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许多人都希望我们举行一个纪念仪式。我不愿意搞纪念仪式，馆员们也不愿意，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于是，在十二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杜威的敬慕者们聚集在图书馆里，最后一次，至少是正式地，怀念这位曾深深影响过他们生活的朋友。馆员们想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我讲了蝙蝠的故事，奥德丽讲了灯管的故事，乔伊回忆杜威坐手推车的情景，莎朗讲述杜威怎样偷吃她三明治里的肉片——尽管我们都尽力了，但眼泪还是止不住落下。特别是两个女人，一直在不停地哭泣。
等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时，信件和卡片已经在我桌上堆了四英尺高。我的电子邮箱里有六百多封关于杜威的邮件。许多来信者都只见过它一次，却再也无法将它忘记。还有几百封信是从未见过它的人写来的。在它死后的那一个月里，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封关于杜威的电子邮件。伊拉克的一位士兵给我们来信，杜威的死触动了他的心弦，尽管——也许正是因为——他每天都目睹死亡。我们还收到康涅狄格州一对夫妇的来信，他们的儿子快满十一岁了，他的愿望就是过生日时放一只气球上天，纪念杜威。我们收到的礼物和捐赠数不胜数。比如，海军历史博物馆的一位馆员送来四本书以纪念杜威。她一直在图书馆的出版物上关注杜威的故事，后来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它的讣告。我们网站（www.spencerlibrary.com）每个月的点击率，从两万五千次急速上升到十二月的十八万九千九百二十二次——而且在第二年，这个数字也基本上没有减少。
当地几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拍摄这次活动。想法不错，但是摄像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些都是朋友们之间私密的情怀，我们不愿意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话语。而且，我们一起站在那里的时候还发现，话语根本无法形容我们对杜威的情感。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杜威有多么特别。我们在这里，摄像机在这里，世界仍然在我们周围。这比任何话语都更能说明问题。最后，一位当地的教师说道：“有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它不过是一只猫。但是他们错了。杜威远远不止如此。”每个人都准确地明白她的意思。
为《美国人物》撰写那篇文章的马蒂·阿托恩来信说，杜威的故事仍然是她的最爱。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多年，马蒂现在是《洛杉矶时报》的特约编辑。马蒂写过的报道不计其数，她竟然还能记得一只猫，而且充满爱意地怀念它，这真是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杜威。它给人的感动就有这么深。
我陪伴杜威的时间比较少。我不在的时候，馆员们清理了它的食盘并捐出了猫粮，但我必须清理它的玩具，必须打扫它的架子：去除毛团的凡士林，刷子，它玩了一辈子的那个红线球。每天早晨，我把车停好，走向图书馆，却再也没有杜威在门口向我招手。当馆员们跟杜威诀别之后回到图书馆时，那台小型取暖器突然停了。杜威每天早晨都躺在这台取暖器前面，它一直工作得好好的。就好像杜威一死，取暖器便失去了发热的理由。难道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也会令你心碎？直到六个星期后，我才想到要把取暖器送去修理。
日本公共电视台的友子写信告诉我们，杜威的死讯在日本宣布，许多人听了都感到难过。
我让杜威最喜欢的一件玩具——马蒂老鼠——陪它一起火化，这样它就不会孤单了。火葬场免费提供一只红木匣子和青铜饰板，但似乎对杜威并不合适。杜威是装在一个普通的塑料器皿里，用蓝色丝绒袋子盛着，回到图书馆的。我把器皿放在我办公室的一个架子上，继续埋头工作。
图书馆猫文献的主管加里·罗马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是否跟你说过，在我见过的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图书馆猫里，杜威·读书郎·开卷是我最喜欢的。它的美、它的魅力和它的顽皮都是独一无二的。”
纪念仪式的一个星期之后，我走出我的办公室，这时离图书馆开门还有半小时，读者还没有来，我对凯伊说：“是时候了。”
一些被杜威感动的人们的反应同样令人震撼。小镇居民接到亲戚朋友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是从当地报纸或当地广播节目中获悉了杜威的死讯。镇上一对夫妇出国去了，从旧金山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消息，而那位朋友是从《旧金山纪事报》获悉杜威已经离去。敬慕者们在图书馆里为它守夜。当地的企业送来鲜花和礼物。莎朗和托尼的女儿艾米送给我一幅画，是她画的杜威。画的中央是两个绿色圆圈，有线条伸向四面八方。真漂亮，我把它贴在我办公室的门上，艾米开心地笑了。那幅画是我们俩怀念杜威的最好方式。
时间是十二月，又是一个寒冷刺骨的衣阿华早晨。就像那第一个早晨，以及后来的许许多多早晨一样。很快就要到一年中白天最短的那个日子了，太阳还没有升起。天空仍然是一片湛蓝，近乎黛紫，马路上没有车辆。四下里唯有凛冽的风声，从加拿大平原一路吹来，吹过一条条街道，吹过荒芜的玉米地。
我不知道杜威的死讯传得多远。第二天早晨，当我坐在飞往休斯敦的飞机里哭泣时，当地电台在他们的早间节目中怀念杜威。《苏城日报》上登了长篇报道和讣告。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源头，只知道美联社新闻网挑选了这个故事，发往世界各地。几个小时之内，杜威的死讯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下午重大新闻里，还出现在微软全国有线广播公司的电视频道里。图书馆开始接到电话。如果我在馆里，我会连续几天不断地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其他馆员都觉得对媒体说话不自在。图书馆的秘书基姆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最后就成了公开发表的杜威的讣告，仅此而已。这就够了。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里，那篇讣告刊登在了二百七十多家报纸上。
我们把图书馆前小花园里的几块石头搬开，寻找一片没有完全冻住的地面。可是地上结满了霜，凯伊花了好长时间才掘出一个洞。太阳在停车场那头慢慢爬上屋顶，投下第一批阴影。这时候，我把我朋友的遗骸放在地里，简单地说：“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杜威。这是你的家。”然后，凯伊洒下了第一锹土，把杜威的骨灰永远埋在了儿童藏书区的窗外，埋在那一尊母亲给孩子读书的美丽雕像的脚下。妈妈的雕像。当凯伊把石头重新摆放在杜威的长眠之地上时，我抬起头，看见图书馆的其他馆员都在窗口，静静地注视着我们。
我在佛罗里达待了八天。我没有看报纸，没有看电视，也没有接一个电话。这个时候离家在外再合适不过，因为杜威的死很残酷。太残酷了。我在从奥马哈返回的航班上终于崩溃，一路哭到休斯敦。在佛罗里达，我经常独自静静地想念杜威，但毕竟周围都是亲人，他们总是给我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