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她说只需要一会儿就行了，想见您一面。”
“是前田女士吗？她一个人？”我故意不理睬孩子，询问着那个关东煮的女佣。
我留下孩子，快步走开了。
家门外，大女儿正站在那里。她见到我十分难为情。
前田女士，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曾经在有乐町的一家报社供职多年。但是她现在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人，差不多在两周前，也就是年末的时候，到那家关东煮店里吃饭。那时我正和一位年轻的友人喝得烂醉，不经意间和这个女人搭了几句话，然后请她入了我们的桌，我和她握了手，我和她就只有这么点交情。
那一瞬间，我也想不到什么漂亮的谎话，也没对隔壁房间的妻子打任何招呼，披上外套后，拉出抽屉乱搅一通，也没什么钱，就拿出今天早晨刚从杂志社送来的三张汇票，就着信封塞进了外衣的内兜里，出了门。
“玩吧。从此以后，玩吧。尽情地玩吧！”我和她这么说的时候，她用很沉稳的音调，平静地说：“平常不能好好玩的人，才会如此兴致勃勃。你大概平常都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的吧。”
说着，我已经把手搭在了挂在房间门口的那件外套上了。
我有些惊讶，“好吧，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好好见识我是怎么个玩法的。”虽然这么说着，但心里却在想，她真是个讨厌的大婶儿。
“啊，是吗？”
也许轮不到我这么说，但我当时真的觉得她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健康的人。我憎恨没有忧虑的游戏。我即使能够肯定好好学、好好玩的做法，也最不能容忍尽情玩乐的人。
“有人在家吗？”玄关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出去一看，那是三鹰市的一家关东煮店的女佣。她说：“前田女士已经来了。”
当时我想，她真是个愚蠢的人。但是，我也是个愚蠢的人。我不想输给她。她说的话再了不起，这个家伙也只是个俗人。下次我一定要使劲耍耍她，让她下不了台。于是我对她说：“任何时候我都奉陪，有兴趣的时候，就来这家关东煮的店里，然后叫女佣来叫我一声就行。”说完，我们就握手分别了。关于这些，即使当时我已经烂醉如泥，仍记得十分清楚。
在那之后，大概过了三十分钟。
写下这些话，好像我变得多么高风亮节，变得多么优秀，但是，那也不过是酒醉后很劣等轻薄的风趣，说起来，不过是臭味相投的丑陋画面罢了。
“在的，我会在的。我会在家的。”
我，急忙朝着那个不健康的恶魔所在的地方走去。
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上还牵着一个孩子，再加上自己感冒了，要抬一斗左右的米，那种辛苦，我不用看她的眼泪也很清楚。
“恭喜你，新年好。”在前田女士面前，我羞涩地说着这样的话。
妻子眼里闪烁着泪光。
前田女士上一次穿的是洋装，这次穿的是和服。她在关东煮店的泥地房间里，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她又瘦又高，脸瘦长、苍白，好像没有搽脂抹粉，薄薄的嘴唇干得发白，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眉间深深地刻着几道皱纹。总之，她的长相是我最厌恶的那种类型。上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也许是借着蒙眬的醉眼，她的模样还稍稍看得过去，现在，我头脑清醒，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副令人厌烦的长相。
“我去领米，只不过要是把孩子也带去，实在是不好照看，那就请你留在家里，帮我照看一下孩子们吧，因为光是抬米就已经很重了。”
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口喝酒，然后，就主要对着关东煮店老板娘和女佣聊聊天。前田女士基本上没说什么话，也没沾什么酒。
“没关系吗？”我问。
“今天，真是很奇妙啊。”我带着毫无兴致的口气说道。
我知道妻子两三天前感上风寒，咳嗽得很厉害。她病怏怏的，如果还让她去抬米，实在是于心不忍，但是要让我亲自去排队领米，想想也实在是疲乏。
但是，前田女士只是低着头，呵呵地笑了一下。
“不用。”
“我们不是约好要痛痛快快地玩吗？”我又说，“多少喝一点吧。之前那天晚上，不是喝了很多吗？”
“我去取吗？”
“白天，不可以。”
“因为可能会分配白米。”
“白天也好，晚上也罢，不都是一样吗？你不是冠军玩家吗？”
“为什么？”
“酒，不算在游戏的范围内。”她自大地说。
“至少今天要住在家里的吧？”妻子对我说。
我渐渐有了兴致。“那要怎么样才行，接吻吗？”这个骚婆娘，我可是不惜演绎父子离别的场景到这儿来陪你的！
今年正月初十，寒冷的风呼呼地吹。
“我，要回去了。”这个女人拿起桌上的手提包，“失礼了，我不是为了这个才把您叫出来的……”还没说完，她就好像是要哭出来。
那些肮脏的跳蚤和我心中那块白绸子上写下的蚂蚁文字，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我虽然很确信，但是无法用语言说明。而且现在，也不打算说明。用一种很矫揉造作的说法，那就是，如果还没到花开的季节，那就永远无法说清道明。
那表情，实在是太不妙了，不妙到让我觉得有些可怜。
我并不是打算用这样的比喻蒙混过去，要具体地说明那些文字，不仅是难事，而且是件危险的事。要是说错了话，就会变成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和虚荣咏叹，还会变成惊天动地厚颜无耻的诡辩，还会成为淫祠邪教的神谕，甚至还会堕落为金玉其外的吹牛政治家大谈特谈的救国论，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
“啊，对不起，一起走吧。”
那确实是“小偷也有三分理”，若想找，任何理由都找得到，但是，我心中的那块白绸子上，不知为何写满了琐碎的文字。而那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我也读不明白。打个比方，我心里就像是有十只蚂蚁刚刚从墨水的海洋里爬出来，然后它们在我的白绸子上爬来爬去，沙沙作响，总觉得爬满了很多又琐碎、又纤细的墨汁的足迹和很多模糊、令人心头发痒的文字。如果我能够完全明白那些文字的意思，我所谓的“道义”，大概也能向大家解释清楚了吧，但它就是那么复杂和困难。
她微微点点头，站起来，然后擤了擤鼻涕。
刚刚我才写下，是“为了道义”而玩着放荡不羁的游戏。道义？不该说些蠢话。你以为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一个放荡病的重症患者，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还说些什么漂亮话，为了道义什么的。所谓做了坏事还厚颜无耻，就是这种事。
我们一起出了门，“我是个粗人，不知道该怎么玩，要是不喝酒，我就真的不知该怎么玩了。”
然后，今年的四月，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自从那场战火一烧，家里就缺衣少衫。这次产下的婴儿，襁褓呀被褥呀尿布呀，完全没有办法筹措到。做母亲的只有在一旁叹息，做父亲的却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匆匆出了门。
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马上跟她道别呢？
一出门，我就常常两三天不回家。父亲正在某个地方，为了道义而玩着放荡不羁的游戏，带着下地狱般的心情游戏着，拼了命地游戏着。母亲则彻底死心，背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出门去旧书摊里卖书。因为父亲不给母亲留下一分钱。
这个女人，仿佛一出了店门，心情就马上变好了。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于是我起身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钱袋，看了一眼里面的钱，然后塞进了怀里。我一言不发地披上和服外套出了门。一群孩子在外面嬉戏着。那群孩子里，也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停止嬉戏，正对着我走过来，仰视着我的脸，我也俯视着他的脸。我们对视着，什么也没说。偶尔我会从袖兜里掏出手帕，用力帮他擤擤鼻涕。然后，我毫不犹豫地走开了。本该用来买孩子的零食、孩子的玩具、孩子的衣服、孩子的鞋的钱，一夜之间，像是一堆废纸一样，即将被我挥霍到我该挥霍的地方去，我朝着那个地方，毫不犹豫地迈着步子。这就是我所谓的，我的“父子离别”的场景。
“真是让您见笑了。那家关东煮店，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今天拜托老板娘去喊你的时候，老板娘一脸很不情愿的怪表情。明明我连一个女人都算不上了，很令人讨厌的吧？你呢，怎么样，是个男人吗？”
所谓炉边的幸福，为什么我就办不到呢？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那个炉边，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我即将说一些很恶心的话。但是，我始终没能说出再见。
人说，没爹没娘的孩子也要活下去。我的情况呢，是因为有爹娘，我的孩子才活不好的，因为当爹的，把孩子攒下的零花钱都拿去花了。
“一起玩吧。有没有什么游戏的好提议呢？”我踢开脚边的石子儿，竟然说出这些与真实心思完全相反的话。
如果没有我，至少我周围的人会过得更平安些、更平静些的吧。我今年就要满三十九岁了，至今靠我舞文弄墨得来的收入，不过分地说，全都用在我的放荡不羁上了。而且，那所谓的放荡不羁，对于我来说，只意味着如被地狱般痛苦的闷酒和妖艳的女鬼紧紧抓住似的风花雪月，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而且，那些陪我一起放荡不羁、接受我响应的朋友们，也只会在一旁担忧我，同样也没什么觉得高兴的。结果就是，我将我所有的收入浪费在我的放荡不羁上，不能让任何人觉得高兴，而且老婆连买一个炭炉都要被我责怪“这个多少钱？你太奢侈了吧！”，然后我再成为一个任性妄为的丈夫。我很清楚这样并不好。但是我没能改掉这些坏毛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还是这样。我从出生到现在，大概是患上了什么麻烦的重病。刚生下来我就住进了一个类似疗养院的地方，至今我还是生活在那种精心疗养的环境中。即使是这样，疗养的费用，可能也抵不上至今我用于烟酒的十分之一。我真是个胡乱花钱的重病人。一个家族里，只要出了我这样的重病人，我身边的亲戚，个个都日渐消瘦，照样日日折寿。其实我死也无妨。写一些无聊的东西，就被人顺溜拍马阿谀奉承，但却让我的家人折寿，我真是个令人发指的罪大恶极的人。去死吧！
“不如去我家吧，本来今天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的。我家里，有很多有趣的朋友呢。”
至今我这将近四十年的生涯中，幸福的预感大多会落空，但是不祥的预感却悉数应验。那父子相别的场景，不仅仅是两三次，而是接二连三、隔三岔五地重演着。
我有些郁闷，提不起劲儿。
就这样，在那之后，在我心里，又无法忘怀宗吾郎。同时我也预感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两三次像宗吾郎父子离别的场景那样心如刀绞的经历。
“去了你家，有什么好玩的吗？”我悄悄地笑了一下。
七八岁的我，看着那些场景流下了泪，但是，那并不是出于对哭喊着的孩子的同情，而是因为想象出了为了道义而抛下孩子的宗吾郎的心如刀绞。
“什么都没有啦。作家，竟然会这么现实啊。”
宗吾郎最终决定告御状，在大雪天出发了。孩子们从家里的格子窗里探出头来，对远行的父亲依依不舍。“爹爹啊，爹爹啊……”孩子们声泪俱下，呼喊着父亲。宗吾郎用斗笠遮住脸，登上了渡船，任由大雪狂飞。
“这个嘛……”我刚张口又闭上了嘴巴。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看过一部《佐仓宗吾郎一代记》的电影。电影里，贪官污吏被宗吾郎的阴魂所折磨的画面，还有大雪天父子离散的画面，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她在！她在啊。我的那个病怏怏的妻子，戴着一块白色的纱布口罩，背着小儿子，任寒风吹打，站在等待分配米的队列中。妻子装作没看见我，但是站在她身旁的女儿，一直都盯着我。女儿和她妈妈一样，戴着一块小的白纱布口罩，然后，看着父亲大白天喝醉酒和一个奇怪的大婶走在一起。父亲虽然尴尬得快要窒息了，但母亲却还泰然自若地，用棉衣的大袖子挡住了女儿的脸。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信仰的到底是什么，道义的世界，是很可悲的。
“那不是令爱吗？”
如此这般，以撒最终没有被他的父亲杀死。但是，亚伯拉罕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信仰，确实是毫不犹豫地准备牺牲自己的独生子。
“开什么玩笑。”虽然打算一笑掩饰过去，但是嘴巴却不断地扭曲打结。
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不可害他。你不惜牺牲你的独生子，我已经知道你对真神的敬畏之心了。”
“但是感觉上，很像……”
这时候，真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不要戏弄人。”
亚伯拉罕筑好祭坛，摆好柴火，捆绑起他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的柴火上。亚伯拉罕伸手拿起刀，准备杀自己的儿子。
我们就这样走过了发配米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我儿，真神必定自己准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继续同行，终于到了山顶。
“你的家在哪儿？远吗？”
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哟，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不远，马上就到了。跟我去吧，我的朋友一定很高兴。”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真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山麓，亚伯拉罕将以撒扶下马，然后让以撒背上燔祭的柴火，自己拿上火种和刀，两人一起往山顶走去。
我没给妻子留下什么钱，不知道行不行。我痛苦地流出了黏糊糊的汗。“走吧。不知这途中有没有可以喝点威士忌的地方。”
真神说：“你带上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酒的话，我在家已经准备好了。”
真神耶和华要试探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
“准备了多少？”
为了道义，不惜牺牲自己孩子的事情，自人类诞生后不久，就已经发生了。被誉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为了道义，就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记录在《旧约圣经》的《创世记》中，十分有名。
“您真是太现实了啊。”
——《创世记》二十二之七
在前田女士的家里，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她家里玩，看上去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而且没有一点风韵，啊不，应该是疯癫掩盖了风韵，嗯，应该说是她们用比男人还要野蛮的态度跟我搭话，完全不谈论女子应该谈论的哲学呀，文学呀，美学之类的话题，只是进行着一些无聊白痴的争论。我一边想着，地狱啊地狱啊，然后应付着她们的话，一边喝着酒，吃着牛肉火锅，喝着年糕汤，身子钻进被炉里躺下，并不想着要回家。
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道义。
亚伯拉罕说：“我儿哟，我在这里。”
道义，是什么？
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
虽然无从解释，但是，亚伯拉罕，最终没有杀了他的独生子；宗吾郎，演绎了父子离别的场面；我，执意要陷入地狱。那种道义，所谓道义，和这些男人都十分难以应付的可悲弱点很相似。
李月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