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回来吃午饭，布兰迪不见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走了。我给瓦尔打了电话，请她放学后去接乔迪并带她去吃晚饭。我需要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乔迪感觉到出了事情。最后，瓦尔没有坚持住，告诉她布兰迪已经长眠了。
我打电话给我的妹妹瓦尔，对妹夫说：“请到我们家来一趟，把它带走。别告诉我什么时候，只管把它带走就是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许多事情都做错了。我试图治疗布兰迪的痛苦。我让它死在我妹夫的手里。我没有对乔迪如实相告。而且，我还让妹妹告诉我女儿她所爱的狗的噩耗。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乔迪回家之后，我没有哭泣，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情绪。我对自己说：“为了她，我需要表现得坚强。”我不愿意让她看出我有多么心痛。第二天乔迪去上学后，我崩溃了。我哭得太伤心了，筋疲力尽。直到下午，我才勉强打起精神开车上班。可是这一切乔迪没有看见。在她十三岁的心目中，我就是那个杀了她的狗、而且毫不在意的女人。
我没有告诉乔迪，至少没有全部告诉她。一半是为了保护她，一半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我觉得好像布兰迪陪伴了我整整一辈子。我爱它，我需要它。我实在没有勇气把它处死。
布兰迪的死并不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更准确地说，它表明我们之间的隔阂在增大。乔迪已经不再是个孩子，而我还隐约把她当孩子对待。她尚未成年，但隐约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再需要我了。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时，布兰迪的死又增加了我们的分歧。
“是时候了。”埃斯特里医生说。
杜威到来的时候，乔迪十六岁，我像许多花季少女的母亲一样，觉得我们在各过各的。这大多是我的责任。我在筹划和敦促镇议会通过我的图书馆改造方案，工作很辛苦，没有多少时间待在家里。但她也有责任。乔迪大部分时间都跟朋友一起待在外面，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星期的大多数日子，我们只在吃晚饭时有点接触。即使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话可说。
布兰迪吃了几个星期的药片，有一天，我坐在客厅里，它坐在我腿上，突然我感觉热乎乎的。布兰迪尿了我一身。我看得出来，它不仅难为情，而且感到痛苦。
杜威改变了这一切。有了杜威，我终于有了乔迪爱听的话题。我会告诉她杜威做了什么；谁来看它了；谁陪它一起玩了；当地的哪家报纸或电台来采访了。星期天早晨，几位馆员轮流去喂杜威。虽然我始终没能在星期天早晨把乔迪从被窝里叫出来，和她一起到图书馆去，但我们经常在星期天晚上，在我爸爸妈妈家吃过晚饭后回来的路上去一趟图书馆。
我低头看着精疲力竭的可怜的老狗。它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它把一切都给了我。我用双手托着它的脑袋，轻轻挠着它的耳朵后面。“我付不起太多，宝贝儿，但我会尽力而为。”
当乔迪走进图书馆的大门时，杜威的那股兴奋劲儿你简直不会相信。杜威欢腾雀跃。为了让乔迪刮目相看，它会从书架上凌空翻下来。当我独自待在后面给杜威清理垃圾、准备猫粮时，它就和乔迪在一起玩。
“我可以给它治疗，薇奇，但痊愈恐怕是没希望了。”
我说过杜威从不围着别人团团转，它的风格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跟乔迪在一起就不是了。杜威像一条狗似的跟着她。在这个世界上，它只希望和需要得到乔迪一个人的感情。即使乔迪在白天上班的时候来到图书馆，杜威也会箭一般冲到她身边。它不在乎有谁看见它。在那个女孩身边，它的傲气没有了。乔迪一坐下来，杜威就跳到她腿上。
“我们怎么办呢？”
逢年过节，图书馆有几天关门，我就把杜威带回家。它不喜欢坐车——它总以为这就意味着去看埃斯特里医生，所以，刚开始几分钟，它趴在后座的地上——当感觉到我从大马路拐向十一大街时，它立刻蹿起来望着窗外。我刚打开车门，它就冲进我家，把每件东西都美美地嗅了个够。然后它在地下室的楼梯上来回地跑。它在图书馆只在一层楼上活动，所以对楼梯怎么也玩不够。
“它十四岁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对楼梯的兴奋劲儿过去之后，杜威经常挨着我坐在沙发上。它还经常坐在沙发背上，呆呆地望着窗外。它是在等乔迪。乔迪一回家，它就一跃而起，蹿向门口。乔迪走进家门，杜威简直就成了粘皮糖。乔迪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它跑到乔迪两条腿中间，差点把她绊倒，它实在太兴奋了。乔迪洗澡的时候，杜威就陪她在卫生间里等着，眼巴巴地望着浴帘。如果乔迪把门关上了，它就坐在门外。如果淋浴结束，乔迪没有很快出来，它就会大声叫喊。只要乔迪一坐下来，它马上就蹿上她的膝头，不管她是在饭桌上还是在上厕所。它只管跳到她腿上，用爪子抚弄她的肚子，嘴里发出“呜噜、呜噜、呜噜”的声音。
布兰迪蹒跚着走过来，轻轻蹭着我的手。这条狗在我怀上乔迪时就在我身边，现在已经明显年老体衰。它整天无精打采，而且生平第一次在地板上拉屎撒尿。可怜的布兰迪。你不会也要……我尽量拖延着，最后带它去见了埃斯特里医生，他诊断布兰迪是重度肾功能不全。
乔迪的房间乱得一团糟。对于自己的外表，她总是要求完美。头发不能有一丝凌乱，身上不能有一点灰尘。这么说吧：她连袜子也要熨得平崭崭的。所以，谁能相信她的房间看上去就像妖怪的老窝呢？只有青春期孩子才能生活在这样的房间里，地板上堆满了东西，衣柜门根本关不上，起了硬痂的脏盘子和玻璃杯埋在脏衣服堆里，几星期没人过问。我拒绝给她打扫房间，却又不愿意管住自己的嘴，不断为这个跟她唠叨。我知道这是典型的母女关系，但是做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置身其中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来到我们两居室的客厅，这是一套一千两百平方英尺的平房，离图书馆只有一英里。当然啦，斯潘塞一半的人都离图书馆只有一英里。我望着窗外那些方方正正的美丽草坪上的那些静悄悄的、方方正正的房子。跟衣阿华的其他地方一样，斯潘塞的大多数道路都是笔直的。为什么生活不像这样呢？
而一切对杜威来说都不在话下。脏屋子？爱唠叨的母亲？它才不在乎呢！只要乔迪在家，它钻进乔迪房间过夜时的最后一个眼神告诉我，别的事情有什么要紧？
“我知道，”我对她说，“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可是我很伤心。
有时候，乔迪睡觉前会叫我去她的房间。我走进去，发现杜威像守候一罐金币一样守着乔迪的枕头，或者躺在乔迪的上半张脸上。我会盯着杜威看一会儿，心里渴望着乔迪跟我亲热，然后我们俩都会大笑起来。乔迪在她的朋友中间很随和、很搞笑，但整个中学阶段一直跟我不苟言笑。只有杜威使我们的关系变得轻松、顽皮。有杜威在旁边，我们一起放声大笑，简直就像乔迪小时候一样了。
十三岁，我们搬到斯潘塞后，她不再让我道晚安的时候亲她。“别这样了，我已经大了，妈妈。”她说。
杜威帮助的人可不止我和乔迪。斯潘塞中学就在图书馆的马路对面，固定有五十来个学生放学后到我们这里来。有时候他们像台风一样席卷而来，杜威便会躲到一边，特别是躲着那些爱吵爱闹的孩子，但一般情况下它都跟他们打成一片。它在这些学生里有许多朋友，男生女生都有。他们抚摸它，跟它玩游戏，比如把铅笔从桌上滚下去，然后注视着它在铅笔消失时吃惊的神情。一个女生会让一支铅笔从衣服袖口蠕动出来，杜威就会追着铅笔往袖口上爬，然后，它觉得自己喜欢那个温暖昏暗的地方，有时候就会躺下来打个小盹儿。
后来，乔迪十岁了。十岁的乔迪不再提问题。这个年龄的女孩子都是这样，但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有些失落。
五点钟以后，家长下班，大多数孩子都离开了。有几个要一直待到晚上八点。斯潘塞也充斥着各种问题——酗酒、对孩子疏于照管、虐待——但经常到我们图书馆来的那些孩子的家长都是蓝领工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但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兼职或加班。
乔迪总是回答：“是你，妈妈。”她不知道我是多么盼望听到这句话。
这些家长只进来待一会儿，很少有时间抚摸杜威。他们干了一整天活儿，回去还要做饭、收拾屋子，然后才能上床休息。而他们的孩子跟杜威玩了好几个小时，杜威爱他们，让他们感到开心。我本来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有多深，但有一天我看见一个男孩的母亲弯下腰小声说：“谢谢你，杜威。”同时温柔地摸摸杜威的脑袋。
我们来来回回地提问，最后我脑海里只剩下一个问题，一个我一直等着要问的问题：“你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是谁？”
我想，她是感谢杜威陪伴她的儿子，填补了那一段原本孤独和难熬的时光。
我回答，再问：“你认识的最滑稽的女人是谁？”
她站起身，用胳膊搂住儿子。他们出门的时候，我听见她问儿子：“杜威今天怎么样？”我这才突然明白了她的感受。杜威把一段难熬的分离时光变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它帮她寻找到了她丢失的许多东西。我从不认为这个男孩是杜威的亲密伙伴——他大部分时间都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打电脑游戏——但显然杜威正在对他在图书馆外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不仅是这个男孩。我越是观察，就越是注意到点燃我和乔迪关系的小火花儿，也散落到了别的家庭。斯潘塞的家长都像我一样，每天花一个小时跟他们青春期的孩子谈论杜威。
乔迪回答，然后问我：“你认识的力气最大的女人是谁？”
馆员们不明白。他们看到乔迪和杜威形影不离，以为我会生气，杜威居然爱另一个人胜过爱我。乔迪走后，通常就会有人跟我说：“她的声音跟你很像，所以杜威才这么爱她。”
那些日子，我们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曼卡托，但经常去衣阿华州哈特利的我父母家里。在明尼苏达玉米田变成衣阿华玉米田的那两个小时里，我们跟着熟悉的八声道磁带一起歌唱，大都是七十年代约翰·丹佛和巴里·曼尼洛唱的那些感伤歌曲。我们还总玩一个很特殊的游戏。我先问：“你认识的块头最大的男人是谁？”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嫉妒。杜威跟我的关系比较复杂，牵涉到洗澡、擦身、看兽医和其他不愉快的经历。而杜威跟乔迪的关系却是单纯的、天真无邪的，是开心有趣的好时光，不会因为责任而变得复杂。如果我硬要给他们的关系加上薇奇的因素，我可以说是杜威意识到乔迪对我有多重要，因而她对它也很重要。我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也许，仅仅是也许，杜威理解我们三个共度的时光有多么深远的意义，理解我多么怀念跟女儿一起欢笑，因此，它欣然让自己横跨鸿沟，充当我们之间的桥梁。
我是一位单身母亲，乔迪很小的时候，我们俩便相依为命。我们一起牵着我们的可卡贵宾犬布兰迪在公园散步。我们在购物中心看橱窗。我们在客厅里过夜，就我们俩。每当电视里播放我们想看的电影，我们就在地板上野餐。《绿野仙踪》——幻想所有的一切都色彩斑斓，你有能力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情，那种能力你随时拥有，只要你知道其中的诀窍——每年播放一次，是我们最喜欢的影片。乔迪九岁的时候，只要天气允许，我们每天下午都到附近的荒野里散步。每星期至少一次，我们步行到一座石灰岩悬崖顶上，坐在那里望着下面的河流，母女二人，倾心交谈。
但我也知道其实并非如此。杜威爱乔迪，就因为她是乔迪——温暖、友好、美妙的乔迪。而我，因为它爱我的女儿而更爱它。
杜威和克里斯托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改变了克里斯托的生活，而且充分说明了杜威的某些东西。显示了它对人的影响。它的爱。它的理解。它关心的范围。正如我每次讲到这个故事时都要说的，把一个人乘以一千，你就会看到杜威对于斯潘塞镇意味着什么了。虽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每天都是不同的人，一次感动一颗心。这些人中的一个，与我的这颗心如此亲近的一个，便是我的女儿乔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