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带着帝王风范，从服务员身旁走过，他看起来一头雾水，没有挪动步子）：跟我们来啊，亲爱的。我们会跟他们介绍你的。你可以找他们要签名。
我（打开门，衣服已经换完了；我的行头还算凑合，但我怀疑我的一身衣服他穿起来，会有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效果，这名服务员——一个精神抖擞的矮个儿黑人——脸上的表情证实了这种怀疑）：不好意思。我们没想到我们的行为违反了规定。
（我们终于进了走道，珀尔神情严肃地伸出她如貂皮一般柔软的手臂揽着我；她的随从也是紧紧地跟在我们周围，掩护着我们。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的神经都在咝咝作响，就像是刚被闪电击中的猫，而珀尔呢，她身上那些曾经让我不安的特质——那种力量，那种任性——如瀑布的能量般在她体内流动。）
吉米：梅米·艾森豪威尔。
珀尔：从现在开始，保持安静。不管我说什么，你一个字都不许说。把你的帽子再往下拉一点，遮住脸。靠在我身上，就像是病体虚弱的样子。把你的脸靠在我的肩膀上。眼睛闭上。我带着你。
服务员：谁？
好了。我们正往检票口走。所有票都在吉米手上。最后一声登机通告已经播完，附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那两个警探还是寸步不离，但是看起来已经有些疲乏和厌倦了。他们正看着我们呢。两个人都在看。我们等下从他们中间走过的时候，随行的小伙子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跟他们叽里咕噜地扯淡。有人来了。靠近一点，稍微发出一点呻吟声——这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个贵宾。看着妈妈入戏……（她变换成另一种声音，开始扮演她的舞台自我，同时拖长了声音，用略显夸张的语调说）卡罗维先生？我们好像有麻烦了哟！嗯，你可不就是那个可以帮我们忙的贵人嘛！我们确定你可以帮上忙。我们需要尽快登机。这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一个音乐师——他感觉有点难受。几乎走不了路了。我们先前一直在拉斯维加斯玩儿，大概是他太阳晒得太多了吧。太阳会让你头脑不清醒，也会让你的肚子难受。又或许他是吃坏肚子了。音乐家吃东西可有意思了。尤其是弹钢琴的。除了热狗，他几乎什么都不吃。昨天晚上，他吃了十个热狗。这不，属于不健康饮食吧。他感觉像食物中毒，对此我一点都不意外。卡罗维先生，你觉得意外吗？嗯，我想你也不会怎么觉得意外吧，你搞飞机这一行。什么劫机的都见过。犯罪分子潜伏在飞机上蠢蠢欲动。我们一到纽约，我就立马把这个朋友往医院送。我要跟医生讲，让他告诉我朋友远离日光，远离热狗。噢，谢谢你，卡罗维先生。不了，我还是走过道吧。我要把我朋友扶到靠窗的座位。他在靠窗的位置，可能感觉好点儿。有新鲜空气嘛。
吉米：你看外面，你可以看到珀尔·蓓莉本人。还有马龙·白兰度、柯克·道格拉斯、秀兰·邓波儿、圣雄甘地——她也在里面。不过只是客串而已。
好了，我说伙计，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服务员：我才不管哩。两个人，四条腿，这是违法行为。
我：我想我还是继续闭着的好。这让我更会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我：我们只是临时演员。所以我们才没有专门的更衣室嘛。
珀尔（放松下来，呵呵地笑着）：不管怎么样，我们成了。你那些朋友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刚过关的时候，吉米拧了一下其中一个的屁股，比利踩了一下另一个的脚趾头。
服务员（半信半疑）：好吧，那你们是谁？
我：吉米呢？
吉米（咬了咬他的指关节，以免笑出声来）：还有秀兰·邓波儿。她要回归影坛呢。
珀尔：那些小孩儿都去经济舱了。吉米的衣服倒是帮了你的忙哦。让你更精神了。我特别喜欢那双坡跟鞋——就是喜欢。
我：还有柯克·道格拉斯。
女乘务员：早上好，蓓莉小姐。给你来一杯香槟好吗？
吉米（接了一句）：跟珀尔·蓓莉啊。她是个影星。还有马龙·白兰度，他也在里面演。
珀尔：不了，亲爱的。不过也许可以给我朋友来点儿什么。
服务员（又好奇又钦佩）：他们在这儿拍电影？
我：白兰地吧。
我：电影啊，我们准备拍摄下一幕。
女乘务员：对不起，先生，飞机起飞前，我们只提供香槟。
服务员：什么下一幕？
珀尔：人家就要喝白兰地。
我：我们在换衣服，是要演下一幕啊。
女乘务员：对不起，蓓莉小姐。我们不能违反规定。
服务员：我当然知道我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你们的脚了。
珀尔（以一种平和而铿锵的语调，跟《花房》彩排时我所熟悉的那个语调一模一样）：给这位先生上白兰地。一整瓶。现在就上。
我：你弄错了。
（女乘务员端上一瓶白兰地，我用一只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饥饿，疲倦，焦虑，还有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这一连串让我头晕目眩的事情正在向我出示账单。我又喝了一杯，觉得身体轻松了一些。）
服务员：快开门！
我：我想我得把这事儿跟你说说。
我：神啊，上帝啊，老天啊——
珀尔：不必了。
服务员：就是行为下流淫荡。好了，我要去报警了。
我：好，那我就不说了。这样的话，你在良知上会觉得负担小一些。我只想说，我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应将其归为犯罪所为。
吉米：L&L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珀尔（看了一下她的钻石手表）：我们这个时候都应该飞到棕榈泉上空了。我好久以前就听到舱门关上了。服务员！
服务员：我要去报警。他们会让你们吃一张L&L的。
女服务员：嗯，有什么事儿吗，蓓莉小姐？
吉米：哈，操你自个儿的屁眼吧。
珀尔：怎么回事儿啊？
男人的声音：我看见里面有四只脚。我看见有衣服脱下来了。你们把我当傻子啊，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吗？这可是违法的。两个男的同时把自己锁在一间厕所里，这可是违法的。
女乘务员：噢，机长现在有话要说——
吉米：靠，不会吧？
机长的声音（通过喇叭传来）：女士们，先生们，对于本次飞机晚点，我们十分抱歉。飞机马上就会起飞。请您耐心等待，谢谢。
男人的声音：我是这里的服务员。不要对我无礼。你们在里面干的勾当是违法的。
我：神啊，上帝啊，老天啊。
吉米：你是谁啊，报上名来？
珀尔：再喝一口呗。你在发抖呀，你就把这看成是首次登台吧。我是说，不会那么糟的。
男人的声音：嘿！里面在干吗？
我：比那还糟。我没法不发抖——除非是我们已经起飞。也许一直要等我们到了纽约着陆的时候。
吉米把腿伸进我的裤子，这对他来说紧得令人有些尴尬，我也穿上了他那件白貂皮衬边的白色皮质防风夹克，这时门口响起了愤怒的敲门声。）
珀尔：你还住在纽约？
我曾经一度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曾经一度会将珀尔·蓓莉描述为一个无情无义的狗娘们儿。那时的她正在饰演福勒夫人的角色，也就是音乐剧《花房》的主角儿，这部剧的剧本是我写的，歌词系我与哈罗德·阿伦合写。参与这部剧的有许多才子：导演是彼得·布鲁克；编舞是乔治·巴兰钦；奥利弗·梅塞尔负责传奇魔幻色彩的布景和服饰。但是珀尔·蓓莉太过强势，一意孤行，要求按她的路子来设计，她主导了整部作品，极大地破坏了最终的效果。不过，我们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计前嫌，宽以待人；这出剧在百老汇演出结束后，珀尔和我又成了朋友。除了她的演技，我还尊重她的性格；虽然相处起来偶尔会有不愉快，但是这就是她的性格：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你会知道她是谁，她的立场是什么。
我：谢天谢地。
（电话亭与男洗手间之间的距离只有十码，一下子就可以冲过去。我们到了一个付费公厕里面，锁上门，开始换衣服。吉米简直乐翻了：他不住地笑，就像是一个女学生刚刚抽完第一口大麻卷烟。我说：“居然见到珀尔了！这真是个奇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谁像见到她这么高兴的。从来没有。”吉米说：“哦，蓓莉小姐有精气神。她心眼实在，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心眼实在。”
珀尔：你还记得我丈夫路易斯吗？
这是吉米。他比你块头大一点，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穿的。吉米，把我这位朋友带到男洗手间，跟他换衣服吧。吉米，别嘀嘀咕咕了，按你珀尔姐说的做。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快点去！再多等十分钟，我们就要误机了。
我：路易斯·贝尔森。当然记得。世界上最伟大的鼓手。比基因·克鲁帕还要好。
（她看了看随行合唱团里几名年轻英俊的黑人男演员；她带了六个——我记得珀尔总是喜欢带上一大帮子人出行。她向其中一个打手势示意他过来；那人戴着时髦的黄色运动牛仔帽，穿着一件运动衫，上面印着“要他妈的吸，不要吹”，一件有白貂皮的衬边的白色皮质防风夹克，一条黄色的吉特巴裤［大概是1940年款］，还有黄色的坡跟鞋。）
珀尔：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拉斯维加斯工作，在那里买个房子是有道理的。我变成了一个真正是以家庭为重的人。我做了很多次饭。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烹饪的书。住在拉斯维加斯跟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一样，前提是你要远离那些不喜欢的人和事。那些赌棍。那些失了业的。只要别人对我说，他愿意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就总会告诉他去电话簿的GG栏里面找应征舞男的工作好了。他一定会找到的。至少是在拉斯维加斯。这座城里充满了绝望的女人。我很幸运；我找对了人，而且有这个头脑意识到我找对了。
珀尔：你什么都不需要解释了。
我：你要去纽约工作吗？
我：他们俩是警探。珀尔，我没时间给你解释来龙去脉了……
珀尔：去波斯人的房间[2]。
珀尔：那两个家伙？（我指给她看）他们怎么会扣住你呢？
机长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抱歉，我们还要再晚点几分钟。请不要离开座位。要吸烟的乘客可以自便。
我：我一定得上那趟飞机，珀尔。我有一张机票。但是有两个家伙等在入口，想要扣住我。
珀尔（声音突然绷紧了）：我可不喜欢这样。他们把舱门打开了。
珀尔：对啊，我们都要上的。
我：什么？
我：你是不是要上那趟去纽约的飞机？
珀尔：他们把舱门打开了。
珀尔（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因为她是个非常聪颖的女人，立刻就能领会到不管是什么麻烦，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跟我说吧。
我：上帝啊，老天啊——
我（示意着让她走近些；低声说道）：珀尔，听着。我遇到大麻烦了。
珀尔：我可不喜欢这样。
珀尔（斜着眼睛看着我，然后突然咧着嘴绽放出一个璀璨的笑容）：怎么啦，亲爱的！你躲在这儿干吗呢？
我：上帝啊，老天啊——
我（打开电话亭的门；高声呼喊）：珀尔！珀尔·蓓莉！（真是奇迹啊！她居然听到我的声音了。她那些随从们也都听见了，）珀尔！求求你到这儿来吧……
珀尔：倒在座位上。把帽子拉下来盖住你的脸。
就在这时，有个人昂首阔步地从我这间狭小的玻璃门监狱边经过——一位倨傲不驯，相貌美丽的黑人女斗士，穿戴着价值亿万美金的钻石和金色貂皮，环绕在这个明星周围的是一群轻浮的随从人员，喋喋不休，穿着俗气，像是歌舞剧中的男歌手。这个夺目的魅影，她的出现以及华丽的着装在行人中引发了一阵骚动，她到底是谁呢？是我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
我：我害怕。
突然，奇迹发生了。
珀尔（牢牢握住我的手，使劲儿地捏）：快打鼾。
我想过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回到机场来在停车场的某个地方把我接上。但是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我们给逮住了，他有可能会被指控私藏逃犯。对于那些许许多多准备帮助我的朋友们来说，他们都会面对这样的危险。或许向大门口的守卫自首才是我最明智的选择。要不然，怎么着？套用一句老话，除非奇迹发生，我才能得以幸免。
我：打鼾？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蜷缩在这个凄凉的电话亭里了，我正坐在这里冥思苦想着摆脱窘境的对策。机场大门出口上高悬的时钟显示着时间：11：35。乘客区里已经是人头攒动；飞机不久就要降落了。而就在那里——在大门的两侧，在我的必经之路上——站着的两位先生，正是在棕榈泉拜访过我的那两名身材高大、明察秋毫的圣迭戈警探。
珀尔：打鼾！
我饥寒交迫，难以入眠；我在拂晓前就离开了，九点左右到了洛杉矶。我那位朋友正在等我。我们把雪佛兰停在他家，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些三明治，喝了我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量的白兰地，然后我们开着他的车去了机场，在那里道别，他给了我那张午间直飞航班的机票，这是他通过环球航空公司帮我预订的。
我：我都窒息了，打不了鼾啊。
我给本内特太太打了电话，她十分兴奋：“噢，亲爱的，他们到处在找你！都上电视了！”我决定最好不要让她知道我在哪里，但要让她放心地知道我没事，而且明天还会给她打电话。之后我又跟我洛杉矶的一个密友通了电话；他也很兴奋：“你的照片都上了《检察官》了！”我让他平复下来以后，告诉了他具体要做的事：以“乔治·托马斯”的名义买一张飞往纽约的直飞航班机票，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前在他家等我。
珀尔：你最好开始尝试一下，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走进舱门了。看样子是要清场了。要挨个清牙缝了。
这俩旧车哼哧哼哧地翻过最后一座山头开到爱迪尔维尔德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是初雪，弥漫在空气中，刚落下来就融化了。村庄很偏远，大多数汽车旅馆都关了门。我最后驻留的那家旅馆叫做爱斯基摩小屋。天啊，这里的设施就像因纽特人的冰屋。这里有一个好处：旅店老板显然是这里唯一的人类，他是一个半聋的老人，耄耋之年的他对单人跳棋游戏要比对我感兴趣得多。
我：上帝啊，老天啊——
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目的地，还有一个计划。在圣哈辛托山脉，就是在棕榈泉和圣迭戈中间，有一个阴冷的小村庄，村庄的名字叫做爱迪尔维尔德。夏季，沙漠里的人到此旅游避暑；而到了冬季，这里则是滑雪胜地，尽管这里的雪和滑道都差强人意。但眼下是淡季，这个满是中规中矩的汽车旅馆还有假木屋的地方倒是个隐匿的好去处，至少我还能够喘口气。
珀尔：快打鼾，你个淘气包，快打鼾。
那我当时在哪儿呢？嗯，我当时正开着本内特太太老式的浅蓝色雪佛兰沿着高速公路跑呢，她买下这辆车的时候，它一小时还跑不到五十英里。但我们思量了一下，觉得我开她的车比开我自己的车要更安全一些。倒不是说我真能找到任何安全的地方；我就像是一只嘴里咬着鱼钩的鲶鱼一样心惊肉跳。我到了棕榈沙漠的时候，距我离开棕榈泉已经有大约三十分钟了，我下了高速公路，转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小路，这条路从沙漠直通圣哈辛托山脉。沙漠里很是炎热，超过了华氏一百度，但随着我在这座渺无人烟的大山上越爬越高，空气变得凉爽起来，后来变得有些冷，再后来就更加寒冷了。这倒问题不大，只是这辆老式雪佛兰的供热系统就运转不灵了，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本内特太太匆匆忙忙地冲进我屋里用充满恐慌的声音向我发出警报的那一刻——身上穿的什么，这时也就只能将就了：凉鞋，白色亚麻宽松裤，还有一件很薄的波罗羊毛衫。我出发的时候，就只穿了这些，带了钱包，钱包里有信用卡和三百美金。
（我打起了鼾，她抓住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与此同时，她开始低声哼唱一首甜蜜的摇篮曲，仿佛是母亲在抚慰着不安的孩子入睡。不一会儿，另一阵哼哼的声音环绕着我们：四下响起了窃窃私语，议论着这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两个神秘人物在通道里进进出出，不时地停下来，仔细检查某名乘客。几分钟过去了。我计算着时间：六分钟，七分钟。滴答滴答。终于，珀尔停了下来，不再低声吟唱她那带有母性的旋律，并且把她的手也从我这里拿开了。然后我听见飞机关上舱门的巨大声响。）
实际上，二十分钟之后，棕榈泉的警察就出动了全部警力杀了过来，而且备好了手铐（这情形有些杀鸡用牛刀了，不过相信我，加州的执法部门非同儿戏）。然而，尽管他们拆除了花园，把房子搜了个底朝天，却只发现了我停在车库里的车，还有卧室里忠诚的本内特太太。她告诉他们我头一天就离开这里去纽约了。他们不信，可本内特太太在棕榈泉可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位黑人女性在过去四十年里是一名杰出且有政治影响力的社区成员，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向她追问什么。他们只是向全境发出警报通缉我。
我：他们走了吗？
我忘了时间，在审判开始那天，我还逗留在棕榈泉。那天早上，我的房东急匆匆地跑到我的房里大声喊叫：“快点！都上收音机了。他们有拘捕令，要抓你呢。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来。”房东名叫默特尔·本内特，是个忠心耿耿的朋友。
珀尔：是啊。可不管他们在找谁，相信他们一定是迫不及待地要找到这个人。
我向几位律师咨询过。他们给我的都是同样的建议：要么按传票上的要求执行，要么作最坏的打算。对于我的左右为难，大家都抱以同情，但没人能找到解决办法——除非我离开加利福尼亚。藐视法庭不属于可引渡的罪行，一旦我离开加州，那么当局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惩罚我的了。不过，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再不可能回到加州了。这对我来说所受到的冲击并不算严重，不过，考虑到我在这里的各种财产和职业承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离开，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
的确如此。即便是罗伯特·M复审的结局跟我所预料的完全一样，即便是陪审团基于三起一级谋杀，作出了有罪判决，加利福尼亚州立法庭还是继续对我拒绝与之合作的态度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以为判决一完，这件事儿就会被遗忘的。于是我在一年之后，当我因某事需要在加利福尼亚至少作短期逗留的时候，便又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那里。好吧，我一到贝尔酒店登记入住，就被抓了起来，被一个不讲情面的法官传讯，罚了我五千美元，给我判了个刑期不定的徒刑，关在奥兰治县的监狱里，这就意味着他们会把我关上几周，或者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有可能。不过，我很快就被释放了。因为我的逮捕传讯中有一个错误，虽然是个小错误，却影响重大：它将我列为加州的法定居民，而实际上我是纽约的法定居民才对，这一事实让我的判决和监禁也宣告无效。
我无意接受这份传票的传唤，不过我知道我不这么做的后果：我会因藐视法庭遭到逮捕、罚款，甚至还要坐牢。我对罗伯特·M没什么好的评价，也不想去保护他；我知道他确实犯下了那三桩他正遭到指控的谋杀案，而且他还是一个危险的精神变态，绝不应当获得自由。但同时我也知道就算没有我的证词，州立法庭也有确凿证据可以给他重新定罪。但问题的关键是，罗伯特·M信任我，因为我发过誓，不会使用或者重复他告诉过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背叛他，在道德上有些卑鄙，并且会向罗伯特·M以及我所访谈过的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证明，他们将信任托付给了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诱饵。
但是这一切在那个银色容器载着珀尔和她的逃犯朋友升上天空，飞向天籁般的十一月天堂时，依然是遥远的，既想不到，也梦不见的。我看着飞机的影子如涟漪般泛过沙漠，漂过大峡谷。我们谈笑风生，吃着东西，唱着歌曲。空气中弥漫着繁星与暮光的淡紫色，覆盖着蓝色积雪的落基山脉在前方耸现，一弯柠檬色的新月悬浮在它的上方。
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司法上的一个技术性细则，联邦法庭驳回了对罗伯特·M的定罪，责令加州对其重新进行审判。复审开始日期定在十一月下旬——换言之，距离现在大约两个月时间。于是，他们给我讲述这些情况之后，其中一个警探递给我一份材料，材料很薄，可看起来格外像是法律文书。这是一份法庭传票，要求我出席罗伯特·M的审判，似乎是指定我为控方证人。好吧，他们耍了我，我简直要疯了，但是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们也微笑着说我真是个好人，他们深表感激，因为我的证词可以帮助他们把罗伯特·M直接送进毒气室。那个精神变态的疯子！他们大笑着，跟我道别：“咱法庭上见。”
我：看啊，珀尔。一轮新月。我们许愿吧。
那位先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和圣迭戈的另外三个警探一同前来。虽然棕榈泉地处沙漠深处，但这时空气中却飘浮着一股鱼腥味[1]。尽管忽然间来了四位客人，而不是一位，但我还是假装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可是他们对我的热情好客却并不领情；没错，他们拒绝了午餐邀请。他们想谈的就是关于罗伯特·M的事。我对他了解多少？对我他有没有承认杀人的事情？我们聊天有没有任何记录？我就这样让他们问着问题，但我避而不答，直到最后，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对我认识罗伯特·M就这么感兴趣？
珀尔：你想许什么愿呢？
于是，在我被钳闭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洛杉矶机场电话亭的两个月前，我接到了来自圣迭戈治安办公室警探的电话。他往棕榈泉给我打的电话，我在那儿有座房子。他口气很客气，轻言细语；他说他听说我跟犯人进行过很多次谈话，所以他想问我几个问题。于是我邀请他开车来棕榈泉，第二天和我共进午餐。
我：我希望我能够永远像现在这个时刻一样快乐。
我之所以身处窘境，其根源是我在一年前跟罗伯特·M的一系列谈话，这个年轻人弱不禁风，看上去不像是坏人，那时他是圣昆廷监狱的死囚犯，正等候处决，被判三项谋杀罪名：谋杀他的母亲和妹妹——二人均是被他殴打致死，还有一个和他关在一起的囚徒，这个人是他在狱中就这两起谋杀案等候审判的过程中给掐死的。罗伯特·M是个有头脑的精神变态；我渐渐和他熟了起来，他与我可以很随意地聊着他的生活与罪行——他知道我不会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写出来，或者复述出去。我正在对连环杀人这个主题做研究，罗伯特·M成为我档案中的又一个案例。我当时的设想是，他将是最后一个案例。
珀尔：噢，亲爱的，这简直是在盼望奇迹了。许一个现实的愿吧。
我坐在电话亭里面。这时刚过上午十一点，我在这儿已经坐了半个小时，佯装是在打电话。从电话亭里，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38号门，环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午间直飞航班按时刻表将从那里起飞。我已经在那趟航班上预定了一个位置，票是用化名定的，但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能够登机。一是因为入口处站着两个高个子，两个戴着圆边礼帽的狠角儿，此二人我都认识：他们是圣迭戈治安办公室的警探，而且他们有针对我的逮捕令。这就是为何我会藏身在电话亭里。事实是，我真的是身处窘境。
我：但是我相信奇迹。
地点：洛杉矶国际机场。
珀尔：那我唯一要说的就是：永远不要赌博。
时间：1970年11月。
[1] 这是一句双关语，英语中鱼腥气可用以暗指一种可疑的氛围。
（1979）
[2] 波斯人的房间是一家高级餐馆，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北斯科茨代尔，以烹饪美国以外的美食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