰他的北伐计划，便已经是极大的妥协与让步，赵煦应该视为一种成功。
在许将的建议下，赵煦将汴京左右厢店宅务管理下的数百段空闲“舍地”，也就是宅基地，以及一千多间空闲、损坏官屋全部拍卖，筹到了约二十万贯；又以在京店宅务的利润为抵押，和钱庄总社谈妥了一笔为期十五年，年息一分的一百八十万贯的“低息”贷款——从熙宁十年每年上缴利润超过二十一万贯后，在京店宅务的利润一直稳步上涨，如今已经稳定在每年三十万左右，每年偿还本息二十四万贯左右绰绰有余，对钱庄总社来说，这是一笔风险极低的生意。
桑充国夫妇对赵煦的影响毋庸置疑，这一次，他们在中间的转寰，也的确极大的缓和赵煦和石越之间可能的冲突。赵煦既然能勉强心平气和，石越也没有咄咄逼人。当然，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君臣二人都知道，北伐已经是不可阻挡之事。形移势转，赵煦认为现在他已经可以不必依赖石越而北伐，那么，只要石越不破坏他的计划，他就可以暂且优容这位左丞相；而石越既然清楚北伐已成定局，他虽然不愿意勉强自己做他心里觉得不正确的事，但也无意做只有破坏却没有建设性的反抗——此时此刻如果他固执己见的阻扰北伐，个人荣辱姑且不论，对国家也不会有任何益处，只会动摇军心民心，影响政局的稳定，给辽国更充足的准备时间……
最终，还是户部尚书许将帮他度过了这个难关。
心里认为不正确的事一定不要做，但心里认为正确的事，却未必一定要做。小恶固当毋为，择善不必固执，这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道理。但石越却很清楚，在他来的那个时空，宋朝的悲剧，乃至中夏文化的悲剧，都出在“择善固执”四个字上，人们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抱着“汉贼不两立”的心态不肯妥协，结果导致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循环上演。大宋、大明、大清……无不如此。
为了筹到这笔治丧的巨款，赵煦想尽了一切办法。他考虑过节省宫禁开支，但宫禁开支从高太后时代起，就已经节省到无法再削减；他想过要增发交钞或者盐债，结果才露出一点口风，就遭到激烈反对，只好放弃此想；他甚至悄悄找到刚刚晋封的燕国大长公主，也就是温国，想以私人的名义借钱，却被温国嫌弃的拒绝——温国完全不相信他的偿还能力……
因此，石越每天都要提醒自己，“毋作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所思所想，便一定是正确的。包括对北伐的态度，亦是如此。要反对，就一定要做个建设性的反对者，倘若不能，便宁可退一步。他的性格，也从来不是田丰那样让人讨厌的谏臣。在北伐这件事上，如果赵煦是对的，他欣然接受；如果他才是对的，他也希望给赵煦预备好台阶，事后君臣之间仍有腾挪的空间。因为，他和赵煦之间，谁对谁错，绝对没有大宋与中夏的利益来得重要。
以常情而论，赵煦要隆重的操办高太后的丧事，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高太后毕竟只是他的祖母，中间隔着辈份，一个人若由父母带大，乃是天经地义，但若由祖母带大，就理当格外感恩一些，这是天理人情，此外，高太后曾经垂帘听政七年，不论功过如何，这总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赵煦既然亲政，不管他是打算以稳定政局为重，还是想要释放出新的风向，都有必要表明他对于高太后垂帘这七年的态度——高太后的谥号、丧事的隆重程度，都是能够传递清晰的政治信号的。如果赵煦真的遵照高太后的遗诏，简陋的办理高太后的丧事，也必然会引起朝野的反弹，诸如“不孝”这样的罪名，恐怕就会扣在他的头上了，甚至于国史馆的史官那儿，也免不了会有些“微言大义”出现在史册上，那些服紫佩金的大臣中，也免不了有一部分人要被史臣拉出去替皇帝背这个黑锅。但绝大部分的大臣，都是不希望自己背上这样的名声的。而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通常会做两件事——上表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将奏章到处宣扬，在公共场所大声议论；甚至，为了更加保险一些，他们还会悄悄的保留下有关的奏章、书信，甚至干脆就私修史书，藏在家里，等十几二十年后，再让子孙公布出来。总而言之，在宋朝是不存在愿意主动替皇帝在史书上背黑锅的“忠臣”的。有钱北伐，没钱给高太后办葬礼，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也绝对是难以让人认同的。赵煦既不想为了这件事被人议论——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背个不好的名声，也不愿意在北伐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横生波澜，所以，也只有打肿了脸充胖子，大办高太后丧事。
于是，君臣之间这次召对，最终波澜不惊的结束。
这个答案已然无人能知。不过，有关高太后葬礼的发展，却也同样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不少知晓宋廷家底的宋朝大臣，都以为小皇帝赵煦会为了北伐顺水推舟，从简办理高太后的葬礼，许多人私底下预料高太后的丧葬费用不会超过赵顼的六十万贯，甚至可能更少。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小皇帝赵煦大笔一挥，竟然拨出了二百万贯的巨款，来操办高太后的丧事！
次日，赵煦便下旨，以左丞相石越为高太后山陵使，礼部尚书安焘为礼仪使，工部尚书曾布为卤簿使，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知开封府王岩叟为桥道顿递使，入内内侍省都知陈衍为按行使——山陵五使加上按行使，完全按着宋朝的惯例安排，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高太后留下这样的遗诏，很大程度上自然是因为她去逝之时，宋辽的战争并未结束，她垂帘近七年，对宋朝的家底心知肚明，因此才主动留下这样的遗诏，以免给赵煦造成困扰。如果她能够预料到，在她去逝后没多久，宋军就在河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赵煦却雄心勃勃的准备继续挥师北伐——若这一切她都能事先知晓，不知道她是否还会留下如此遗诏？
而石越在领旨的第二天清晨，便启程前往巩县英宗的永厚陵，与陈衍会合，督察山陵的相关工程，为迎接高太后合葬永厚陵做准备。
高太后此举的确颇有先见之明，绍圣七年她驾崩之际，正逢宋辽激战正酣，宋廷甚至腾不出手来办理她的丧事，只能让她先停柩大相国寺。安平大捷之后，宋朝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东方的战争并没有战败者赔款的传统——无论战争的结果是赢还是输，都意味着国家财库的大缩水。败了自不用提，即便赢了，单单是犒赏三军的费用，便足以让许多统治者肉疼。比如这一次的安平大捷，宋廷单单是赏赐、抚恤河北将士的费用，便高达数十亿文。再加上战争的巨额花费，以及还要为接下来的北伐做最低限度的储备，宋廷自绍圣以来六七年时间的积蓄，基本上已被消耗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宋廷根本就掏不出高太后的丧葬费用了。而高太后在去逝前也留下遗诏，宣布她的丧葬诸事一切从简。
仿佛是约定好的，在石越前往巩县后，吏部尚书吕大防、兵部尚书章惇、户部尚书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京东路转运使兼京东路宣抚副使蔡京等大臣分别上表，正式请求朝廷北伐。
因此，宋廷对于这条官道的修葺维护，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熙宁十八年高宗赵顼驾崩，虽然其时宋朝财政极为拮据，赵顼的丧葬费用不过六十万贯，但山陵使司马光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些钱来，给桥道顿递使韩忠彦修葺道路桥梁。似乎是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绍圣间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在执政期间虽然躬行节俭，不治宫殿，但在她执政的七年之内，只要朝局财政稍有好转，便总会挪出一些钱来，用于修葺这条道路。
一时之间，不仅文武大臣应者如云，宋朝官私报纸，也都纷纷响应，鼓吹北伐，朝野都一致认定，这是收复幽蓟最好的机会。
宋朝每一位帝后，在死后，都会沿着这条官道，前往他们的永眠之所。
面对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一直未肯明确表态的辅政大臣、枢密使韩忠彦也很快向赵煦表明态度——既然皇帝已经决意北伐，他愿意全力支持皇帝的决策。
在那里，有着大宋朝自宋太祖以来所有帝后的陵寝。
紧接着，另一位辅政大臣、侍中、平章军国重事韩维，也表态支持皇帝的决策。
汴京城西，新郑门，连接着大宋朝东、西两京的官道，便是由此门开始，蜿蜒向西，经数百里，最终抵达到西京洛阳。这也是大宋朝最重要的一条官道，大宋朝虽然共有四京，但在政治地位上，无论是北京大名府，还是南京应天府，都无法与西京河南府相提并论，更不必说首府东京开封府了。而且，这条官道，不仅连接着宋朝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它还经过一个对于宋朝来说非常特殊的地区——巩县。
孤掌难鸣的右丞相范纯仁自知无法阻挡北伐，决意辞相，但被赵煦慰留。最终，在陈元凤的游说下，范纯仁也终于妥协，表示愿意相忍为国，不再阻扰北伐，并将右丞相做到北伐结束。
“朕荷皇穹之眷命，守列圣之丕基，于兹八年，常思安民息战，每戒边臣，勿侵外境，岂黩武以穷兵者哉？而契丹不遵道理，背盟弃义，侵我边州，深入封圻，涂炭生民，故天所以厌之，今已遣上将，分路致讨，终麾貔虎之威，大破逆虏之众。而辽主尤无愧悔，仍怀侥幸。幽燕奥壤，本中华故地，自五季石氏割赂，契丹盗据一百五十余年矣，朝廷顾澶渊、熙宁之誓，守此信书，不忍兴兵，蠢兹邻敌，乃谓之当然，辄背世盟，朕闻春秋以王者大一统，先帝遗诏，亦以幽燕未复为憾，今朕顺天应人，整饬师徒，兴师北伐，恭行天讨，以扫边民之积耻，雪中国之世仇，收复幽燕，以正封疆，凡尔众多，宜体兹意。幽燕黎庶，皆我汉唐遗族，应大军入界，当安抚百姓，不得误有伤杀，不得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掳掠人畜，犯者并斩；契丹文武官吏，若有识机知变，举众来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优赏；军镇城邑乡村民户，待幽州平定日，皆免二税外一切无名科率，耶律氏若能率其徒属舆榇军门者，亦当以王礼待之。布告中外，咸使知闻。”
而此时，已然是绍圣八年的正月。终于扫清障碍的小皇帝，早已经迫不及待，他甚至等不及过完上元节，便向天下颁布了《北伐诏》。
绍圣八年正月。
人们还在爆竹声中欢庆着新年的到来，颁诏的使者已骑着快马，从汴京出发，向四面八方驶去，很快，北伐的消息，就传遍了大宋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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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禧公主与淑寿（温国）公主，皆曾受封燕国长公主。在宋朝这是平常之事，只要不同时存在两个相同封号的公主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