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了香槟，倒进医院提供的两个丑陋的白色塑料杯里。
“你想喝点香槟吗？”她指着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说道，那酒正冰镇在她床边的篮子里。“我不该喝酒。但是——哎。我是说，要是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她笑了起来，再一次地拔去了喉咙上的塞子，使得她的笑湮没于无声之中。
她叹了一口气。“嗯，不错。我只喜欢喝香槟。问题是，她会让你永久性地染上口气。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会死？”
或许不是吧；不像玛丽莲·梦露和朱迪·嘉兰，此二人都是企盼着越过那条地平线——一条黯淡的彩虹，在成功之前，她们都已经无数次尝试过踏上那趟航程了。然而这三个人之间还有一些共性，泰勒、梦露、嘉兰——后面的两人我都非常熟悉，没错，的确是有。一种情感上的极端倾向，一种需要被爱胜于去爱他人的倾向，这十分危险，这是一种赌术不佳的赌徒妄图挽回败局而大肆投注的非理性冲动。
“有啊。我有一次突发阑尾炎。还有一次，我正趟过一条小溪，被一条水蝮蛇咬了一口。”
她笑了起来，但是直到她重新把橡皮塞塞回原处，我才听到她的笑声。“这是我生平第二次有这种感觉——我知道——我要死了。或许是第三次吧。但这次是最真实的一次。就像是在一片惊涛骇浪的海面上航行。然后慢慢滑过地平线的边缘。脑中全是海浪的咆哮声。我想这其实是我竭力呼吸的声音。不，”她说，回答着我的问题，“我不害怕。我没有时间去害怕。我正忙着战斗呢。我不想越过那条地平线。我永远都不会。我可不是那种人。”
“那你害怕吗？”
她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不过，你可以看出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磨难。此时的她面色比医院的床单还要惨白；她的眼睛未施粉黛，看起来淤青肿胀，就像是哭泣的孩子。她刚从一种急性肺炎中恢复过来。“我的胸部和肺部灌满了一种黏稠的黑色化脓。他们要从我的喉咙刺出一个洞来，才能把这团化脓给放出去。你看，”她指着喉咙上的伤口说，喉咙上有个小橡皮塞堵住了伤口。“要是我把这个东西拔出来，我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她拔了出来，的确是不能说话了，这番情形让我很是紧张，却令她很开心。
“嗯，那时我还小呢。我当然害怕啦。我不知道要是放到现在会不会不害怕。”
而后我听说泰勒并没有死，于是我顺路去了趟医院探访她，打算给她留些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径直把我领到了她的病房里。房间之小令我吃了一惊；至少她不在公用病房里，但是这个让人幽闭恐惧症发作的小隔间被一张狭窄的铁床和一张木凳子完全塞满了，这看起来不适合给一位电影女王的生死之战作角斗场。
她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我的问题在于我不能死啊。不是因为我在艺术方面有什么很大的追求（在麦克之前，在他出事儿之前，我总在计划着从电影里跳出来；我觉得我已经受够了这个鬼行当了）。只是在金钱方面的追求，还有情感上的追求：我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还有我的狗，要是我出了事怎么办？”她喝完了香槟，我又给她倒了一杯，她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人人都不想死，即便是他们想去死的时候——以为他们想去死的时候。但我真实的信念是：某件事情会降临在我身上。这会改变一切的。你觉得会是什么事儿？”
我拨通了费舍尔先生的电话，他已经在悼念的悬崖边站稳脚跟了：“看上去我要失去我老婆了。”他一副命中注定的样子，不过不是以他想要的那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爱？”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打电话给泰勒，她的秘书告诉我说她住院了，《伦敦晚报》确认了这个事实：伊丽莎白病危。
“什么样的爱呢？”
“餐馆招待”神情古怪地望着她。“哦，是吧？”
“嗯，啊，平常的那种。”
“你看，”她对她丈夫说，“我没有受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教育，但是不知怎的我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我喜欢真实的东西。”
“不可能是平常的那种。”
没错，我读过这本书；实际上，我告诉她，这本书的作者哈珀·李是我童年的玩伴。我们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座小镇中一同长大，她的书或多或少带着一些自传性质，这是一本重要的小说[3]；的确，迪尔——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写的应该是我。
“或许是一种宗教启示？”
她将目光鄙夷地从他身上移开。“他说的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你读过这本书吗？刚刚面世。我觉得真是挺不错的一本书。”
“扯—！”她咬了咬嘴唇，欲言又止。但过了一会儿，她又笑了起来，说道，“要是这种爱交织着宗教启示如何？”
“你跟我说要读的书啊。读是读了。但就是读不下去。”
我们再次见面时，又过了很多年，而我似乎成了正在经历宗教启示的那个人。那是纽约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和泰勒还有理查德·伯顿坐在一辆小轿车里，这位才华横溢的矿工的儿子取代了“餐馆招待”的角色。
“读什么书？”
伯顿的轿车正从（或者说正试图从）百老汇的一家剧院开出，伯顿刚刚在那里演完了一出戏。但是轿车寸步难行，因为成千上万——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痛饮狂欢，大声喊叫，硬是要看一眼自辛普森夫人[4]与温莎公爵之后最知名的一对情侣。潮湿、鬼魅的面孔黑压压地朝着车窗靠过来，大个子女孩儿们带着一种近乎淫荡的亢奋，拼命地敲打着车顶；上百名从其他剧院离场的普通民众也发现，他们被这一群大哭大笑的伯顿-泰勒狂们淹没了。整个场面就像是压顶的雪崩，一切都动弹不得，甚至连那一队骑警都无能为力，他们此刻正拿着警棍以一种相当温和的方式敲打着这群乌合之众。
“都是读书惹的祸啊！”他抱怨道。
伯顿目光炯炯，操着一口抑扬顿挫的威尔士山谷口音，皮肤像长了痤疮一样不平整，你简直可以在上面划着一根火柴了，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静观事态的发展。“这不过是常有的事儿罢了，”他咧着嘴说着，笑得很开心，露出满嘴昂贵的牙齿。“每天晚上，伊丽莎白都会在演出结束后来接我，总是会有这些……这些……这些……”
她对他说，“怎么啦？你怎么不停地揉眼睛呢？”
“花痴，”他的妻子冷冷地插了一句。
我在这个特别的环境里见到泰勒的第一个傍晚，她尽其所能地想要送我一只可爱的杂色斑纹猫，这只猫是她从街头捡来的。“不要？你真刻薄啊。我拖不动所有这一切了……”她伸开双臂，暗示她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动物多得足以开一家宠物店了，一位端饮料的男秘书，一位匆匆忙忙地跑进跑出的女仆展示着刚刚上市的服装（“都是出自巴黎。不过我只好把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退回去了。我买不起。我真没什么钱。他也没什么钱。黛比·雷诺德——如果你不介意我用这个词——才是有钱人”），更不用说那“餐馆招待”了，他坐在沙发上，揉着眼睛，似乎是要从午睡中清醒过来。
“这些狂热的群众，”他用略带斥责的口吻纠正了她的话，“等待着……等待着……”
我经常去那间顶层豪华套间，因为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曾住在那里。奥利弗·梅塞尔把这里装修得花里胡哨，房间确实相当地漂亮，或者说曾经很漂亮：但在泰勒夫妇居住期间，房间里到处都是掉毛的猫与没受调教、四处乱撒尿的狗，还有一种堆满东西、凌乱不堪的整体氛围，你很难发现这里有梅塞尔的风格。
“看一对罪孽深重的怪人。省省吧，理查德，你难道没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觉得我俩是罪人和怪人吗。”
我们再次重逢，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次是在伦敦，她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准备进军罗马，开始厄运当头的《埃及艳后》的拍摄。她与那个“餐馆招待”一起住在多切斯特的顶层豪华套间里——“餐馆招待”是费舍尔太太的许多朋友对费舍尔先生的称呼。
一个老人爬上了车顶，嘴里骂着下流的话，这时车突然发动，想紧急逃离，他从车顶上滑落下来，摔在腾跃的马蹄之下。
泰勒——她的眼睛中总是流动着生命——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他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会要了他的命的。”她说得没错；他的确为此送了命。但在此之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怜悯与坚持，尽管制片人不愿意用克利夫特——他们还共同出演了《夏日痴魂》——这部影片凝聚了克利夫特最后一次有价值的表演，以及泰勒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仅次于多年以后她在阿尔比的《灵欲春宵》中的演出，在那部影片里她用一种微妙、泼辣但收敛的歇斯底里给那个酗酒太太的角色平添了色彩。
泰勒很不安。“这就是总令我感到烦心的事儿。我担心有人会受伤。”
古驰店的店员面对这事儿显得非常冷静。其中一个售货员拿出一支钢笔和一本销售记录，问我，“这些羊毛衫，我该找谁收费？”问题是他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说他想要身份证明。于是我走到大街上，蒙哥马利还在四处踢着羊毛衫（引得一些好奇的路人驻足观看），我问他有没有支付卡。他望着我，带着一种极度疯狂、神志不清的傲慢神情，说道，“我的这张脸就是我的支付卡！”
但是伯顿却显得满不在乎。“西纳特拉那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他惊呆了。他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真是印象深刻。”
我们在古驰店里，他挑了大概两打价格极为昂贵的羊毛衫，放在柜台上。突然，他一把抓起所有的羊毛衫，悠然走出店门，外面这时下着滂沱大雨。他把羊毛衫扔到大街上，踢得到处都是。
好吧，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样也令人压抑。泰勒就因此感到压抑不已，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入住的酒店——那里还有一众迎接他们到来的人群——刚一进门，她就点了三瓶伏特加。伯顿也是如此。
我说，我见过。他在圣诞节前的几天给我打了电话，声音听上去还不错。他想知道我午餐有什么安排，我没什么安排，我正准备为圣诞节采购一些东西，于是他说如果我带他去采购的话，他就在圣廷苑请我吃午饭。他在午餐的时候喝了几瓶马提尼酒，但他还是很理智、很逗趣的；出门的时候他去了趟洗手间，就在那里，他一定是服用了某种东西，因为二十分钟之后，他开始飘飘然了。
伏特加过后，接下来是香槟，客房服务项目中，有一餐不怎么提神的午夜自助餐。伯顿和泰勒狼吞虎咽起来：我注意到演员和舞者似乎都有无法遏制的饥饿感——但是他们的体重却总能保持在某个奇怪的、超凡脱俗的水平（甚至是泰勒，镜头之外的她看起来从未与她偶尔在照片中的样子一样丰满：照相机常常会加重三十磅——即便是奥黛丽·赫本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开始谈论一个共同的朋友——蒙哥马利·克利夫特，他是《郎心似铁》一片中与伊丽莎白·泰勒出演对手戏的男演员，泰勒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安全感。她说，“这发生在我家中，或者说，就在他离开我家以后。他喝了很多酒，驾车失控。他在此之前真的没事——在那起事故之前。呃，他一直在酗酒——但他出问题是在那起事故之后，他对那些药丸和止痛药上了瘾。没人能永远逃过法律的制裁。我有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你呢？”
渐渐地，你可以感觉到二人之间有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在对话中不断出现分歧，让人追忆起《灵欲春宵》里夫妻间那妙语连珠的对话。然而那是爱情方面的一种紧张关系，是此前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彼此作出承诺后两人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简·奥斯丁曾说过，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绕不开两个主题：爱情与金钱。伯顿是个无比健谈的人，他涵盖了第一个主题（“我爱这个女人。她是我所认识的最令人着迷与兴奋的女人”），以及第二个（“我在乎金钱。我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而且我还想要——呃，我不知道你对有钱怎么看，但我就是想要有钱”）。这两个主题，以及文学——不是演戏，而是写作：“我从不希望成为一名演员。我总是希望成为一名作家。如果这场马戏表演有结束的那天，我就会去做一名作家。”
第二个意外是泰勒似乎是如此地博览群书——不是说她在这方面有何造诣，或者是要把她归入知识分子一类，而是她非常喜欢读书，这一点显而易见，她以随意的阅读方式吸收了大量的书本内容。而且她在谈及这些书的时候，展现出了对于文学创作过程的深刻理解；总之，这使得你会对她生命中的那些男人感到奇怪——尼基·希尔顿、迈克尔·威尔丁、费舍尔先生；除了麦克·托德——他具有某种闪光灯泡般一闪即逝的智慧，某种霓虹灯般的机智——除他之外，她迄今为止的其他几任丈夫与她都很不般配——这个异常敏锐、思维迅捷的年轻女子究竟能跟他们谈些什么呢？“哎，你不见得总能钓到你想钓的鱼。我真正动过心的有些男人其实对女人并没有兴趣。”
他说这话的时候，泰勒的眼角流露出一丝尤为得意的目光。她对这个男人的深情点亮了这个房间，仿佛是一大堆日本灯笼。
在这一点上，我回想起曾经与玛丽莲·梦露有过的一次谈话（我倒不是要将泰勒与梦露二人作比；她俩各有千秋，前者是干脆利落的专业人士，后者飘忽不定到了病态的地步，是一个天才却极度单纯的原始人）。但是梦露的道德观念却与之近似：“我不认可随意的性行为。不管对错与否，如果我倾心于一个男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他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点儿傻吧，但我就是这么想的。或者如果不能结婚，那么这一定也得有意义，而不仅仅是身体接触那么简单。这很滑稽，如果你想到我的名声的话。这样的名声也许是我应得的。只是那不是我的想法。那只是我应得的，我是说。人们就是不明白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没有你的真实自愿。你内心的自愿。”
他离开房间，又开了一瓶香槟。
午餐持续了许久，我们聊了很多。我的第一个发现是，尽管她的言语中有许多四个字的粗俗语言，多得让人好笑，但她在很多领域都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而且是个非常严苛的道德主义者，几乎算得上是加尔文派了[2]。譬如说，她一想到要扮演约翰·奥哈拉的《青楼艳妓》——这个多灾多难的奉行享乐主义的女主角，她就感到愤懑；她有法律上的义务，不得不去演这个角色（因为如此，她后来赢得了奥斯卡奖），但是她希望她可以从当中走出来，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女孩。我不喜欢她所代表的东西。她那低俗的空虚。那些男人。随随便便与人上床。”
她说，“嗯，我们是吵架。但至少他还值得去吵。他真是棒极了。他博览群书，我可以跟他有话可谈——我跟他无话不谈。他所有的朋友……埃姆林·威廉姆斯对他说他娶我真是个大傻瓜。他是个伟大的演员。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而我什么也不是。一个电影明星。但最重要的是相爱的男女之间能发生什么。或者是任何彼此相爱的两人之间。”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的这些年里，她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其中最惨的两件是麦克·托德的死，还有她嫁给了“歌手”埃迪·费舍尔——这件事简直就和肯尼迪夫人的希腊式婚礼一样不合时宜。不过，这两桩变故都没有使泰勒发出的那如同颤动的光一般的狂热魅力黯淡下来。
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外面开始下起了雨，雨点懒懒地打在窗户上。“雨水令我困倦。我真不想再喝香槟了。不要。不要。不要走。我们总归要喝的。而后要么是一好百好，要么是大吵特吵。他认为我酒喝得太多了。我知道他会这么想。我只是尽力保持情绪。维持心情。我总是希望，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记住，很久以前，我告诉过你，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但是直到我以“窈窕君”海沃德客人的身份遇见伊丽莎白·泰勒后，她才给我留下了印象，至少是作为一个人的印象；作为演员，我一直很喜欢她——从《玉女神驹》开始，而她饰演的《郎心似铁》中的富家女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她拉上了窗帘挡雨，两眼出神地看着我——加拉蒂亚正在俯瞰那条最终的地平线。
通常，当一对夫妇开始大秀恩爱，又是亲吻、又是拥抱、又是抚摸的时候——哎，这时候旁人总是会想他们的爱情一定遇上了大麻烦。但这两人的情况不同。我记得他们，那天下午，摊开手脚躺在阳光下，在青草与雏菊的田地里，双手相扣，相互拥吻，这时一群胖乎乎的纽芬兰小狗，大概有六到八只的样子，在他们的肚子上绊倒，把他们的头发搅作一团。
“嗯，你怎么看？”但是这个问题，答案早已有了。“你觉得我们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我猜的话，一旦你找到了你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便不是起点开始的地方，而是终点开始的地方。”
我们此前见过一次面——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共同朋友的农场里。那时，她的第三任丈夫麦克·托德还没有经历飞机失事，仍然健在，他个性强硬，身材矮小，颇为性感，娶了这位似乎对他如痴如狂的美丽的孩童。
[1]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但是我肯定记得基斯夫人选的是谁，她那时是勒兰德·海沃德太太。朋友们把基斯夫人叫做“窈窕君”，她身材高挑，行动灵巧，有着加利福尼亚人的那种贵族风范（需要补充一点是，北加利福尼亚），她看上去腿部、脚踝与脚线条极好，比例匀称。她带给大家的“惊喜”是伊丽莎白·泰勒，与有的人相比——譬如说奥纳西斯太太，她的身材十分短小，相对躯干而言，她的腿太短，头部对于整个身体而言也显得过大；但她的脸和那双丁香紫的眼却是囚犯的美梦，是女秘书的自我幻想：如此虚无缥缈，如此遥不可及，却又如此恬静羞涩，晶莹易碎，带着人性的温情，那双丁香紫的眼眸后面闪烁着丝丝怀疑的神情。
[2] 加尔文主义是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的统称，一种严苛的新教信条。
几年前，大概超过十五年前吧，我和一个朋友决定在纽约的社交科目中插入一系列“猜猜谁来吃午饭”的午餐派对；这个想法在二月这样一个最令人乏味的月份里，看起来十分有趣，于是我和那个朋友邀请了我们另外的四位好友在一套私人公寓里共进午餐。我们六个的想法是，我们六位每人再请一位“神秘”嘉宾——最好是请一个有趣、知名，但是私下里我们都不认识的人——至少得有人不认识。我选的是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1]，但是他那天没空；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我请的是谁了。
[3] 此处原文为法语roman clef。
（1974）
[4] 辛普森夫人，美国人，原名沃丽斯·沃菲尔德，平民家庭，早年丧父，受过很好的中等教育，无力读大学。第一次嫁给一个军人，第二次嫁给商人辛普森先生，随后移居英国。辛普森夫人能在英国史上留名和她得以如此出名，都是因为英王爱德华八世为她放弃王位（退位后称温莎公爵），一时间传为佳话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