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迪没事。可是你的房子……”
“出什么事了？乔迪在哪儿？”
“怎么啦？”
“嗨，薇奇。真不想告诉你，可是昨天晚上……”
“是这样的，薇奇，乔迪带几个朋友来开派对，闹得有点失控。”她顿了顿，“你尽量想象最糟糕的情形，这样两个小时以后，你就会为你所看到的而感到庆幸了。”
我工作得更辛苦了。用在功课上的时间更多：写论文、做研究、学习。花在装修计划上的精力更多：筹划、研究、预算。我还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图书馆的每日运转。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一个星期天，我正要离开苏城时，接到妹妹瓦尔的电话。
房子里一片狼藉。乔迪和她的朋友们一上午都在打扫，但地毯上仍有污渍……天花板上也有。浴室的纱门从铰链上扯了下来。孩子们把我的唱片都扔到墙上砸坏了。有人还把啤酒罐塞进了暖气管。我的药片也不见了。一个患抑郁症的孩子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想过量服用——雌激素。我后来才弄清，警察两次接到电话，但由于橄榄球队也在开派对，而且刚刚赢得比赛，所以警察就光注意那边了。说实在的，房子弄得乱七八糟我倒并不担心，但这又一次提醒了我，乔迪正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成长。我发现，我无法通过加倍工作而改善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女儿的关系。
“别麻烦了，”我对他说，“这样只会伤害图书馆的利益。”我不想破坏杜威刚刚开创的新局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莱博·梅耶一语道出真谛。一天，他正在加油站给我的车加油——没错，他是镇长，但那只是兼职——我们谈到了乔迪的事情。“别担心，”他对我说，“他们十五岁的时候，你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可是他们到了二十二岁，你又变得聪明了。”
大卫·司各特是当地的律师和镇议会成员，几天后他找到我说，他会为我的学费去找人说项。我毕竟是在镇上干公务的嘛。
工作、学校、家庭生活、当地鸡毛蒜皮的政治斗争，在压力袭来时，我总是这样做：深吸一口气，挖掘自己的内心，强迫自己站得比以前更直。我一辈子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过来的。眼下的情形算不了什么，我对自己说，我能够对付。只有到了深夜，我独自待在图书馆里，呆呆地望着空白的电脑屏幕，我才开始感到压力。也只有在那时，在一天下来第一次静静独处的时候，我才感到我的基石开始摇晃。
虽然嗓门粗大，克莱博·梅耶却是你见过的最好的男人。他会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借给你（连带着上面的污渍），我不相信他会故意伤害任何人。他与人为善，而且总是把斯潘塞的利益放在心里。但他是个“好老弟”，固执己见，也可以说是生硬粗暴吧。我提到我的硕士课程时，克莱博用拳头砸着桌子，咆哮道：“你以为你是老几？是公务员吗？”
关门后的图书馆是一个孤独的地方。那种寂静使人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一排又一排的书架，形成了几乎数不清的黑暗阴森的角落。我知道，大多数馆员都不愿意在关门后，特别是天黑后，留在图书馆里，但我从不害怕，从不紧张。我是坚强的。我是固执的。更重要的是，我从不孤单。我有杜威呢。每天夜里我工作时，它就坐在电脑显示屏顶上，懒洋洋地甩着它的尾巴。当我碰到障碍，写论文卡壳、疲倦或压力过大时，它就会跳到我的腿上或键盘上。别再干了，它对我说，我们玩会儿吧。杜威的时间感敏锐得令人吃惊。
我们的新镇长克莱博·梅耶坐在我对面的桌首。克莱博是姐妹咖啡馆权力经纪人的典型，一位蓝领，一位社会精英。他只受过八年教育，但他嗓门洪亮，肩宽膀阔，对斯潘塞的一切都消息灵通。克莱博拥有一家加油站，名叫梅耶加油站，由他自己经营，但你从他粗糙的大手可以看出他是在农庄上、在蒙内塔之外长大的。他和我爸爸有着多年的交情。不错，克莱博是他的真名。信不信由你，他弟弟叫克莱图斯。
“好吧，杜威，”我对它说，“你先来。”
繁重的工作和课业几乎把我压垮，使我心力交瘁，而学费又使我手头拮据。所以，当镇议会批准一项就业者教育基金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如果镇上的雇员重返校园以提高其职业技能，小镇将为学费买单。镇上的书记员多娜·菲舍获得了一个应得的学位。当我在一次镇议会上提到我的硕士课程时，接待部门却不肯通融。
杜威的游戏就是捉迷藏，我一发话，它就蹿出去绕过拐角，进入图书馆的主区。我多半都是一眼就看见那只橘黄色长毛猫的屁股。在杜威看来，躲藏的意思就是把脑袋扎进一个书架，它忘了自己还有一条尾巴。
设计确定后，我立刻开始下一个步骤：计划怎么把三万多件物品搬出旧馆，然后再把它们搬回来放在合适的地方。我找到了仓库，找到了搬家公司。我组织了志愿者并给他们安排日程。而每一项计划，每一个铜子儿，都必须经过图书馆董事会的计算、指拨和论证。
“杜威在哪里呢？”我大声说，一边偷偷朝它逼近。“嘘！”离它还有几步的时候，我大喊一声，杜威撒腿就跑。
与此同时，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图书馆装修。我希望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完成，而在开工前要花几个月做准备工作。我学习空间设计、图书门类结构、残疾人便利设施。我挑选颜色，设计家具摆放方案，决定有没有钱购买新的桌椅（没有钱，那就把旧桌椅整修一下）。我和吉安·霍里斯·克拉克做了逼真的新馆和旧馆比例模型，放在接待台上展示。仅仅设计一个宏大的装修计划是不够的，还要让公众知道并抱有热情。杜威每天都藏在一个模型里睡觉，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一些时候，它藏得比较隐蔽。我找了好几个书架都没有收获，一拐弯，却见它朝我飞奔过来，脸上带着杜威特有的大大的笑容。
资料错综复杂，家庭作业堆积如山。所有的学生都是在职的图书馆员，其中还有几个单身母亲。上这个硕士班不是草率的决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们都愿意尽力而为。除了星期五下午五点半到星期天中午上课之外——开车去苏城起码两个小时——我们每星期还要做研究，写两篇论文，有时甚至更多。我家里没有打字机，更别说电脑了，所以我五点钟下班，给自己和乔迪做晚餐，然后再返回图书馆，一直干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
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
不过，一位优秀的图书馆员发掘得更深。你的社区看重什么？它在什么地方？有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往何处发展？一位优秀的图书馆员脑子里要形成一个过滤器，吸收和加工信息。农业危机全面爆发？不仅要储备简历资料和就业手册，还要购买机器维修和其他提供省钱措施的图书。医院招聘护士？更新医疗手册，跟当地大学合作，帮助他们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鼓励妇女出门工作？晚上再开办一堂故事课，白天集中办好日托中心。
“这不公平，杜威。你只给了我二十秒钟。”
我喜欢上课。不是编目录，给图书分类，而是人口统计学、心理学、预算和商业分析、信息加工法。我们学习社区关系。我们花了整整十二个星期刻苦钻研社区分析，这是一门弄清读者需要什么的学问。从表面上看，社区分析很简单。就拿斯潘塞来说，我们没有关于滑雪的书，但总有关于钓鱼和划船的最新信息，因为走二十分钟就到河边。
偶尔，它把身体紧缩成一团，一动不动。我找了五分钟，便开始叫它的名字。“杜威！杜威！”在漆黑的图书馆里，在一个个书架间猫腰行走，在一排排藏书间搜寻，给人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但我总是想象杜威就在几步之外，正在笑话我呢。
如今，你只要在互联网上就能获得图书馆学的硕士文凭。可是在一九八七年，我甚至找不到一家远程教学机构。请相信我，我确实仔细查找了。最后，在地区行政官员约翰·霍拉汉的要求下，堪萨斯州恩波里亚的恩波里亚州立大学决定冒险一试。一九八八年秋天，全国第一个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的远程硕士点在衣阿华州的苏城设立。招收的第一位学生就是我。
“好了，杜威，就到这里吧，你赢了！”还是没有。那只猫可能藏在哪儿呢？我转过一个弯，它赫然出现，就站在过道中间望着我呢。
接着我发现，离我最近的授予硕士学位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在衣阿华城，路上需要五个小时。我是个单身母亲，有一份全职的工作。那根本不可能。
“哦，杜威，你这个机灵鬼儿。现在轮到我了。”
我并不称职。不是说说而已，这是事实。我脑子不笨，有经验，也够勤奋，但这份工作需要图书馆学的硕士文凭，而我没有。董事会认为，只要我在两年内开始进修硕士课程，他们愿意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太宽宏大量了，于是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
我跑过去藏在一个书架后面，接着便会出现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我走到我躲藏的地方，一转身，发现杜威就在身后。它跟着过来了。
第二天，他们把这个职位给了我。
找到你了。太容易了。
“我属于这个地方，”我对董事会说，“我不想再去别处。”
它还喜欢转到书架另一边跑过来，抢在我前面赶到我躲藏的地方。
生活就是一场旅程。我经历了这么多，很难想象我不走出这一步，很难想象我不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我比前几任馆长岁数大，我有一个女儿。我不会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个机会。
哦，你就打算藏在这儿吗？嗯，我已经猜到了。
“你们不知道我有多么迫切。”
我哈哈大笑，抚摸着它的耳朵后面。“很好，杜威。我们跑一会儿吧。”
“这倒是，但你真的想要这份工作吗？”
我们在书架间奔跑，在过道顶头会合，谁也不认真躲藏，谁也不认真寻找。过了十五分钟，我便彻底忘记了我的研究论文，忘记了最近那次装修项目预算会议，忘记了跟乔迪的不愉快的谈话。我心里不管有什么烦恼，此刻都烟消云散。人们所说的压力消失了。
“我当了五年的经理助理，所以比别人都熟悉这个职位。我认识员工。我了解社区。我知道图书馆的问题所在。前三任馆长都到地区当官去了，你们真的想要一个把这份工作当成跳板的人吗？”
“好了，杜威。我们回去工作吧。”
图书馆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很喜欢我，但仍然心存疑虑。他们不断问我：“你相信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杜威从不抱怨。我重新坐进椅子里，它又爬到电脑顶上，开始把尾巴在显示屏前摇来摇去。下次我需要它的时候，它还会在那儿。
一九八七年，我的朋友和顶头上司邦妮·布鲁梅调到地区图书馆管理部门。我对图书馆董事会的几位成员推心置腹，告诉他们我希望成为新任馆长。别的候选人都是在图书馆接受面试，而我的面试在一位董事会成员家里秘密进行。毕竟，如果你表现得过于自命不凡，一座小镇可以从安乐窝迅速变成刺人的荨麻丛。
跟杜威玩的捉迷藏游戏，跟它共度的那段时光，帮助我挺了过来。这么说并不夸张。也许换一种说法更容易理解，比如在我哭泣的时候，杜威把脑袋放在我的腿上轻轻呜咽，或舔去我脸上的泪珠。这么说大家都会认同。这也差不多是事实，有时候那种天塌地陷的感觉袭来，我发现自己眼里噙着泪水，呆呆地低头望着膝盖，而杜威就在那里，就在我需要它的地方。
我没有指望自己爱上这份工作。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以为做一个图书馆员就是在图书背后盖上还书日期。其实远远不止这点。上任几个月，我就一头扎进了销售活动和平面设计中。我搞了一个面向家庭的计划，把图书送到不能来图书馆的人手中，我还发起一个倡议，提高青少年对阅读的兴趣。我为私人疗养院和学校开设项目，我开始在电台回答问题，给社交俱乐部和社区组织讲话。我经常抛头露面，逐渐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图书馆对社区产生的影响。后来我涉足图书馆运行的商业层面——预算和长期计划——我简直着了迷。我认识到，这是一份值得我终身热爱的工作。
然而生活并不是简单划一的。我们的关系不可能靠一串泪珠来维系。首先，我并不爱哭。而杜威虽然热情奔放——深夜抚摸它的时候，它总是很温柔——但并不感情泛滥得将我淹没。不知怎的，杜威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轻推臂肘，什么时候需要温暖的身体接触，它还知道什么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一场傻乎乎的、不动脑子的捉迷藏游戏。不管我需要什么，它都会给予我，不假思索，不需要我提出，也不需要回报。这不仅仅是爱。比爱更多。这是尊敬，是共鸣，而且这是相互的。我和杜威相遇时感受到的心灵火花，在图书馆独处的那些夜晚变成了熊熊火焰。
我妹妹瓦尔住在斯潘塞，她提到当地要开办一家图书馆。当时，我并不打算重返家乡。虽然我的副修课是图书馆学，却从没想过要在图书馆工作。但我去接受了面试，喜欢上了那里的人。一星期后，我作为斯潘塞公共图书馆的经理助理，踏上返回衣阿华西北部的路途。
我猜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样：当我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复杂，当各种杂事一下子扑面而来，内心即将崩溃时，我跟杜威的关系是那样简单，那样自然，因而便是那样的恰如其分。
毕业后，我发现要做一个心理学家光有本科文凭是不够的。为了维持生计，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朋友朱迪的丈夫布里安做秘书。一星期后，我对他说:“别浪费钱培训我了，我待不长的。”我讨厌管理档案，讨厌打字。我已三十二岁，厌倦了被人呼来喝去。我成年后的大部分生活，都勉力去做哈特利中学那位咨询老师所预言的那种人。我遵循着为我设定的固定路线，那个时代的每个女人都是这样。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