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会多花点时间在家里。”
“不是钱的问题，瓦利。”
“一个星期不喝酒。”
瓦利的父亲把家族建筑公司的部分所有权给了他，这就意味着瓦利不是定期拿到工资。我不知道是公司目前没有项目，还是整个世界都要坍塌了。
“为什么？”
“当然。你看见发工资的支票了，不是吗？”
“瓦利。”
不敢问。也不敢不问。“你还上班吗？”
“好吧，一个星期。不喝酒。”
“她已经大了，知道了。你不了解她。”
然而，我们俩依旧谁也没有相信。
“她不知道。”
迈克的婚礼之后，我终于对自己承认瓦利出了问题。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几乎看不到他清醒的时候。他不是借酒消愁，也不是个官能性酒徒。他还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他开着我们仅有的一辆车，我要买东西只好乘公共汽车或者搭朋友的车。他把工资支票兑成现金，支付账单。我经常病得厉害，无力理财，更不用说自己抚养孩子了。我把我们家称为“蓝棺材”，因为它漆成一种难看的蓝颜色，形状像个盒子。开始是当笑话说的——实际上是很不错的一座房子，周围环境也不错——但是不到两年，竟然一语成谶。我和乔迪被囚禁在这座房子里，被活活埋葬。
“你认为我是什么感觉？你认为乔迪是什么感觉？”
我的家人过来帮我。他们从不指责我，从不长篇大论地教训我。我的父母也没什么钱，但他们把乔迪接去，一住就是两个星期，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般抚养。每当生活令我窒息，是他们给了我喘息的空间。
“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还有我的朋友们。如果说那个产房医生毁了我的生活，那么另一个陌生人拯救了我的精神。乔迪六个月大的时候，一个女人来敲我的门。她的小推车里有一个跟乔迪差不多大的女儿。她说：“我是菲斯·兰德沃。我丈夫跟你丈夫中学时就是朋友，所以，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互相认识认识吧。”
“你是怎么想的？居然偷妈妈的啤酒！”
谢天谢地，我同意了。
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妈妈的厨房桌旁，瓦利像往常一样不见了踪影。我们的啤酒喝完了，妈妈走到碗柜前，她把为镇上的亲朋好友准备的啤酒都放在里面。可是大部分啤酒都不见了。
菲斯领我加入了一个新来者俱乐部，每个月玩一次牌。在定期玩牌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曲蒂，后来又认识了巴博、保丽、丽塔和伊黛勒。不久之后，我们就每星期两天在曲蒂家一起喝咖啡。我们都是年轻母亲，只有曲蒂家的房子比较大，能容得下我们。我们总是把孩子们送进那间特别大的游戏屋，然后坐在厨房的桌旁，让彼此保持健康清醒。我跟她们谈了瓦利的事，她们并不感到惊讶。曲蒂只是从桌子那边走过来拥抱了我一下。
“不是，我爱你的家人。你知道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朋友们为我做了什么？她们什么没有为我做呢？如果我需要出去办事，她们开车送我去。如果我病了，她们来照料我。如果我需要有人照看乔迪，她们就把她接走。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我需要的时候，她们中的一个端着一盘热腾腾的菜肴送过来。
“你是想躲着我们吗？”我问他。
“我用砂锅多炖了一点菜。你来点吧？”
乔迪三岁的时候，我们去哈特利参加我弟弟迈克的婚礼。我和乔迪在婚礼上，瓦利就有时间自己消磨了。他经常消失，直到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才露面。
然而，挽救我生命的并不是我的家人或朋友。准确地说不是。我真正的动力，我每天早晨挣扎着起床、挣扎着生活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女儿乔迪。她需要我做她的母亲，需要我做出表率。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拥有彼此。我抱病在床的时候，乔迪和我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体力允许的时候，我们去公园散步，带着家里真正的第三位成员。布兰迪和乔迪尊敬我。她们没有任何疑问地爱戴我。她们给了我无条件的爱，这就是孩子和狗的神秘力量。每天晚上我照料乔迪上床时，都要亲亲她，那种触摸，那种肌肤相亲的感觉，支撑着我。
很多个早晨我都在炉子里发现了啤酒瓶。乔迪在她的玩具箱里发现了啤酒罐。瓦利每天早晨都醒得很早，如果我有勇气看看窗外，就会看见他坐在他的面包车里喝热啤酒。他甚至懒得开车去躲起来喝。
“我爱你，妈妈。”
日子一天天过去，你的世界越来越小。你不愿意打开柜子，生怕会发现什么。你不愿意搜查他的裤子口袋。你不愿意去任何地方。他带你去的地方都跟喝酒有关！
“我也爱你。晚安。”
“我理解，”你提到这件事时他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会戒掉的。为了你，我保证。”但我们俩谁都不相信。
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查林·贝尔医生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痛苦测量计，从〇到十。在到达十之前，谁也不会做任何改变。即使是九也不行。九的时候，你仍然畏首畏尾。只有到了十，你才会义无反顾，到了那个时候，你会知道的。谁也不能替你做决定。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是个积重难返的酒徒，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你愁肠百结，但心里却不肯承认。你替他找借口、找解释。你害怕听到电话铃响，同时又害怕电话铃不响时的寂静。你不说话，只把啤酒扔掉。你假装什么也没注意到，比如说钱。他倒是还记得回来，但只是在碗橱里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不敢抱怨，心想，抱怨有什么用呢？抱怨只能使情况更加糟糕。
我在一个朋友那里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她怀孕了，她那个虐待成性的丈夫仍然每天打她。我们决定必须让她从那里摆脱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劝她离开那个男人。我们把她跟孩子一起安置在活动房屋里。她父母每天过来。她什么都不缺。两星期后，她又回到了丈夫身边。我那时就意识到，你不可能让别人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他们必须自己觉悟。一年后，我的朋友永远离开了她的丈夫。她没有需要我们任何人的帮助。
我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已经去上班了。我在厨房桌上看到一张纸条。我爱你。我不想吵架。对不起。瓦利总是睡不着觉，整夜醒着给我写很长的信。这男人很聪明，信写得非常优美。每天早晨看到那些信时，我从心里爱他。
我也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一个婚姻解体的过程是缓慢的。令你心力交瘁的也许不是缓慢，而是不肯放弃。每天都更糟糕一点，更难以预料一点，最后你做的事情是你以前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一天夜里，我在厨房里找吃的东西，发现了一本支票簿。是瓦利偷偷给自己开的一个银行户头。半夜两点，我接通烤肉架的电源，把支票簿一张张地撕下来烧毁。撕到一半，我想：“真正的人不是这样生活的。”
“我们去钓鱼了，”他说，“顺便喝了几杯。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仍然维持现状。我十分疲惫。我的感情已经耗空。我的信心受到重创。几次手术令我身体虚弱。而且我感到害怕。虽然害怕，但还不想去做什么改变。
几个月后，我慢慢恢复了，瓦利却不见踪影。这可不是他以前的做派。这时候我才突然注意到，所有的一切对瓦利来说都意味着喝酒。他去钓鱼，意味着喝酒。他去打猎，意味着喝酒。就连骑摩托车也意味着喝酒。很快，他不再在答应的时间露面。他在外面逗留到很晚，一个电话也没有。他醉醺醺地回来后，我说：“你在做什么？你有个生病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最后一年是最糟糕的。实在太惨了，我甚至记不起具体的细节。整个一年都是黑暗的。瓦利凌晨三点之前不再回家，我们睡在两个房间，所以我从来看不见他。他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家，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已经被排挤出了家族公司，我们的经济情况从糟糕变得无法忍受。爸爸妈妈尽量给我寄了些钱。他们还发动家里的其他成员，又筹集了几百美元。这笔钱也用完了，我和乔迪只好挨饿。我们靠吃燕麦熬了两个星期，除了燕麦没有别的。最后，我去找瓦利的母亲，我知道她会把儿子的状况怪罪到我头上。
我一直想要一个取名乔迪·玛丽的女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我终于得到了这个女儿，乔迪·玛丽·麦仑，我多么渴望整天陪伴她，搂抱她，跟她说话，注视她的眼睛。可是这次手术把我彻底打倒了。我的荷尔蒙分泌失调，我头疼、失眠、冷汗不断。两年里做了两次手术，但我的健康并没有改善，医生就建议做一个探查手术。我在病床上醒来，发现他切除了我的两个卵巢和子宫。身体的创痛是剧烈的，但更令我痛苦的，是我知道今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我本来以为只是窥探一下内脏，没想到会把我彻底掏空。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就突然进入了严酷的更年期。我从二十四岁突然进入六十岁，腹部伤痕累累，心里悔恨交加，还有一个我无力拥抱的女儿。大幕落下，一切变得漆黑。
“不是为我，”我说，“是为您的孙女儿。”她买来一袋食品，放在厨房桌上，走了。
有时候，一个决定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而且这个决定不一定是你做的——甚至不一定是你知道的。我分娩时，医生决定注射两针大剂量的催产素以加快分娩速度。我后来才弄清楚，是医生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希望这该死的分娩过程赶紧结束。两个小时内，我的产门从三厘米一下子扩大到全开。太突然了，导致胎盘破裂，他们只好又把我推进手术室。残片没有取干净，两星期后，我出现大出血，他们赶紧把我送回医院，紧急手术。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瓦利回家了。乔迪已经入睡。我在客厅里看《有朝一日》，这是“爱侬组织”的圣经，这个组织专门帮助那些受嗜酒者影响的人。我没有叫嚷，也没有打他。我们表现得就像瓦利每天都回家似的。其实我已经一年没看见他了。他的模样糟得令我吃惊。消瘦，憔悴，病恹恹的，看上去几天没吃东西了。虽然我能闻到酒味，但他身体却打着寒颤。他在房间那头坐了下来，看着我读书，一言不发，而他以前经常跟别人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打起盹来，所以听见他突然说话我吃了一惊，“你笑什么呢？”他说。
我们谈了一年半恋爱，于一九七〇年七月结婚。当时我二十二岁，结婚后立刻就怀孕了。怀孕很艰难，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恶心呕吐。瓦利每天晚上下班后跟朋友们出去，通常是骑摩托车，但总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回家。他想要一个爱交际的妻子，但如果意味着要有孩子了，他也能接受一个病恹恹的妻子。
“没什么。”我对他说，但是在他问的那一刻我知道了。我达到了十。没有激烈争吵。没有最后的恶劣行为。那一刻悄然潜入，就像一个陌生人回到家里。
我是在一家舞厅认识瓦利·麦仑的，他跟我以前约会的其他男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有学问，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而且他还很有个性。瓦利总是笑眯眯的，跟他在一起的每个人也总是笑眯眯的。他到胡同口的小店买牛奶，也会跟店员聊上两个小时，瓦利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跟任何人谈论任何话题。他骨子里没有一点庸俗卑劣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也这么说：瓦利没有能力故意伤害别人。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开始办理离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的房租六个月没付，汽车贷款六个月没付，另外还欠了六千美元的债。瓦利甚至贷了笔款子用于改善住房，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善。蓝棺材散架了。
跟生产线一样，我和莎仑也形成了固定的生活节奏。我们每天五点准时下班，乘公共汽车回宿舍简单吃点东西，然后就跟我哥哥戴维和他的朋友们直奔舞厅。戴维不仅是我哥哥，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彻夜不眠，畅谈人生。如果偶尔我住在家里，就会把录音机打开，在卧室里一个人跳。我不得不跳。我酷爱跳舞。
斯蒂芬森姥姥——妈妈的妈妈，曾经跟她酗酒的丈夫离婚——给我钱拯救那座房子。我们让银行收回了汽车。不值得再保留了。我爸爸在哈特利募捐到八百美元，给我买了辆一九六二年的雪佛兰，那位老太太下雨天都舍不得开出去。我以前从没开过车，就去参加了一个月的驾驶培训，通过了驾照考试。那年我二十八岁。
戴维在曼卡托的另一端上大学，我和莎仑在曼卡托板箱厂上班。曼卡托板箱厂给干洗剂、洗碗剂，以及当时盛行的卡通人物格 宾小子（Gumby）提供包装。我一直在做“趣味成长”的车间工作，那是一种装盆栽土的容器，盖子上粘着种子。我的工作就是把盆栽土容器从传送带上快速拿下来，合上塑料盖子，再把它们插进硬纸封套，装进箱子。我和莎仑并肩干活儿，总是和着流行歌曲的旋律唱一些跟“趣味成长”有关的滑稽小调儿，逗得整个生产线的人都哈哈大笑，成为曼卡托板箱厂的拉文内和雪莉[1]。过了三年，我的工作变成了往机器里放空塑料杯。这个工作比较冷清，我就不再经常唱歌，但至少也不会被盆栽土弄得灰头土脸了。
我开着那辆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福利救济办公室。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个中学文凭，一份只能称之为灾难的病历，还有一大堆债务。我别无选择。我对他们说：“我需要帮助，但只有你们送我上大学我才接受。”
毕业后，我跟我约会的第三个男孩订了婚。我们谈了两年恋爱，他很爱慕我。可是我需要离开衣阿华的小镇这个井底世界，我需要独自出去闯荡世界。于是我解除了婚约——这是我做的最艰难的一件事，跟我最好的朋友莎仑一起搬到了曼卡托。
感谢上帝，当时的福利救济机构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同意了。我立刻去了曼卡托州立大学，注册下个学期的学习。四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主修心理学和妇女研究、副修人类学和图书馆学的学位。福利救济机构支付所有费用：学费、住房、生活开销。我哥哥戴维和弟弟迈克没有毕业就退学了，因此，三十二岁的我成为基普森家第一个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十二年后，我女儿乔迪将成为第二个。
我哥哥被认为是哈特利中学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男孩之一。大伙儿都管他叫“教授”。戴维比我早一年毕业，去一百英里以外的明尼苏达州曼卡托上大学。我也打算去那里。当我跟咨询老师提到我的计划时，他却说：“你不用为上大学操心。你只需要嫁人、生孩子，让一个男人照顾你。”多么令人震惊。但那是一九六六年，那是在衣阿华农村，我没有得到别的建议。
[1]Laverne and Shirley，美国一九七六年出品的著名情景喜剧片《拉文内和雪莉》中的两位主人公。她们合租一套公寓，楼上就是她们各自的男友，彼此间发生了许多有趣搞笑的事情。
我十四岁随父母迁到衣阿华州的哈特利。在这里，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图书馆长，是我们年级第二聪明的女生，只排在卡伦·沃兹之后。对薇奇·基普森来说，除了打字成绩是C，每门功课都是A。但这并没有使我摆脱坏名声。一天晚上，我跟父母去桑博恩参加舞会，那是一个离哈特利九英里的小镇。舞会十一点结束，我们去了隔壁的餐馆，我一进去就晕倒了。爸爸带我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就开始呕吐。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爷爷给我家里打电话，说：“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薇奇昨晚在桑博恩喝醉了。”其实我只是一颗牙齿化脓了，但是在哈特利这样的小镇里，没有什么比坏名声更糟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