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儿把我也给骗了。
乔治：我只是让别人看到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至于真相如何，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乔治：到了半夜的样子，我老婆过来敲了敲门，她想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让她回去睡觉，告诉他我有一封很紧急的商务信函还没写完，等写完了，还要开车去邮局给寄出去。她说明天早上再寄吧，十二点都过了。我当时就火了。结婚三十年，我冲她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格特鲁德真的是个好得没话说的女人，我也是真心真意地爱着她。真的，我发誓！可是我当时冲她大声嚷嚷：不行，等不得。今晚就得发出去，事关重大。
我：是吗？我还以为你一直过着理想的美国青年所享受的理想生活呢。
（服务员递给乔治一盒已经开封了的香烟。他抽出一支含在嘴里，服务员给他点上了火。这服务真是做得挺到位的，因为乔治的手指颤抖得厉害，根本就拿不稳火柴。）
乔治：没错，我是一直在喝酒，我觉得那封信写得相当动情。我真的为那个孩子感到难过，真的想帮帮她。我跟她讲了我自己的孩子碰到过的一些麻烦事。比如哈莉特长了粉刺，一直没有男朋友，最后还是做了化学换肤后才有的。我还跟她讲了我小时候也过过那些苦日子。
上帝保佑，确实事关重大，因为我觉得如果那天晚上不把这封信给寄出去的话，我就永远也不会寄了。或许，等到酒醒之后，我会觉得这信写得太过私密，或者有种近乎唐突的感觉。人家一个孤苦悲伤的小姑娘向我吐露了她的心声：要是我一丁点儿回音都没有，她又会怎么想呢？不行，我钻进车里，直奔邮局，直到最后，等把信塞进了邮筒后，我感到精疲力竭，连开车回家的劲儿都没有了，于是就倒在车里酣睡起来。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是我老婆还在熟睡，并没有注意到我是什么时候进的房门。
我：那也许会影响到你写出来的东西。
这时我只来得及刮个胡子、换件衣服，然后就得匆匆忙忙地去赶火车了。我刮胡子的时候，格特鲁德走进洗手间。她面带微笑，并没有提起我昨晚发脾气的事儿。可是她手里拿着我的钱夹，对我说，“乔治，我打算把杰夫的毕业照扩洗一张寄给你妈，”说着，她就开始翻弄钱夹里的所有照片。对此我一直没有在意，直到她突然说了句：“这女孩儿是谁啊？”
乔治（一脸惊奇）：怎么了？
我：是拉奇蒙特的那位年轻女士吧。
我：你写信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喝酒呢？
乔治：我本来应该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她的，可是我……唉，我说这是和我一起上下班的一位朋友的女儿。我说他把这张照片拿给车上的一些人看，后来忘在吧台上了。所以我就把照片装进钱包里，准备下次遇到他的时候再还给他。
乔治：我留着那张照片。这么说吧，其实我就放在我的钱包里，跟我那几个孩子的照片放在一块儿。你瞧，就因为那封信，我一想起她，就觉得她像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总忘不了那封信。那天夜里，我乘火车回家时，做了一件我极少做的事情。我走进餐车，点了几杯烈酒，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信的内容，简直都能背下来了。于是回到家中，我跟老婆说还有些公事要忙，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始给琳达写信，一直写到半夜。
服务员，拜托再上几杯“野火鸡”！[3]
我：不介意。接着往下说吧。
我（对服务员说）：来一杯就行了。
乔治（足足沉默了五秒钟）：很伤感，也很感人。她说她在拉奇蒙特住的时间并不长，一个朋友也没有，于是她往海里扔了几十个瓶子，而我是唯一一个捡到瓶子并且给她回信的人。她说她原本住在威斯康星州，后来爸爸去世，妈妈改嫁，嫁的那个男的有三个女儿，没一个喜欢她的。那封信写了十页纸，一个拼写错误也没有。她讲了许多事情，口吻中透着机灵，但听上去却挺可怜。她说她希望我再给她回信，又说或许我可以开车去拉奇蒙特，找个地方我们见上一面。听我讲这些你不会介意吧，要是你介意的话……
乔治（语气缓和，却并不随和）：怎么着，你是不是以为我喝得太多了？
我：是的，这我知道。要不然我怎么会帮你写读书报告呢。那琳达·蕾莉小姐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要是你还得回办公室的话，确实多了点儿。
乔治：我从不读小说。我讨厌读书。
乔治：我不回办公室。从十一月初开始我就没回过办公室了。他们说我神经衰弱，操劳过度，体力不支，说我应该在家静养，让我那体贴的老婆来好好照顾一下。我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船的老婆。就是那一条船。同一条该死的破船，一遍又一遍地画个不停。
我：没什么。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我：乔治，我得去方便一下。
乔治：这是个什么人？
乔治：就这样撇下我？就这样撇下给你递代数考试答案的老同学？
我：亨伯特·亨伯特[2]的影子。
我：可是我考试还是没过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乔治：然而我的感谢信却引来了一封回信。一封长信。那封信着实让我感动。她附上一张她自己的照片，是张彩色的拍立得照片。她身穿泳衣站在海滩上。或许她是只有十二岁，可是看上去却像是十六岁。她是个可爱的小家伙，一头短短的黑色卷发，眼睛蓝得不能再蓝。
（我并不想去方便；我只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我没有胆量乘机溜出去，躲进某个安静的电影院，但我确实不想再回到那张桌子跟前了。我洗了个手，又梳了梳头。这时进来两个男的，站在便池前。其中一个人说道：“那个喝多了的家伙。有一阵我还以为我认识他呢。”他的朋友答道：“哎呀，你又不是真不认识他，他就是乔治·克莱科斯顿啊。”“瞎扯！”“我当然认识乔治，他以前是我老板啊。”“可是天哪！他出了什么事儿啊？”“众说纷纭哪。”后来，也许是因为意识到我在场，这两个家伙不再作声了。我又回到了餐厅里。）
我：给我来点儿咖啡。
乔治：你居然没溜走？
乔治：是吧，我倒是刚开始抽，不过从来都不买，只是东讨一支，西要一支。服务员，给我拿包香烟过来吧，什么牌子的都行，只要不是薄荷醇香型的就成。再来一杯“野火鸡”好吗？
（他看上去比先前要平静一些，不再那么醉醺醺了。他可以神情自若地划着一根火柴，点起一支香烟。）
我：我多年前就戒了。
想不想听完后面的事。
乔治：没有。不过我回了一封感谢信。信很短。要不要来支烟？
我：（默不作声，但是点了点头，示意让他讲下去。）
我：除了这些软糖，她是不是还附上了一封信呢？
乔治：我老婆什么也没说，就把照片塞回到我的钱夹。我继续刮着胡子，可是两次刮到了肉上。我已经有好久没有过宿醉了，甚至都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情形。浑身是汗，肚子直疼——好像要从屁股里拉出刀片来。我往公文包里塞了一瓶波旁威士忌，一上火车就直奔厕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照片撕烂，冲进马桶里。于是我坐在马桶上面，打开那瓶酒。刚开始的时候，我简直想吐，因为里面热得像是炼狱。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冷静下来，心想：我何苦这样自寻烦恼呢？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可是等我站起来时，却看见那张被撕碎了的拍立得照片依旧漂浮在马桶中。我赶紧冲水，照片的碎片——她的脑袋和腿脚，还有胳臂——开始旋转起来，竟令我一时感到惶惶不知所措：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凶手用刀把她切成了碎片一样。
乔治：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了一大盒软糖，是山核桃巧克力软糖，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于是我分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吃，告诉大伙儿是我女儿做的。其中一个家伙却说：“嗨，得了吧！我敢打赌，老乔治偷偷谈了个女朋友！”
等火车开到中央车站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工作的状态，于是下车走到耶鲁俱乐部开了一间房。我给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趟华盛顿，第二天才回来。然后我又打了个电话到家里，告诉我老婆我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要在俱乐部过夜。说完我就爬上床，心想：我要睡它个一整天；我要喝它个一醉方休，好好放松放松，抹平不安，然后再睡上一觉。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把整瓶酒都灌下肚。伙计，这下我可真的是睡着了！一睡就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钟。
我：味道真的不错啊。对于餐馆做的煎蛋卷来讲。
我：睡了大概二十个小时。
乔治：上帝啊！我的牙真的好疼。
乔治：差不多吧。不过等到一觉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全身都舒坦了。耶鲁俱乐部有个按摩师，手法出众，是个德国人，两只手像大猩猩一样粗壮。那家伙可以把你整得舒舒服服。于是我去洗了个桑拿，整个就像纳粹分子在蹂躏你一样啊，然后又冲了十五分钟的凉水浴。我继续留在那里，在俱乐部吃午餐。我没喝酒，可是伙计，我那是狼吞虎咽啊，吃掉了四块羊排、两个烤土豆、奶油菠菜、玉米粥、一夸脱的牛奶、两大盘蓝莓派……
我：来点儿煎蛋卷怎么样？你难道都不打算尝尝吗？
我：我倒是希望你现在能吃点儿什么。
乔治：银色子弹，他们都这样称呼马提尼酒的。银色子弹。
乔治：（非常粗鲁地大吼一声）住嘴！
我：两杯马提尼下肚后写成的信。不过，这也不见得有什么错啊？
我：（沉默）
乔治：礼拜一，我回到办公室，在翻公文包的时候发现了那张字条。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我并不记得我把字条放在了里面。当时我脑子里就模糊地闪过一个念头，要给这个小女孩儿回信——你知道，只是做一个善意的表示。可是那天我跟一位主顾共进午餐，他喜欢喝马提尼酒。说到这里，我过去吃午饭的时候从不喝酒——其他时候也喝得不多。但是那天我喝了两杯马提尼，等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感到天旋地转。于是我就给那个小姑娘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我没有口述让别人代写，而是很快地手写出来，告诉她我住在哪里，是怎么发现她的瓶子的，并且说了一些诸如祝她好运之类的话，还说了些傻话，譬如，虽说我是个陌生人，但是向她致以朋友般真切的祝愿。
乔治：对不起。我以为，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我忘了你还在。你的声音……
我：你是怎么回的呢？
我：我明白。管他的呢，你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感觉挺好。
乔治（支支吾吾）：没错，没错，我是回了信。
乔治：没错，没错。这个罪人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要抽根烟吗？
我：这么说你给那个年轻的蕾莉小姐回了信？
我：我不抽烟啊。
乔治：行啊。就要煎蛋卷吧，挺软和的。
乔治：好，不抽烟好。我之前也好多年没抽啦。
我：你真的不饿吗？我只点了一份煎蛋卷啊。
我：来吧，我来给你点。
结果，等杰夫拿着三明治回来时，我并没跟他说起那个瓶子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就是没说。现在想想，要是那时说了就好了。也许之后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了。可是这就像是一个我想独自保留的小秘密，一个小玩笑。
乔治：我完全有把握搞得定一支火柴，不会把这儿给烧了。多谢了。
于是我捞起瓶子，游回岸上。我很想知道瓶里的字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玩意儿。嗯，这张字条是一个多月以前写的，留条的人是一个女孩儿，住在拉奇蒙特。上面这样写道：你好，陌生人。我叫琳达·蕾莉，今年十二岁。假如你看到这封信，请回信告诉我，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到的。要是你给我回信，我就寄给你一盒我自己做的软糖。
嗯，我们说到哪儿啦？哦，对，那个罪人正往办公室走，心情平静，容光焕发。
那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装过汽水。瓶口被人用软木塞塞得很紧，还贴上了胶带，密封得严严实实。我看见里面有一张纸，是张便条，不禁笑了起来；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这么干——把一些字条塞进瓶子，然后扔到海里：救命啊！有人落水啦！
那天是个礼拜三，七月的第二个礼拜，热得要命。我正自个儿坐在办公室里，这时，我的秘书给我转了个电话过来，说是一位叫做蕾莉的小姐找我。我一时没有想到这上面去，便问道：谁啊？她找我干吗？秘书说她找我有点儿私事。我方才恍然大悟。忙说道：哦，对，快把电话转过来吧。
我游了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仰面漂浮在水面上，望着我的房子：这房子还真不赖——六个车位的车库、游泳池、网球场；不过可惜我们还从未带你去过那儿。反正呢，我仰面漂浮在水面上，对生活感到相当满意。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水面上有个瓶子在上下浮动。
于是我就听见：“克莱科斯顿先生，我是琳达·蕾莉，我收到您的信了。这是我所收到的最诚恳的一封信。我觉得您确实是一位朋友，所以就决定找机会给您打个电话。我希望您能帮帮我，因为出了一些事情，要是您帮不了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的声音有着小姑娘一般的甜美，但是过于激动，过于紧张，我只好叫她慢些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克莱科斯顿先生。我在楼上给您打电话，我妈妈随时都可能在楼下拿起话筒。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只小狗，叫吉米，他六岁了，调皮得不能再调皮了。我从小就跟他在一块，他是我唯一的宝贝。他真是个优雅的绅士呢，比您见过的哪只狗都要懂事。可是我妈妈却要把它弄死。我不想活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克莱科斯顿先生，您能不能来一趟拉奇蒙特，跟我在西夫韦公司门口见一面？我把吉米带出来，您就可以把它带走了。先把它藏起来，再想想以后该怎么办。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妈妈上楼来啦。明天一有机会，我再给您打过去，我们可以定个日子——”
乔治：这事儿还得从去年六月份说起。那时杰弗里——也就是我的小儿子——刚刚毕业。那天是礼拜六，我和杰夫到海滩上给船上油漆。杰夫回房间去拿啤酒和三明治，他走了之后，我一下子把衣服脱了，一头就钻进水里游泳。海水还是非常冷的。七月份之前，你根本就不能在海湾里游泳，可我就是想游一下。
我：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我：听我出主意的人可经常会后悔的哟。不过嘛……
乔治：什么也没说，她就把电话给挂上了。
乔治：我想跟你说件事情，兴许你还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我：那你打算说些什么呢？
我：来点儿煮荷包蛋怎么样？
乔治：她一挂上电话，我就拿定主意，等她再打过来，我就答应她。没错，我要帮这个可怜的孩子救她的狗。这并不是说我非得把那狗带回家，我可以把它养在狗舍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嘛。如果事情的发展不是像后来的那个样子，说不定我还真会那样做。
乔治：这正是我喜欢的地方。没那么多闲言碎语，很有点男性气派，这点很不错。对了，我可吃不了什么东西。我的牙，嚼起东西来疼得要命。
我：我明白了，她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吧。
我：这家餐馆很少能见到女人啊。
乔治：服务员，再来一杯这黑色的玩意儿。还要一杯毕雷矿泉水。不是，她打来过。不过她话说得非常简短。“克莱科斯顿先生，真是对不起，我溜到邻居家给您打电话，所以得快些讲。昨天夜里，妈妈看见您的来信了。就是您写给我的那几封信。她简直快疯了，她丈夫也快疯了。他们把事情想得好可怕，今天一早，她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把吉米给弄走了，我不能说了，晚点我再争取打给您。”
（我自然不记得米基·马诺洛是谁，但还是点了点头，装出记得的样子。虽然我与乔治·克莱科斯顿曾经在一所糟糕透顶的预科学校做过同窗，但要不是四十多年来他一直打听我的行踪，我也不会记得他的。他是宾夕法尼亚州一户上层中产阶级人家的孩子，他体格健壮，健步如飞；我与他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过两个人还是误打误撞地结成了联盟，因为我替他写读书报告和作文，作为交换，他包下了我的代数家庭作业，而且在考试的时候还偷偷给我递答案。结果四十年来，为了维系这段“友谊”，出于义务我们每一两年就非得一起吃上一顿午饭不可。）
后来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至少我本人没听说。过了几个小时，我老婆打来电话；我记得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吧。她说：“亲爱的，快点回来吧，拜托了，越快越好。”她的声音十分平静，却让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虽然我已经隐约意识到了其中的原因，但是听了她的话还是显得很惊讶：“有两个警察来了。一个是从拉奇蒙特来的，一个是本地的。他们要跟你谈谈，但是不告诉我原因。”
乔治：我牙痛嘛，喝冷的我可受不了啊。你知道我收到谁的圣诞贺卡了吗？米基·马诺洛。就是加拉加斯[1]的那个阔佬，他也是我们班的。
我没去乘火车，而是叫了一辆豪华小轿车，就是里面能喝酒的那种。车程并不远，一个多小时而已，但是我叫了好几杯“银色子弹”。可是不怎么管用，我真的挺害怕的。
我：纯威士忌，不加冰，十足的英式风格啊。
我：天啊，这是怎么啦？你做了什么错事啦？不过就是做了回好人，做了个笔友嘛。
乔治：好不好我可说不准。她上过史密斯学院，主修艺术。我们结婚前，她就时不时地画点儿画。后来她把这事儿给忘了，好像是忘了。现在她一天到晚地画啊画的。一天到晚啊，就这么关在自己的屋子里。服务员，麻烦你给这位先生拿份菜单过来吧，给我再上点这玩意儿，不要加冰。
乔治：事情要是真的这么简单、这么清白就好啰。反正，我回到家时，那两个警察还坐在客厅看电视。我老婆给他们端上咖啡。她说她想离开屋子，我说那可不成，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你留下来听听。两个警察都还年轻，有点不好意思。要知道，我毕竟是个有钱的人，一个杰出的公民，一个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还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害怕他们的并不是我，而是格特鲁德。
我：那挺好的啊。
那个拉奇蒙特的警察把大致情况讲了一遍。当地警察局收到亨利·威尔逊夫妇的诉状，说是他们十二岁的女儿——琳达·蕾莉——收到了一个五十二岁的“可疑分子”的信件，这说的当然就是我，威尔逊夫妇要我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否则就打算对我提出指控。
乔治（皱起眉头，闷闷不乐的样子）：她在画画呢。你知道我们家就住在海湾那边，我们有一块自己的海滩。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那些透过窗户看见的东西。小船什么的。
我哈哈大笑，噢，笑得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快乐。我把事情的全过程叙述了一番。说到如何捡到那个瓶子，说到我之所以回信，是因为我喜欢吃巧克力软糖等等。我把他们给逗乐了，他们跺着大脚，连声道歉，说：哎呀，你也知道，如今的父母总会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唯一认为这件事不好笑的人是格特鲁德。事实上，还没等我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已经转身离开了客厅。
我：我是说格特鲁德。
警察离开之后，我知道该去哪儿找她。就在那间屋子里，她画画的那间屋子。屋里光线很暗，她就坐在一只直背靠椅上，望着昏暗处愣神。她说：“你钱夹里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女孩儿吧。”我矢口否认，但是她说：“乔治，拜托了。你没必要撒谎。你再也别撒谎了。”
乔治：爱丽丝？
那天夜晚她就睡在那间屋子里，打那以后，她每天夜晚就都睡在那间屋子里。把自己关在里面画着船。画着那条船。
我（暗想：我干吗要来这儿？干吗要跟这个蠢货共进午餐？他让我心烦，他老是让我心烦）：那爱丽丝呢？她还好吗？
我：或许你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冒失。但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就容不得这事儿呢。
乔治：怎么说呢，我们想要个男孩儿。要生的是个男孩儿的话，她就会让这孩子跟我姓了。
乔治：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吧。这并不是警察头一次来找我们了。
我：恭喜恭喜啊。
七年前，忽然下了一场大雪。我正驾车外出。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还是迷了好几次路。我找了好几个人问路，其中一个是个孩子，一个小姑娘。几天之后，警察来了，当时我不在家，于是他们就跟格特鲁德谈话。他们对她说，前些日子，下大雪的时候，有个男的，据描述跟我很相像，驾着一辆跟我车牌号相同的“别克”，那人钻出车外，朝一个小姑娘露出下体，还讲了些猥亵的话。那小姑娘说她在一棵树下的雪地上记下了车牌号，大雪过后，牌号依然可以辨认出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我的车牌号，可是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我对格特鲁德发誓，对警察发誓，要么是那女孩在撒谎，要么是她记错了车牌号码。
乔治：又添新丁了。我大女儿刚生了第二个宝宝，是个女孩儿。
可是现在警察又来了，事关另一个小姑娘。
我：是吗？寄贺卡可是你的传统啊。那些家庭主题的贺卡，上面还有狗狗。你家怎么样了？
于是我老婆就待在她的屋子里，画啊画啊。因为她不相信我，她相信在雪地上记下号码的那个小姑娘说的就是实话。可我是清白的啊，在上帝面前起誓，在我的孩子们面前起誓，我是清白的啊。可是我老婆却关上了门，望着窗外发愣。她不相信我。你呢？
乔治：很好，很好。要过圣诞节了。天啊。简直就顾不过来啦。别指望我今年会给你寄贺卡，我一张也不会寄。
（乔治取下墨镜，用餐巾纸擦拭镜片。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戴着这副墨镜。这并不是因为他那泛黄的眼白上已布满血丝，而是因为他的双眼如同一对破碎的三棱镜。我从未见过有哪双眼睛里植入过如此无法磨灭的痛楚与磨难，仿佛被一把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损毁得不成人形。我无法忍受那样的目光，那目光一朝我扫视过来，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侧向一旁。）
我本来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问他：嘿，你他妈这是怎么啦？但我却只说了句：还好吗，乔治？
你相信我吗？
我感到一阵惊诧，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酒瘾。他的体重增加了至少有三十磅，细条纹背心上的钮扣几乎要崩落下来，往日的他因为经常慢跑，或是打网球，总是肤色红润，而如今，却是苍白吓人，仿佛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他还戴着一副墨镜，我暗想：真够戏剧性的啊！你怎能想像老实本分的乔治·克莱科斯顿，这个坚定保守的华尔街老伙计，这个跟妻子（是叫格特鲁德还是爱丽丝来着，要么就是其他什么名字）住在格林威治（要么就是西码头，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还带着三四个还是五个孩子的人，竟然变成了眼前这个戴着墨镜咕噜咕噜痛饮双份“野火鸡”酒的人！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紧握不放）：当然相信，乔治，我当然相信你。
请我吃饭的这个人叫做乔治·克莱科斯顿，他建议我们中午见面，但并未解释为什么要把时间定得这么早。不过，我很快便发现了原因，自从一年多以前我最后一次见着他，这个素来饮酒还算节制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嗜酒无度的家伙。我们刚一坐下，他就点了双份的“野火鸡”酒（“请给我纯的，不要加冰”），不到十五分钟，他又点了一杯。
[1] 加拉加斯，又译“卡拉卡斯”，是拉丁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首都，全国最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地点：纽约“四季餐馆”。
[2] 亨伯特·亨伯特，美国俄裔作家纳博科夫所著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迷恋9岁到14岁的早熟少女，常被用来喻指有恋童癖的人。
时间：1977年12月。
[3] 此处原文为法语：Garçon，un antre de Wild Turkey，s’il vous plaît！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