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才暗中支持西夏的复兴，才大规模的封建南海诸侯……
如此，他心中的“宋朝”，才能亘古长存。
再加上受宋朝影响日深的大理、高丽、交趾，他构想的“文明圈”已然初见雏形，如果这幅地图上能添上北方的辽国，那么，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他现在能确定的，只是不管是有意的，亦或只是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当他帮助宋朝击败西夏，真正走向中兴之路后，他其实就已经在改变。他经营、布局，不再只局限于宋朝一个国家。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石越心底里，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在意的“宋朝”是一个文明，那他就不应该局限于汴京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理想的方式，应当是构建一个以汴京、以宋朝为中心的文明圈。
如果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思考，辽国的存续，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辽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要不解体，它就强大得足以让宋朝感到威胁，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它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又让它再怎么样努力，也很难有能力对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胁；它对游牧民族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且被其视为自己人，但同时，其国内数量众多的汉人，又让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绝不至于脱离诸夏，彻底沦为蛮夷……换言之，现在的辽国，比起西窜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设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国家。如果不持续的对西夏施加影响，西夏是可能异化的，但辽国却不可能——只要辽国不失去燕云！
但不管怎么说，石越都很清楚，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并不如今日这么清晰。
只要有燕地汉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担心辽国不受宋朝文化的影响。
改变宋朝的命运需要变化，但是，如果改变之后，宋朝不再是“宋朝”，那么，这一切又有何意义？
那是一座天然的、稳固的桥梁！
石越已经很难弄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改变。也许是从他故意纵西夏西窜的那一刻？又或者，是从熙宁二年开始，这样的想法，便已深藏心中，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否则，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件可能改变宋朝的事情。
从河间到大名府的这段路程，许多的问题，石越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确确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对宋军北伐的真正原因！
宋朝固然是“宋朝”最重要的部分，西夏与辽国，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样亦是“宋朝”的内容。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想出来的理由，也许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将辽国视为他构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辽国灭亡，甚至不希望辽国失去燕云，对石越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宋辽关系。
但那亦并非“宋朝”的全部。
当原本隐隐绰绰的东西变得清晰之后，一部分的决定，亦随之变得简单。
他熙宁二年想要保护的那个宋朝，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的载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言此。
比如对于北伐的态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这个“宋朝”，难以言喻，很难明确的形容、解释，但是，懂的人，自然能够理解。
但是，正当石越下定最后的决心，回汴京后要尽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时，折克行自蔚州突围的消息传来——这让石越意识到，即使是他，也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北伐。
二十四年的时间，让石越意识到，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更多的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甚至是精神象征意义上的。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绝不会转而支持北伐，甚至如潘照临所期望的那样，试图去争夺北伐的指挥权，哪怕这样的确会有利于他控制战争的走向。
然而不知不觉间，他心中的“宋朝”，却早已发生变化。“宋朝”不仅仅只是他脚下的这个国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熙宁二年的时候，他想要保护的“宋朝”，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国家而已。
正如石越若在心里面反对北伐，那么他哪怕多想继续做宰相，也不会为此改变立场；同样的，他也绝不会去谋取一场他不想赢的战争的指挥权。
然而，二十四年过去了，他对“宋朝”的解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虽然率领宋军打赢了几场战争，但石越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操纵战争的胜负的程度。辽军虽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随意捏拿的软柿子。如果选择了战争，就必须竭力全力争取战胜——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称心如意。
他的初衷未改，他仍然想要保护宋朝！
如果石越继续担任宋军的主帅，他绝不会故意去求一个平局或者什么，如果他抱着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军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但石越毕竟也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却不可能不知道厉害。战争之中，最忌讳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军迫于实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罢了，但若主帅想要求和，下面的统兵将校与士兵却想要锐意进取，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二十四年的时间，任何人都会发变化。然而，大大的出乎石越的意料，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并非是有朝一日，他其实也同样会变得贪恋权位，也不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异常的在乎建立千秋功业、青史留名，如此种种……
至于故意去输掉这场战争，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二十四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原本石越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改变。直到这一次，当他终于决定要从政治舞台的前台落幕，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犹豫与动摇，他才决定认真的重新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变化。
且不说宋军真的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必有利于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问自己的内心也尚未“强大”到那样的地步。为了这样的原因，亲自让成千上万信赖他的宋军将士去送死？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宁可承受挫折，选择更艰难的道路。
因此，他竭力所能，想让宋朝变得强盛，帮助她击败西夏，希望她能收复燕云，不再重蹈那悲剧的命运。他将此，当成自己背负的使命。
不想赢，也不愿意输，更加不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操纵战争的结果……世事有时就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就会面对如此处境——无论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熙宁二年的石越，想要的东西是简单而又真诚的，简单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想要保护宋朝！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但这一次的自我审视，却让他猛然觉悟到自己与二十四年前的变化。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亦会不同。
二十四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但石越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他能够轻易的记得他在熙宁二年时的所有梦想，所有抱负！虽然他并不需要经常的想起它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时时刻刻给自己精神支撑，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他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让他一路走到今时今日的理由。因此，虽然不会时时想起，却也不至于随便遗忘。
这一次，石越的决定是，如果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办法，那就不妨先退出这一局，让别人来试试。一个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顺利，能够发展到现在，石越已经感到满意，这个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暂且避其锋芒，先在其余的地方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回过头，也许会发现，那时候有更好的机会。
而他，却从未觉察，或者说，一直在视而不见。
这不算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但是，却不失为明智。
许多他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的东西，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实，亦只是表面上未变而已，而内里，早已不知不觉的变化。
石越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有时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认认真真的疏理自己这二十四年的光阴，结果却是吓了自己一跳。
但面对潘照临的质问，他的理由，却没办法诉之于口。
所谓的“初衷”，是为了什么？
难道要告诉潘照临，他那个“文明圈”的理想么？即使是潘照临这样的才智之士，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王安石，时机合适的话，石越也许还相信对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认同自己，司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多半会觉得他太不务实，因此绝不会认同他，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的萧佑丹未死的话，也许有机会成为石越的盟友……
他试着问自己，他最初是为了什么？从熙宁二年的那个冬天开始，近二十四年的时间，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但可惜的是，石越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理解他的三个人，全都去世了。
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于是，石越又尝试着回到最初的时间，换一个方式，来寻找自己的答案。
活着的人中，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认同他——桑充国应当会认同自己，但石越却永远不会对他说这些。因为他担心桑充国可能会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那样的话，自己之前、现在、以后，一切对西夏、辽国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国策，都可能被人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审查。石越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答案似乎总是在是与不是之间。
潘照临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视着石越。
即使是关起门来问自己，即使是竭尽所能的对自己保持诚实，绝大多数的问题，也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石越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潘照临的质问，只是委婉的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苏子由罢参政的消息后，某便已经上表，向皇上举荐宣抚使司诸君……”
每一个问题，皆是如是。
潘照临怔了一下，便立即反应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这是担心皇上有猜忌之意么？”
不管问多少次，石越也无法相信，或者绝不愿意承认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和先生说话，便可少了许多顾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说道：“苏子由这个时候罢参政出外，弦外之音，某还是听得懂的。虽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为工部尚书，听说某也将进位左丞相，然而，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况且，某回到汴京后，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但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真的便是权力么？
“那却未必……”潘照临皱眉说道。
需要掌握权力是为了理想，为了抱负，看起来倒是挺高尚的。但是，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石越也无法肯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进行的包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动机，这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
石越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继续说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为首相，却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还象个人臣的样子么？就算皇上不让我去，我也一定要去，这个道理，先生应当是明白的。”
心里面马上浮出来的答案是否定。但是，那是真的么？再次追问，石越便无法如最初那样信心十足。权力是个好东西，石越明白那种滋味，即使他不需要靠权力来欺压别人、获取财富，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也同样需要权力才能实现。而理想实现的那种满足感，是用尽世间的一切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如果没有了权力，那么，恐怕想要实现什么，都会举步维艰。
潘照临亦不由默然。的确如石越所说，若他是首相却不出任山陵使，一定会被人讥为贪恋权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这个时代，这就是事实，并非别人冤枉他。不过，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那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让右相范纯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提这种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首先便拷问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权力么？
石越又笑道：“况且，先生也应当知道我为何要在此时向皇上荐举宣抚使司诸君……”
比起欺骗别人来说，人类最擅长的事情，还是欺骗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很容易，但是，找到内心深处自己真正想要的，永远不会容易。
潘照临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话。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大封赏刚过，此时的“举荐”，必然是说给宣台诸谟臣推荐新的差遣官职，这等于是石越主动解散了宣抚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没有任何贪恋兵权的野心，同时也是在试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会故意给每个谟臣都推荐一个美官要职，这既是犒赏跟自己辛苦几个月的一众谟臣，也是在进一步试探小皇帝的态度。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我向皇上推荐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选司郎中，游景叔为尚书省左司郎中，何莲舫兼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训练检阅使，范仲麟为扬州知州，高世亮为广信军知军，黄裳为舞阳县知县，何去非为枢密院编修所计议官……”
这让石越意识到，若想要摆脱自己的困扰，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哪怕是事先有所预料，潘照临还是略有些惊讶，他望着石越：“皇上都答应了么？”
那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忘记自己的初衷。
石越点了点头，苦笑道：“不错，全部照准。”
人们为何烦恼？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那无名僧人讲的“四念处观”，并没有教给石越什么，但是，却如同一道药引，让石越瞬间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他在那座小寺中听了许久的经，但那讲经僧人所讲的内容，他十之八九，都没听进耳中，然而，他却确确实实，有了顿悟的感觉。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然而这一次，在这座冀州小寺中，听无名之僧，讲最浅显的佛法，却是忽然之间，给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触动。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这些最浅显的东西，石越虽然对佛教并不十分了解，却也曾经有所涉猎，这些内容，此前也是知道的。但那个时候，知道也就是知道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这和禅宗的“明心见性”，或有渊源。仅此而已。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让石越略略有些意外的是，那名僧人并不是多有名的高僧，讲的东西，也极为普通，乃是佛经之中，最基础的“四念处观”。这“四念处观”，乃是佛教的一种修行之法，所谓“四念处”，指的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教人如此四念处的修持，而消除烦恼。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这次亲自遇到，石越心血来潮，便即停车入寺，旁听那僧人讲经。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便是在冀州停留的时候，一日石越途经某座小寺，见到寺内信众齐聚，在听一僧人讲经——自古以来，战乱之后，往往便是宗教兴盛之时，石越之前也有所闻，知道这次辽军刚刚退出河北，便已有不少大德高僧前来河北，收捡骸骨，念经超度，并妥为安葬，同时还为灾民看病施药，以此深得百姓信任。而河北官员也对此意见分歧，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好事，官府理应予以褒奖鼓励，有些官员则担心这些行为会损害官府权威，甚或有邪教趁机传播，应当保持警惕甚至予以禁止。两派官员为此争吵不休，前者讥讽后者尸餐素位还杞人忧天，后者则说前者鼠目寸光养虎成患。官司一度打到宣抚使司，宣台之内，同样也是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结果石越也只是勉强压下，权且掩耳盗铃，只当此事不曾发生。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他到达冀州的时候，正逢冀州在大做水陆道场，超度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一时间，僧道云集，既然适逢其会，石越便与李清臣也在冀州停留了几日，一齐祭拜在战争中死难的军民。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于是，他就这样犹犹豫豫，一直走到了冀州。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某一样他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东西。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这一次他明明心里是反对北伐的，如果连试着谏阻都没有尽力试过，就因为害怕与小皇帝关系交恶，因为眷恋权位，就打算“妥协”……石越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真这样做了，他将会彻底的失去某一样东西。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意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即使在熙宁年间，他也不曾以妥协的名义向赵顼献媚！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石越的确经常的妥协，与新党妥协，与旧党妥协，与皇帝妥协……但是，他所有的妥协，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绕个远路以便更快的达到目的地而已。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其实也不过就是对妥协的理解而已。
见潘临照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妥协是一门艺术，乃是说要做好“妥协”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与困难的。何时妥协、如何妥协、哪些事情可以妥协、哪些事情不可以妥协、向谁妥协……如此种种，须得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缺，方可以称得上是妥协的艺术家。如果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妥协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向不该妥协的对象妥协了，又或者妥协过份而变成了献媚，妥协不够被人误会为冥顽不化……如此种种，则便成了所谓的“画虎不成反类狗”。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笔字是一门艺术，并不是说，提起毛笔随随便便写几个字，就是艺术。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理解这句话，他们是如此理解这句话的——只要妥协了，就是艺术。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但是，妥协是一门艺术！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石越从来不抗拒妥协。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但另一方面，石越的心里面，也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妥协仍然是值得的，不是么？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虽然，即使这一次和小皇帝处理好了关系，也会是暂时的，他和小皇帝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无法调和的，这涉及到政事堂与皇权之间权力分配的斗争，以石越的威望与能力，只要他还在两府之内，权力的天秤就会非常不利于小皇帝。小皇帝迟早、必然会想方设法赶走他，无非只是过程与结果难看不难看，是和平还是血腥而已……但是，虽然如此，石越仍然可以多赢得一点时间不是么？他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么？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这种忽然兴起的情绪，让石越也感到荒诞、可笑，但是，那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会不时的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事业未能完成，还有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心里面不时的变得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妥协一次？如果转而支持北伐的话，或许，可以和小皇帝处理好关系？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他甚至会不时的想起关于项羽的那个笑话——韩信曾经嘲笑项羽，说他要给人爵赏时，官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棱角都磨圆了，还舍不得给人。石越不自禁的感觉，自己竟然也有了类似项羽的心情，腰间的那方右丞相印，从未如此可爱过。想着很快将要与之永别，那种难以割舍的感觉，委实无法控制。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从离开河间府开始，石越心中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绪，便日甚一日。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但是，要离开权力中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石越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归隐，他设想的是退居地方，却仍然能对朝政产生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一但下定了决心，要回汴京谏阻小皇帝北伐，石越便也有了即将下野的觉悟。又或者说，是石越已然觉悟到他与小皇帝的关系十分棘手，难以处理好，才令他这一次断然决定要谏诅皇帝北伐……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因果纠缠，无法分辨何为原因，何为结果。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1]……”
人心，的确是极其微妙的。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是石越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这也是石越最初的想法。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不管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在这个时代，中原民族都是无法真正控制塞北的，对塞北的策略应该是防止入侵，而辽国的存续，正好能够帮助宋朝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石越才决定要谏阻小皇帝北伐。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没有了燕云诸州，宋朝就难以如汉唐强盛时那样扬威塞北，但是，如果宋朝有一日亡国了，其原因，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不曾拥有燕云诸州。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燕云诸州，究竟是对宋朝重要一些，还是对辽国更重要一些？其答案恐怕有些耐人寻味。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在石越看来，如果宋朝只是打算采取守势的话，幽蓟并无真正的价值，并不值得通过战争去夺取。幽蓟地区的价值，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心理上的。又或者，如果宋朝对塞北及东北地区抱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么，幽蓟地区便至关重要了。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因此，所谓幽蓟能够有利于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期望。这是由宋朝立国的形势决定的——对于一个立都于开封的国家来说，说得到幽蓟有助于国家的安全，无异于一群羊说，得到了那只老虎的保护，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那群狼了。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更不用说，经过安平之战后，如果双方能成功议和，即使宋朝什么也不做，辽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内，都接近于零。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北有长城，南有大名府防线，河北完全可以固若金汤，而且还没有叛乱的风险。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宋朝只要在雄州、定州一带再增加足够的兵力，同样也能令任何侵略者不敢轻易入侵。甚至，极端一点，将这笔钱省出来，宋朝完全可以沿现在的宋辽边境重新建一道长城——之前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辽国的压力，对辽国来说，宋朝营造长城无异于宣战，那是宋朝准备彻底打破军事平衡的战争行为，但今非昔比，现在宋辽之间的旧平衡早已打破，宋军不北伐辽国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对宋朝建长城说三道四？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收复幽蓟之后，因为幽蓟地区特别适合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如果宋廷不打算迁都析津府的话，为了吓阻叛乱，宋朝在河北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加上幽蓟的守军，反而要翻倍！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于是，宋朝要么承受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安史之乱的风险，要么就要同时在大名府防线仍然维持一支与幽蓟守军相当的禁军。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而若收复幽蓟的话，从表面上看，对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将非常有利，占据形势，据险而守，有大名府防线之利而无其弊，但实际上却同样有极大的隐患。守大名、河间、真定的话，宋军兵分三路，稍远的河间、真定为侧翼，不足以成为内患，而大名府离汴京又很近，宋廷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大名府禁军。而且，大名府地处腹地，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平时宋廷可以将大名府兵权分给几名将领，使其互相制衡。但守幽蓟则不同，守幽蓟宋军兵力固然得以高度集中，补给也不需要千里转运，但兵权却同样也会高度集中，其地离汴京又远，宋廷难以直接控制，再加上幽蓟是边郡，随时可能与外敌发生冲突，就算宋廷刻意分割兵权给几位将领，在不断的战斗中也极容易产生有威望的将领……有兵有粮有威望，兼之幽蓟在手，宋朝又不可能再在河北部署重兵——若是幽蓟主将滋生野心，将可以毫无阻挡的直下汴京，兵临汴京城外，动作快一点的话，宋朝君臣恐怕连仓皇出逃都来不及——或者说，即使幽蓟主将原本没有野心，如此有利的造反格局，也会鼓励幽蓟主将滋生野心。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即使是从针对北方的防务来看，定都开封府的宋朝，以大名、河间、真定三府构建防线，虽然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种以大半个河北路为诱饵的收缩防守，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与在雄州、定州沿边州郡构筑防线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同，以大名、河间、真定为基础的防线，能极大的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缩短宋军的补给线，而且利用河北的纵深，还可以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反之，宋军却能聚集于几座坚城之内，兵力集中，只要这三城不失，也没有任何敌人敢于轻渡黄河，开封府京畿之地可以确保安全。宋军据坚城而守，在河北本土作战，有野战能力则可以图谋拖垮并歼灭敌人，即使没有野战能力，也足以保证河北不失、汴京安固。虽然如此构筑防线，一但有外敌入侵，大半个河北就会沦为战场，代价也是极为惨重，但比起在雄州、定州等边州构筑防线，效果仍是要好太多，因为地形的原因，后者并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会使宋军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如果敌人大举入侵，往往一击就破，反而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汴京——因为宋朝不可能同时在雄、定等边州与大名府防线都部署重兵。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在河间府决定与李清臣一道南归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个时候，他认为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对于宋朝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那是宋人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那是被割裂出去的汉唐故土，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有义务有责任将之收复，虽然那也曾经是令石越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曾经是石越自己最初的理想与报负，虽然那块土地被辽国割裂占据一直是被视为宋朝一种衰弱的象征，若能收复，意义重大……但是，石越还是认为，维持辽国的存在，对宋朝利远大于弊，而辽国的存续，需要山前山后诸州。而现在的宋朝，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幽蓟诸州来证明自己的强盛，那块土地对于宋朝，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已远大于实际价值。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正是从河间府南下至大名府的途中，让石越想清楚了许多的事情。
熙宁以来，宋朝进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间，其实都是有共识的。主张变法的新党自不用说，旧党其实也同样想要变革，所谓的“旧党”，本身就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传承下来的，旧党反对的只是新党的变法，他们与新党，只是在变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着极大的争议。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新党主要是接续古文经学派的遗绪，旧党则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传承，儒家这两大学派从西汉斗到宋朝，虽然早已经不再泾渭分明，许多人都以为在宋朝已然没有今古文之争，但这持续千年的斗争，仍然在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着宋朝的士大夫们。因此，新党与旧党之间，对于变法，从思想根源上，就存在着冲突。但是，三冗的问题，财政的困局，对外的不振，无论新党、旧党，都是想要改变的。需要变革的共识，在士大夫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这个共识，也是同样普遍存在的。
潘照临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在大名府等这么些时日，而是早一点北上见到石越的话，石越很可能已被他说服……
有了这两个前提，石越便有发挥的空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妥善的处理与两党的人际关系，身段柔软一些，用上一些权谋，再加上一些运气，虽然并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成功了。
因此，正如潘照临所说，石越继续主导北伐之战，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选择，石越不应当有继续反对的理由。尤其是石越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务实主义者。
但二十四年后，石越指出来的这些问题，想要推动改革，却要困难得多。
而且，石越若转而支持北伐的话，即使只是锦上添花，对小皇帝也是极大的支持。
即使在士大夫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连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发现这些问题的，遑论他人？
如果仅仅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潘照临的话是难以反驳的——不管石越之前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否成立，既然如今北伐之战已成定局，那么，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是打赢比打输要好。虽然石越也不能说自己担任主帅就一定能打赢，但至少也比别人胜算要高出许多。更换主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以石越为主帅的宣抚使司，无论是宣抚使司内部，还是与诸军的关系，都已经经过战争的考验，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与默契，换一个人出任主帅的话，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也需要从头来过。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问题，无足轻重，很多战争实际上便是输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才引起了其他导致战败的问题。
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可以预见，士大夫中间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变革，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哪怕是所谓的“石党”，石党之所以为“石党”，是因为他们认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认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两件事情，也许还会因为石越的个人威望习惯性的支持，多了的话，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党了。
这番话却甚是犀利，石越神情复杂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沉默无语。
但这些事情，却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没希望的事，石越也不会有所遗憾。
潘照临听出他话中的坚持，不由皱了皱眉，道：“相公又何必如此固执？某实在难以理解相公为何到今日仍要坚持反对北伐，如此除了让皇上对相公心生不满，更有何益？即便如相公所言，北伐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但若战争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不能打赢的话，岂不是更加糟糕？为国家社稷计，相公亦当委曲求全，若相公支持北伐，则皇上必以相公为率臣，这场战争，至少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但若是相公一意反对，皇上也只能另委他人，届时若万一有不可言之事，相公悔之何及？”
在绍圣七年，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成熟的时机，却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种的土壤。
石越淡淡笑道：“的确如此，可惜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的理由，却并未消失。”
比如政党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对于党派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朝中党派的存在，也已经半公开化。而三党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够构建出一种合适的理论，就可能推动政党政治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吕大防此前亦不支持北伐，谁又敢说吕大防乃是小人？”潘照临反问道，“如今高丽出兵，且契丹又有克列、粘八葛之乱，形势今非昔比，相公改变态度，支持北伐，亦在情理之中。”
又比如法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任法”的现实，而且都对繁杂混乱的众多法令感到不满，如果石越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解决法令混乱繁杂的名义，亲自主持修订一部法典，也不是没有可能来一次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静悄悄的大变革。无疑，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足够多的人材，靠着石越一个人，是编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时机，合适的外部环境，以及想办法得到一些重量级宰执大臣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但却不是没有可能。
“先生急着来见我，便是为此么？”石越不由笑道：“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如今又改口支持，反反复复，岂非小人？”
而所有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够做成，其影响都将无法估量。
潘照临嘿嘿冷笑，“果真如此，某亦不必急着来见相公了。”他望着石越，开门见山的说道：“朝廷北伐不北伐是一回事，相公是否支持北伐，却是另一回事。便如相公所言，如今朝廷北伐几成定局，相公纵是反对，亦不过是让皇上不高兴，相公何不顺势而动，干脆支持北伐？”
虽然潘照临的认识不可能这么清晰、深刻，但如他这样聪明的人，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只是凭着直觉，他就已经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响，都可能不逊于收复燕云！
沉默了好一阵，石越才终于先开口苦笑道：“先生之前来信，劝我支持北伐，又不辞劳顿而来河北，无非亦是为了此事。如今大局已定，朝廷北伐几成定局，先生应当可以放心了……”
一念及此，潘照临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相公识见绝人，吾不如也。”
石越端起茶盏来，轻饮浅啜，潘照临亦端坐不语，只是静静看着石越。
说完，又意味深长的说道：“相公说的这些事情，我虽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万代之事。但其实这些事情，若相公统兵北伐，收复燕云之后，仍可做得。”
寺中僧侣早已收拾好石越、李清臣居所，石越住的地方，乃是一座独立的小院，本是用来招待富贵香客的，此时便收拾出来，给石越与石鉴等随从居住。这小院虽然简朴，倒也颇为清雅，主持引石越至室中奉茶，石越与他闲聊几句，他也便识趣告退，自去找李清臣求墨宝，紧接着，范翔、石鉴等随从也纷纷告退，房间之内，便只剩下石越与潘照临二人。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视潘照临：“不论我是否统兵北伐，先生真的以为北伐成功之后，我还能做得几年宰相？”
说笑之间，石鉴、范翔也过来见礼，又是好一阵寒喧，才由普照寺主持引导众人入寺。
潘照临不由又是一阵沉默，他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石越却半点也不信，对李清臣笑道：“邦直千万莫信，他必是料到我已南归，不想白白车马劳顿，才在此守株待兔。”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说道：“其实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决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难再有机会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复了燕云，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北面的局势不会就此平静下来，而且连年大战，就算无事，也该休养生息一阵，这段时间，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转眼之间，又是十余年，十余年后，我岂能还在两府？”
对李清臣，潘照临礼数就周全许多了，认真回了一礼，道：“劳参政下问，在下本欲北上见子明相公，至大名，偶感风寒，遂在此相候。”
潘照临看着石越，心中头一次这么犹豫难决，他很想趁此机会，向石越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计划，但是，看着石越，再三犹疑，却到底没有开口。
石越也不知他这话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此时李清臣也已下车，见到潘照临，脸上亦是露出讶色，他自是认得潘照临的，也快步过来，与潘照临见礼，问道：“潘先生不是在汴京么？却是何日到的大名？”
石越并不知道潘照临在想什么，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纵然做不成，有点遗憾，也没什么要紧。这种事，便如同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总会想着帮子女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谁又说得清，这于子女，究竟是福是祸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这二十余年，算是勉强做好了这二十余年内该做的事，来不及做的事情，便当相信后继者自有其智慧。若没有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两件事，亦没什么意义。”
潘照临此时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回道：“相公大破契丹，为天下立下大功，某理当迎候。”
“而且，在我看来，朝廷这次北伐，恐怕未必会如想象的顺利。如今劝谏皇上不要北伐已是无用，但等到辽国再打上几仗，久战无功之后，再劝谏皇上，便能听得进去了，顺便也能让辽人再吃点苦头，正是一举两得。到时候，若我还在两府，便与范尧夫一道，再花个三五年时间，为国家好好的选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经营一个更好的局势，然后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离开汴京了。我已经写信给唐甘南，托他帮我在杭州觅一处宅院，到时便可举家南迁，在杭州继续做我入仕前的事业，著书立说。”
石越知他脾性，笑道：“日前已知先生在大名，我早已吩咐石鉴，一到大名，便让他来请先生相见，先生又何必在此相候。”
“如我方才所说的事情，其实不做宰相，也同样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迁之后，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许能够为士大夫治天下与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适用的理据……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潘照临终于见到石越，心中亦是不由一阵激动，但表面上却只是微微欠身回礼，淡淡说了句：“相公亦别来无恙。”
说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亦不必太过执着，我与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如今也算功业粗就，虽不能称尽善尽美，也足以无愧于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几位娇妻，再生几个子女，尽享天伦？人生如朝露，又何须自苦如此？”
石越也是有些惊讶，抬头望去，果然见潘照临也在众僧之中，急忙下了马车，快步走到众僧之前，也不理会众僧行礼，对着潘照临笑道：“先生别来无恙！”
潘照临没料到石越竟然会劝他功成身退，学陈良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一时间不由愕然，过了好一会，才哑笑失笑，摇头笑道：“陈子柔大智若愚，其实比我要聪明得多。不过人各有志，他那样的日子，我终是学不来的。”
石越、李清臣的马车直至到了寺前，方才停下，石越未及下车，骑了一匹白色河套马随车而行的石鉴已先见着众僧之中的潘照临，大惊之下，慌忙下马，掀开车帘，一边扶石越下车，一边在石越耳边轻语：“丞相，潜光先生亦在。”
话已至此，潘照临也知道他这次来见石越的目的已经失败，再多说也无益处。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潘照临的预料，但这个结果他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心底里，倒也并不算多么气馁。他筹划已久的计划，更不可能就此放弃——实际上，与石越的这番交谈，反倒让潘照临更加坚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如此一大队人马逶迤而来，远远望去，的确是大有威仪，亦无怪古人常见贵人车驾而心生羡慕，不由自主，便兴“大丈夫当如是”之叹。
石越虽然已在筹划着退隐的事情，但潘照临却并不相信事情会如石越设想的那样发展。所谓形格势禁，最终，石越仍将不得不回到他所计划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
不过迎接石越的话，潘照临倒并不介意。与普照寺主持站在寺门之前，看着一队队班直卫士骑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在寺前分成两列而立，然后便是卤簿鼓吹，依次是清道兵吏、幰弩骑士、约二十名前部鼓吹，持麾、幢、节、槊的骑士等等，各有两班，并为先导，中间才是石越、李清臣所乘的两驾马车，皆是四马牵引，马车之旁骑马以备替换的驾士便多达数十名，全是由紫绣抹额的班直卫士充任，至于两侧簇拥护卫的班直卫士更是数倍于此，马车之后，又有散扇、方伞、后部鼓吹，以及持戟、槊、刀盾、弓矢等各式兵器的仪仗人员上百名，同样也是两班，队伍的最后，则是数百名身披钢甲、挟弓佩刀的骑兵。
因此，潘照临便也闭口不再谈北伐的事情，只是与石越叙些汴京、河北的趣闻秩事，便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来河北会见石越的原因。
这样的场面，对于潘照临也是颇为新鲜的体验——他在石府，虽只是一介谟臣，然石越待若上宾，他也自高身份，岂会轻易降阶出迎？就算是汴京满朝朱紫，也多闻潘照临之名，没有人敢如此轻慢于他。这一次如果他不是急于见到石越，待石越入住普照寺后再来求见，那也必然是石越亲自出门迎接他，而不是他在此迎候石越。
[1].苏轼与程颢主张，皆为史实。按，世人皆以为自明末王夫之始倡立中国式议会，极少有人知道北宋程颢已有此主张。惜北宋亡国，中夏道统遂衰，南宋亡国后，更不堪言，有明一代，士大夫用数百年时间，方续上宋人道统。
石越的车驾一到普照寺前，普照寺便山门大开，普照寺主持领着全寺僧侣在寺门之外列队相迎，潘照临亦随众僧出寺，便站在那主持身旁，等候石越一行的到来。
[2].指城市居民。
不得不说潘照临决定先去普照寺的决定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不曾宣扬，但燕国公石越一行抵达大名府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这座河北陪都，大名府士民顿时便沸腾了，争相出门要去看“左辅星君”转世的燕国公石丞相，石越一行经过的道路，几乎被人海堵塞，虽然有大名府的公差与随行的班直侍卫开道，但潘照临仍然在普照寺等了快一个时辰，才终于见到石越的车驾。不过，也幸亏普照寺的主持与潘照临乃是旧识，向负责普照寺安全的大名府官员一力担保，他才得以进入普照寺，与一众僧侣一起等候石越的到来，否则，名扬汴京的潘潜光要见石越居然被挡在了普照寺外，传扬出去，那可真是要颜面全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