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喜欢它摸上去的感觉。清爽，宁静。”
“它让你想起了什么？你脑子里会浮现出什么想法？”科莱特夫人问我。
“宁静。没错，说得太对了。我总是在想我到时进棺材的时候都想把它们带上，就像埃及法老。那你的脑子里会出现什么画面？”
这是个多棱面的作品，美妙绝伦，完全没有气泡，雕饰也很简约：就是一朵带着绿叶的白玫瑰凝在中心不动。
我在昏暗的玫瑰色灯光下上下端详着这个作品。“穿着圣餐仪式礼服的少女。”
她解释说，这些都是水晶艺术品中的绝顶上乘之作：由法国最伟大的水晶工厂——巴卡拉、圣路易和克里希——中一流的工匠精心制作而成的玻璃珠宝。她从这些纸镇中任选了一件——它美妙绝伦，成千上万种色彩从中同时绽放而出——随后展示了这件作品的出品时间：1842年，日期藏在其中一个小花蕾里面。“这些做工精良的镇纸，”她告诉我说，“都是在1840年至1880年间制作而成的。此后，这项艺术就全面走向衰微了。我差不多是在四十年前开始收藏这些作品的。那个时候，它们都已经过时了，你在跳蚤市场上可以以很划算的价钱买到，花不了多少钱。如今，一件上等的镇纸价值连城。现在有几百位镇纸收藏家，但总体而言，大概只有三四千作品还值得一看。比如说这一件。”她递给我一件棒球大小的水晶球。“这件就是出自巴卡拉之手。叫做白玫瑰。”
她微微一笑。“很有意思。也非常贴切。现在我能够明白，让告诉我的话是对的。他说，‘别被蛊惑了，亲爱的。他看上去像是个十岁的天使。但其实他长生不老，而且有一颗非常淘气的头脑。’”
没错，我明白她的意思：这些物品就像永恒的雪花，永远凝固的炫目图案。“是啊，”我说。“很美。很美。可它们到底是什么？”
但没有她自己淘气，她拍了拍我手中的物件，接着说道，“我希望你能收下，留个纪念吧。”
终于，科莱特夫人说道，“啊，看来你对我的雪花感兴趣？”
这样一来，她为我定下来一个注定要令我破产的宿命，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也成了一名“收藏家”，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不懈地搜寻各地上乘的法国镇纸，从索斯比富丽堂皇的拍卖行到哥本哈根和香港光线昏暗的古玩店。这个嗜好非常耗费财力（现在这些物品的耗费，依照其质量和稀有程度而定，大约在6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我在搜集它们的过程中，只有过两次物超所值的经历，但是这两次都是大获成功，令人难以置信，足以弥补许许多多次残酷的失望打击。
床的两侧有两张桌子，桌上几乎铺满了上百块水晶镇纸：水晶球里面嵌着绿色的蜥蜴、蝾螈、千花[2]、蜻蜓、一筐梨、落在蕨类叶子上的蝴蝶，粉色、白色、蓝色、白色的螺旋图案，像焰火一样熠熠生辉，盘曲的眼镜蛇，似乎正准备出击，小巧漂亮的三色紫罗兰插花，还有美艳的一品红。
第一次是在布鲁克林一家落满灰尘的大旧货店里。我正在一个深色玻璃柜里看一堆纷繁芜杂的东西，这时，我发现了一件圣路易的花镇纸，上面镀了一层西红柿颜色的瓷。我找到老板，询问这个作品的情况，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价值几何，其实大约在4000美元吧，他20美元就卖给我了，我真的是有些得之有愧，可管他的呢，这是我头一笔，也是最后一笔智取卖家的买卖。
但是房间里最令人嗔目结舌的物件既不是猫，也不是床垫。腼腆，紧张，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只是一开始匆匆打量了科莱特一眼，之后就不敢看她了，而且张口结舌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一套对我来说仿佛充满魔力的展品身上，它们就像是梦的某个碎片。那是一套水晶镇纸古董。
我第二次成功的交易是在一次拍卖会上，那是在长岛的东汉普顿。我碰巧闲逛到那里，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期许，确实，拍卖的大多是些蹩脚的绘画作品，还有一些平庸的家具，都是从一栋长岛海边的老房子搜集来的。但是忽然，就在那些陶器和单调的盘子中间，有一个东西令人眼前一亮：一件超凡的千花镇纸，做成墨水瓶的形状。我知道这是件真品，仔细看看，发现出品时间是1840年，制作人签名为J.C.，深深镌刻在下面的花束中间。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上十一点左右，而这个墨水瓶直到下午三点才出现在拍卖商的展台上。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不知所措，焦急地走来走去，心里在想拍卖商或者买家当中是否有人知道这个墨水瓶的稀有程度和价值——它足够供养一对孪生子念完大学了。如果这整件事听上去有些无聊的话（我想确实如此），那么我只想说，这就是收藏对你产生的影响。
她就躺在那里，垫着几层花边枕头，眼睛中流动着生命，流动着仁爱，也流动着忿恨。有一只小猫正伸开四肢趴在她的双腿之间，它的皮毛格外地灰，看上去更像是一份额外的慰藉。
就这样，那个拍卖商开始拍卖墨水瓶，起价25美元，于是我马上就知道了他不懂他卖的是件什么东西；问题是，买家中有没有人懂行呢？当时大概有三百人在场，大部分都是些眼光独到的买家。结果呢，倒是有一个人略懂一二：一个年轻的纽约商人，他是来这里买家具的，对于镇纸知之甚少，但他十分狡黠地意识到这件东西绝不寻常。我们喊到300美元的时候，拍卖厅的其他人都已经开始议论纷纷，面面相觑了；他们无法理解是什么让这块玻璃值这个价。我们喊到600美元的时候，拍卖商已经有些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而我的竞争对手的汗都流了出来；他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他十分勉强地喊出650美元的竞价，于是我喊了700美元，断了他的念想。事后，他跑过来问我觉得这个玩意儿是否值700美元，我回答道，“不，它值7000。”
房间的陈设也反映出了她的一些较为世俗的作品中——譬如说，《爱人》还有《爱人的终点》——那种与世隔绝的奢华。天鹅绒的窗帘垂落下来，挡住了这六月里的日光。你可以注意到如丝一般柔滑的墙壁。还有透过浅玫瑰色围布灯罩的玫瑰色灯光。香味——玫瑰香、橘子香、柠檬香以及麝香的混合——飘散在空气中，似雾，似霭。
有些人在旅行途中带上朋友、家人与爱人的照片；我也是如此。不过我也带上一个小黑包，里面装着六个镇纸，每个都用一块法兰绒包裹好，因为尽管它们看上去挺坚硬，其实很容易碎，而且，就像一群吵吵闹闹的兄弟姐妹，它们之间也无法和平相处；要把镇纸弄断弄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它们碰撞到一块儿。那为什么我还带着它们坐车，去芝加哥或者洛杉矶这些要走两天的地方呢？原因是，带着它们，可以让我在最不知名的酒店房间里感到温暖又安全，此外还有个原因：到了两点差一刻的时候，要是还没有睡意的话，凝望着一朵静静的白玫瑰，一种平静与悠闲就会油然而生，直到这朵玫瑰催你进入梦乡。
她是在卧室接见的我。我有些错愕。因为她看上去跟想象中科莱特应当具有的相貌一模一样。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讶。红色、卷曲，有点像非洲人的头发；流浪猫一样倾斜的眼睛周围涂着眼影；面容精致，灵动如水……抹了腮红的脸颊……薄薄的嘴唇，细细如线，却涂着非常浓艳的红色。
有一次，我送了一件镇纸给一个关系非同一般的朋友，而送他的那件是我最喜欢的镇纸之一，因为正如科莱特在那个很久以前的午后所说的那番话，对于她明显爱不释手的东西，我表示拒绝接受后，她对我说道，“我说亲爱的，送礼真的是件没有意义的事情，除非你自己也喜欢。”
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我赶紧现身，因为我预先得知不能迟到，也不可久留，因为我要采访的这个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疾病缠身，几乎卧床不起。
[1] 此处原文为法语Grande Mademoiselle。
六月的一个银色午后；那是二十年前，巴黎的一个六月午后。我站在皇家广场里，仔细搜索着那些高大的窗户，寻思着哪一个会是科莱特——这位法语文学界女杰[1]的住所。我不停地看着表，因为我和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在四点钟有约——我受邀前去赴下午茶；能够获得这份邀请应当归功于让·科克多，因为我之前曾对他说——带着一些青年人的莽撞——科莱特是我无比尊敬的唯一一位健在的法国作家——当然还有纪德、热奈、加缪和蒙泰朗，更不用说M·科克多了。毫无疑问，要是没有科克多的慷慨相助，我也许绝不会有此机会与这位女杰见面，因为我只是一个区区的美国青年作家，只出过一本书而已，就是那本《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她此前也根本就未曾听说过。
[2]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millefiori。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