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华沉重地吁叹了一声。他从小吃野菜长大，具有这方面的知识，他并不解释毒草为什么吃不得，却下了一道命令：“以后，所有草根、树皮、蘑菇、野菜……都要经我检验以后再吃！”
“毒蕈？”战士们并不知道这种蘑菇的厉害。
所有人都凝然不动。
“准是毒蕈！”
“吃了毒蕈，没法救了。”
“他们吃了蘑菇！”有人想起来了，“是生吃的……”
林间的一切都被王振华说的这几个字镇住了。
“他们吃了什么？”王振华首先打碎了沉寂。
山林肃穆无声。生的清芬和死的腐烂相混合的气息，在迷雾的涌动中弥散开来。
中毒者终于安静下来，已经耗尽了力气。他们的胃早已呕空，嘴角上有鲜血滴出，口吐血沫，躺在青红狼藉的草地上。
三 何去何从
这种无力救援而又展示在眼前的苦难，具有麻醉性的力量。所有人都惊惧地注视着现场，屏住呼吸，不敢轻出一言。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体验到人生悲苦的真谛。
五人组成的临时支部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战友们个个心灭形毁，束手无策，忍受着与中毒者同样的痛苦。万世松冷汗渗透了破碎的军衣，他看不出中毒者呕吐出来的沾有鲜血的红白青紫相杂的是什么东西，他转过脸去，不忍心看他们在地上翻滚。
在宝界岭建立根据地已属无望。三十九人的队伍，失踪三人，逃亡二人，中毒死去六人，在行进中倒地而死一人。
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们中了毒，没有医生，全队人都围在四周，脸色铁青。看着这幕惨剧，没有一个人说出应该怎么办，犹如眼看着他们在大火中烧死，在大海中溺毙，只有沉重的吁叹，只有惊骇的瞠视，没有一个能够伸出援救的手。
也许这个倒地而死的人，比那六个中毒者更令人震撼。那时他们草草掩埋了六个战友之后，准备改变一下环境，天气冷了，他们翻越一个并不太高的山垭口，在向阳的山坡上重建营地。
厄运却纷至沓来。六个游击队员刚吃了一餐野菜，就倒在草丛中翻滚。他们抱腹呼叫，似有一条毒蟒在他们肚肠中噬咬翻动，又像跟扑到身上的一只无形的猛兽搏斗。
一个游击队员在揪住一棵蒿草向上迈步时，好像突然滑了一跤，一头拱进草丛就不动了，这种行军睡觉的事是常有的。可他们并不缺少睡眠，他的右臂前伸，左腿前跨伏在那里，保持着攀登的姿势，当后面的队员来扶他的时候，软塌塌的身体虽有余温，却已经毫无反应，开始僵直。
只好挨着，听天由命。
“啊，死了！”扶他的人一触到发冷的皮肤就低声惨叫了一声，急忙把手缩回。
要不要转移？如果打粮的回来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会死了？不可能！”
他们作了几种判断：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的困难，需要等待时机；已经落入敌手；或是逃亡另找生路；也不排除叛变投敌。那么，如果真是后者，营地就有暴露的危险。
万世松急忙赶过来，从那个用黑布补了洞的挎包上认出是二营的战士。他蹲下去：“小王！”他轻声叫着，不相信他会这样毫无声息地死去。
万世松觉得政委说得不无道理，便派了三人小组下山去打粮，可是，一去两天，无声无息。
他翻转过小王的身体，小王的脸已经没有一丝生气了，两只凝定的眼睛望着白云飞驰的天空。
王振华反对：“坚持下去，只要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能开展革命，哪里有水哪里就能养鱼。”
“这么容易，像颗落地的种子……可是，他还不到二十岁啊……”
为此，王振华埋怨万世松不该把绝命书公开，斥之为不懂政治，万世松默然，而后说：“我们必须转移到其他地区，在这块青石板上是扎不下根的。”
万世松无泪而泣。
第二天，就有两个队员逃亡了。
“坚持，等于慢性自杀！”万世松巡视着四个党员的脸，激愤地说，“坚持不是坚定性，坚持也不是目的。我们这支队伍应该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现在天气越来越冷，衣食无着，我们必须离开宝界岭。”
何金生家是于都花溪乡崖上村。
一场难堪的冷场，显然，队长的意见是针对政委的意见来的。
刘玉文家是兴国樟园乡刘村。
“我不是不同意离开，”王振华透露着不满，带着几分勉强说，“可是，我们向哪里去呢？哪里会比宝界岭更适合建立根据地呢？”
不做敌人俘虏，不做部队的负担，我们革命到底了。我们两人互相证明绝不悲观，有谁回到苏区见到我们的家里人，就说我们思念他们，永远思念。我们为革命流血是光荣的，要他们不要难过。千万不要说我们是自己……千万。
“我想，红军主力既然已经远去，我们应该回中央苏区去，那里有坚持斗争的部队，那里有群众基础！”
队长、政委、全队战友：
“不！我想过了，”王振华说得很坚决，甚至有点居高临下，“上级给我们两个原则：一是在宝界岭一带建立根据地，一是追赶中央红军。”
这是用铅笔写在香烟盒纸上的绝命书：
“我们能追得上吗？”万世松说得有些冲动，他被王振华不通融的态度激怒了。
万世松认为没有必要隐瞒，主张公开。
“怎么不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部队很少，行动迅速，怎么能追不上？只要我们突袭一个村庄，打一个富豪，我们的衣服粮食也全都有了。”
王振华把纸条收起来，秘不透露。但越是保密越引起队员们的好奇，打听、猜测、追根问底：“队长，他们纸条上写了什么呢？政委，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呢？”
可是，支部委员们认为这种分歧应该交给队员大会来表决，听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
伤员的死，虽然解脱了游击队行动的重负，却像两块灰色的巨石，压在队员们的心上。那张纸条立即传遍了部队，纸条上的话是积极的，所引起的后果却是十分严峻的。
队员大会是很容易召集的，二十几个人，坐在向阳的林间空隙的草地上。万世松首先报告了目前的处境和回苏区去的意图，而后介绍政委的想法，请大家讨论、表决。
这两个伤员，无意间听到了这些闲话，给队长政委留下了一张纸条，在大家沉睡的时候，用刺刀剖腹自杀了。
王振华在大家讨论前，进行了长篇讲话，他在部队时就是一个立场坚决、善于总结、长于概括的政治工作者，如果不是这次被打散，渡过湘江之后，他很可能提升成营政委。
“还是让敌人俘了去好，那还有救……”
他向队员们描绘了一幅追赶主力红军的生动的图景。他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和热烈的情绪鼓励大家，他又述说了自己的血海深仇，他要求每一个革命者不要有任何畏惧，任何时候都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讲，红军主力是大远征，他们游击队要来个小远征，他们将会在追赶主力红军中创造奇迹。
“若是敌人追来，怎么带他们走呢？”
可是，队员们对王振华的立场坚定性和豪言壮语不感兴趣，所有游击队员除了个别是湖南人以外都是江西苏区人，无论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倾向队长的意见。他们认为回苏区比去追赶红军主力更具希望，即使回苏区比追红军冒一倍的风险，他们也还是愿意回家乡。正像在座谈会上队员所说：
两个伤员，因为无药可医，连洗伤口的盐巴也没有，伤口坏死、腐烂、化脓，发出令人闻之欲呕的恶臭，那长长的呻吟使人揪心。
“就是死，也比死在外乡好。”他们有感于牺牲在战地上和山野里的战友，思乡之情在每个队员心中犹如春风野火漫卷起来，已成燎原之势。他们竟然喊出“杀回老家去”的口号。
接二连三的灾难，冰雹似地击打在他们头上。
作为游击队的政治委员，王振华比任何人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付诸表决，他的提议被否定是必然的，但他用什么办法来改变这次表决呢？
山林游击队只能吃树皮、草根、葛藤根过活。
他把一切怨怼都归结在万世松的提议上，“是他利用了群众的思乡之情达到个人的目的，这场反对我的决定的情绪是他煽动起来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斗争，何去何从，跟着谁走，是关系到革命利益的大问题，这种情绪不正是畏避艰险的右倾情绪吗？这不是失败情绪的反映吗？这不是在苏区时被批判的右倾保命斗争的延续吗？”王振华被自己的想象激怒了，“还有，这还关系到领导权的问题，他仗着自己是营长，就不把我这个比他低一级的指导员放在眼里了！这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轻视工农群众，这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软弱性，遇到困难绕道走……”
国民党对当地群众采取威胁、利诱、欺骗三管齐下的办法，他们化装成红军，烧杀掳掠，把赃栽到红军头上。
王振华自竖靶子自己打，觉得自己的政治委员的尊严受了伤害。他说讨论酝酿还不够成熟，提议把表决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他想在一夜间与各小组长个别谈话，挽回这种局势，防患于未然。
这支部队在突围出来时，已近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疯狂追剿中，已经濒临绝境，他们过着野人似的生活。由于人地两生，毫无群众基础，语言不通，个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很难接近群众。
万世松同意推迟表决，虽然认为实无必要，仅仅是为了对政治委员的尊重。他没有党内斗争经验，或者是对王振华估计不足，他无法预见到未来的一场袭击。
山林游击队决定在文市以南灌阳以西的宝界岭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桂东北的大山区，主峰高达一千九百三十六米。与湘桂边境的都庞岭的主峰两千零九米的韭菜岭遥遥相对。
王振华的一夜动员说服，效果并不理想，队员们不愿明确地抵制他的意向，只推说明天看大家的意见，顺大流。
二 毒蕈
王振华不由怒火中烧：“难道我政治委员的意见都不被重视吗？”
王振华就靠出身、觉悟、坚定性，当上了游击队的政治委员，而且是全票通过的。全队五个共产党员两个共青团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他也顺理成章地当了支部书记。
险阻，对两种性格所起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后来，我就先当副指导员。指导员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每天教我五个字。有文化的人，脑子活，不坚定，果然，他后来变成了AB团分子，被肃掉了，是用石头砸死的，我就当了指导员！”
知难而退。
“后来，营里让我到其他连里讲……有一次团政委去听课，还感动得落了泪，会后，他对教导员说：‘王振华阶级觉悟高，革命性强，可以当个指导员嘛。’营长说：‘他没有文化。’政委说：‘阶级觉悟高是根本，没有文化可以学，没有阶级觉悟光有文化有什么用？’
知难而进。
这的确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王振华深深地体会到，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十分必须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有力的武器，他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中，找到了“一杆投枪”。
“我冲向敌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个白狗子都是王九堂。白崇禧、何健是大王九堂，蒋介石就是最大的王九堂！想到这些我就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死！……”
第二天早晨，峡谷里涌聚着牛奶似的浓雾，又黏又湿，晦重迷蒙，好像永远不会消散似的。队员大会需要等着大雾消散。
“指导员看我有点迷惑，的确，有点迷惑，当时，我不知道阶级是人还是物，更不知道什么叫阶级的仇，我看不到阶级在哪里，后来指导员讲得很清楚，阶级仇就是穷苦人的仇，就是劳苦大众的仇，天下有千千万万我父亲王大年那样的受压迫的人，也有很多王九堂这样的人。当红军，就是要杀尽天下的王九堂，让穷苦人过好日子！我懂了，阶级就是天下受苦的穷兄弟。
万世松一夜睡得并不很熟，他完全沉浸在杀回苏区的遐想里，想象着与方丽珠见面的情景，而且千百遍地重温他们相亲相爱的那些珍贵的时刻，体验着他曾享受过、占有过的人生幸福。在幸福中回想苦难，会使幸福加倍的甜美，在苦难中回想逝去的幸福，也是一种略带酸涩味的福惠。往昔的真爱是一束永不褪色的花朵，它会长久愉悦你的记忆。
“第二年，我们赤卫队升级到了县独立营，指导员第一堂课就是让我讲家史，而后当着全连的面问我：‘王振华，你的仇报了吗？’我说报了，指导员说：‘不对，当红军不光是为报私仇，你是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要报阶级的仇！’
晨雾终于在顺山势下沉的气流中稀释开来，变薄了，破碎了。周围的山峰又时隐时现地露出影影绰绰的面容。这是游击队即将离去的群山。
“真是便宜了他！”战士们觉得那个坏蛋死得太快了，应该多叫他受点折磨吃点苦。
表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二十四票对三票，这里所说的“票”当然是高举的拳头。
“那个时候，我忘了害怕，酒店里又出来两个醉汉，我说：‘大叔，这个老先生醉倒啦！’……醉汉说：‘滚你的蛋，别管他！’……我走了，回到小店，身上竟然没沾上一滴血，这才想起，那把牛刀还在王九堂的心窝里。”
政委是孤立的，除他之外，同意他方案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他的通讯员，一个是九军团的跟他一起突围出来的本连战士。
“你应该快些逃啊！”
这种惨败，在王振华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他叫了一声酒醒了，想把我推开转身逃跑，正好，我一刀插进他的心窝里，‘九堂爷，咱们账清了！’他的眼睛瞪得好大，嘴巴也张得好大，身子往上一挺，就弯弯扭扭倒下了，他像没有杀死的鸡一样，一边打扑拉一边抽搐着……我那一刀好厉害，正好刺了他一个透心凉……”
谁的意见对了，谁的意见错了，同意谁的意见，反对谁的意见，本来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甚至连小事都算不上，不妨面红耳赤地争论一通，对事不对人，转眼就过去了。
“我是王大年的儿子啊！
王振华却不这样看，意见对错代表了立场问题，反对谁拥护谁就是阶级斗争了。在苏区打AB团的时候，你可以把不是AB团的同志说成是AB团，这是革命积极性所在，即使打错了，积极性仍是可贵的。谁敢说一声“不是”？你替AB团开脱，你就是AB团。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是必然的，只有那些表现“革命性”的人，或是谋取地位的阴谋家，或是借机报复的卑鄙小人，或是排除异己者，推波助澜，以便浑水里面好摸鱼。
‘讨债？’他愣着，‘你是谁？’
王振华在数次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投谁的赞成票投谁的反对票，并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力，而是体现了路线斗争。你投对了票，就立一大功，投错了票就是罪人。后来的以人划线，紧跟谁，在王振华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初型。现在，那些拥护队长意见的队员们，显然是站错了队。
“我得让他死个明白，”王振华想起那极为简单又惊心动魄的一幕，仍然激动不已，只是描述不出来，“我说九堂爷，我向你讨债来了。
“同志们！我有话说，”王振华先是站着的，当他带头表决高举拳头无人响应时，他蹲下了，现在又猛然站起来，声音里饱含着顽强的自信和剧烈的冲动，“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革命战士，上级指示谁也不能违抗！”
“干吗不动手？”战士们像听一个惊险的故事。
队员们惊愕地互相望望，不知政委所指何事。
“……后来，乡里就有了秘密农会，王九堂逃到县城去了，我参加了农民赤卫队，还是副队长哩，我一心找到王九堂。我抹了一脸锅底灰进城去买柴，怀揣牛刀躲在小店里等了他七八天……后来总算在酒店门口等到了他，他醉了，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向外走，我上前扶住了他……虽说满天星，他还是不认得我。”
“队长的提议是不符合上级指示精神的，上级绝没有让我们回苏区的命令！”王振华挑战式地怒视着万世松，脸色灰白，一双黑眼睛冒着红火，等待他的回答。
“那个该杀的老混蛋呢？”
“的确没有这样的指示，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执行指示，两弊权衡从其轻，只要对革命有利，不妨回到苏区。命令，也要灵活地执行。”万世松也站了起来，面对着王振华，“我不明白，大会讨论表决是支委会研究的，何去何从的理由也翻来覆去研究过许多遍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在表决之后，忽然提出了‘命令’问题。即使有必要重新讨论，也不要冲动嘛……”
“那个老混蛋，就为了爸爸骂他良心叫狗吃了，他就剜了爸爸的心！”
王振华粗暴地打断了他：“我不能不冲动！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让我谈谈问题的实质吧。队长同志，你煽动大家回苏区，有没有个人目的？！”
“太坏了！”
“煽动？”万世松重复着这个令人震骇的词，既迷惑又惊讶。他审视着政委那冷酷的目光，“这是什么意思？”他弄不明白，面前这个同志怎么忽然翻脸不认人了？
“太狠了！”
是的，万世松是有个人的目的。在漫长的山林之夜，他坦诚地向他的政治委员交谈过，他们两人要在一起领导一支部队，互不了解是不行的。他详细地谈了他的经历和犯过的错误、受过的处分，以及他对方丽珠深沉的思念。
王振华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我想，你还是先向大家说说回苏区的动机吧，”王振华毫不容情，咄咄逼人，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党性所在，“怎么？你怎么哑巴了？”
“突然，我看到王九堂的身子向前一躬，向爸爸撞过去，接着几声惨烈的喊叫……我眼前好像看到红光一闪，妈妈像受到雷打一样跌倒了，连我也拽倒……”
万世松的确哑巴了，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突然袭击是带有杀伤性的。他此时的表情，与其说愤怒，不如说痛苦，或者更不如说惊诧：蓦然间政委和队长一下子变成了原告和被告，而队员大会变成了审判他感情的法庭。他的错误，组织上早已处分过也结论过了。今天，他向大会坦白什么呢？
“王九堂冷笑了一下，转脸对着我爸爸，‘这就是说，乡亲们都想看看你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的背挡着，我看不见爸爸的脸色。祠堂前一点声音也没有，风也不刮了，树也不摇了。
万世松认为，对方丽珠的思念与急切地想见到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它跟战士们思念亲人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回苏区的动机掺有与方丽珠相会的成分，就是个人目的吗？那么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参军是不是个人目的？那么，他王振华找王九堂报仇是不是私人目的？如果宝界岭能够建立根据地并且站稳了脚，他万世松还会为了自己的爱情返回中央苏区吗？
“太狠了！”
王振华把他推到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万世松感到一种悲哀，并不完全为自己，也许更多的是为对方，或许是为了造就这种品格的环境。想到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各种人的表演，他想通了。
“没有一点声音，就像全都死了似的，王九堂冷冷地看着大家。我想：我爸爸怎么不说话？不就是为了那把镢头吗？没有钱有力气，做工抵账就是，这时，我才看到爸爸的嘴角滴着血，奇怪地扭歪着，原来他们用细铁丝把爸爸嘴勒着，像给马戴嚼子一样，舌头不能转动……”
“王振华同志，”他变得出奇的平静，“我认为去追红军主力还是回苏区，都是为了拯救这支革命力量。至于我是否怀有什么个人目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还是由你当众说出来吧。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无意同你争夺领导权。你如果真正能率领这支部队追上主力，我是万分高兴的。但我认为回苏区更为现实，还是服从大家的表决吧！”
“‘咱们家族遭孽！’王九堂站在那个又聋又瞎满头找不见一根黑头发的老族长旁边，他矬人高声，喊得很响，好像要让历代祖先听到似的，‘出了个大逆不道的不肖子孙王大年，’这是我爸爸的大号，‘现在，各乡各村都杀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党的心是黑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咱们家二爷，’他指的是那个老古董，‘发话了，别村杀共产党是用国法，咱村是用家法，国之将兴，必有祥瑞。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不除，天下必乱。你们说该怎么办？’……
“那么，我们重新表决，”王振华以毫不掩饰的敌意打量着万世松，队长的平静反而把他激怒了，“在表决前，我要向大家说明你是什么人。同志们，”他转身面向队员，“万世松同志让我讲他的个人目的，先说说他是为什么受处分的吧。在中央苏区他与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现在这个女人在等他。我没有当众揭人疮疤的习惯，只要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了……”
“我和妈站在人群里，乡亲们都不敢紧靠着我们，只有我扶着妈妈……我不记得那天是阴还是晴，也不记得是什么时辰，只觉得天旋地转像在梦里。爸爸被五花大绑着，跪在乡亲们面前。
这一手是最厉害的，点到为止。他给队员们留下了最大的空白，提供了想象的无限余地，一切尽在不言中。你可以把一想象成万，你可把青蛙想象得比牛还大，为什么受处分？腐化，腐化到什么程度？……随你去想。效果是无限的！然而，二营的战士们却信任他们的营长。
“我爸爸没有死在刑场上，”王振华越说越动情，越说越逼真，也越说越顺畅，“是死在我们王家祠堂里，那时候，王九堂请来了本族的老族长，把全村人都召集到祠堂前的打谷场上，我和妈妈也都在场，开头，妈妈跟我说：华，王九堂打你爸爸时，你可要忍住，可不要再闯祸了！我说：他们歹毒着呢，不会打得很狠吧？妈妈宽慰我说：都是本族人，你爸爸年轻时，就帮他王九堂打过冤家，他不会忘的，庄稼人受点皮肉之苦，也算不了大祸，妈妈嘴里这么说，泪水却沿着腮帮子往下流。
重新表决，十六对十一，王振华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增加了八个队员的支持，但仍然是少数。
所有人都沉浸在恐怖年代的大屠杀中，觉得眼前的苦并不十分难忍了。
王振华面对表决结果，勃然大怒：斥责万世松的支持者为宗派主义，因为他们都是二营的突围者。
“我们村，在那一年，就抓走了十三个！”插话的是王振华小同乡，“一个也没有回来，在村西头的大苇塘里一下就杀了一百多，也许你家大爷就在里头，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见了活人就扑……那时候，天一黑，人们都不敢出门，夜里老做噩梦……”
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是合理的。王振华为了坚持自己主张，硬要大家再分组讨论，题目是很现实的：“红军要不要服从上级指示？要不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不要跟党走？”
“可我爸爸就为这句话赔上了一条命……可惨了……”王振华心中又翻腾起仇恨的浪头，“王九堂就带着那满身土，到县大堂告我爸爸通共产党，那时候，国民党正像疯狗一样伸着鼻子到处找共产党，还不一告一个准？”
会议又要推磨。这种推磨对王振华是有利的：“谁是党的领导？在游击队里谁是党的代表？”
“真是好样的，比我二哥强，他只能乖乖地白挑了两天木炭，抵了那根扁担。”
有人不同意这种无休止的讨论、引导、打通思想，提议各走各的，谁也不要勉强谁：追红军主力的跟政委走，回苏区的跟队长走。
“我爸爸气疯了，也豁出去了，话也有点出格，他指着王九堂那瘦骨嶙嶙的胸口，全身抖抖地说，没有良心的才是狗杂种呢，你的良心叫狗吃了！”
游击队分裂了。
“开头，爸爸不敢还手，只是捂着头任他打，后来老财不光打，还边打边骂，爸爸忍不住了，一脚把那个坏蛋踢了个脸朝天，这下可真的翻了天了！老财在地上打了几滚，然后站起来，指着爸爸说：狗杂种，你敢动武，你等着。
王振华、万世松各自带着自己的拥护者，走向各自未可知的命运。
“可是老财硬说是爸爸搞坏的，爸爸咽不下这口气，一把夺过那个断镢头，指着生了锈的断碴说，你看，这还不知道是哪一年断的哩……这下可摸了老虎须，王九堂不由分说，一镢把打在爸爸的肩膀上……
在分手的那天，王振华以最纯正的动机做了件不太纯正的事，他向自己的拥护者说，回苏区的人，都是革命不坚定的人，是丧失了信心想回家过安稳日子的人。不能让他们把武器带走，尤其是好武器。
“对，我们家乡也出过这样的事，”有的战士证明王振华说话的真实性，“我二哥给老财挑木炭，一上肩，扁担就折了，硬是要我二哥赔……”
前者有意，后者无防。在去苏区的队员正做回乡梦的时候，王振华的队员们便把早已看准的好武器全部带走了。
“他娘的，天下老财没有一个好东西！”战士们激动起来。
四 向回走
“爸爸愣住了，对啊，怎么没有看出来？当时爸爸就是想不起来，后来才记起来，那条断缝是用泥巴糊着的！”
文庆桐一出江西地界，就产生了逃亡的念头。他跟文庆安不同，他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他十四岁就结了婚，二十二岁这一年，孩子刚巧三周岁。如果用原谅他的话来说，逃亡念头是思家念头的延伸，许多新战士都有过。但是念头没有变为行动之前，不算罪恶。就像倾慕一个女人构不成强奸，想要得到一件珠宝构不成盗窃一样。
“王九堂质问爸爸，一个断镢头，你怎么没有看出来？
有的战士想家想得哭，想老婆比想母亲要强烈十倍，因为在亲人之上还加了个生理需求。
“爸爸说那个镢头本来就是断的，只是在边上连着一点碴，挖在树根上，往上一掀……还没有使上劲哩，就断了。
连里流传着指导员跟想家想得哭的战士开玩笑的故事：“你想爸爸妈妈了？”战士摇摇头，不是。“你想你家的房屋了？”战士摇摇头，也不是。“你想床上的褥子了？”战士抹把泪说，差不多。“那么你是想床上的被子了？”战士急起来，你说过了。“那么，你是想褥子上头被子下头的那个人了？”战士抱头呜呜大哭，“我刚刚忘了，你又提起来啦！”……
“我爸爸身材高大，一拳头就可以把那个瘦瘦巴巴的干瘪老家伙打倒。可是，我爸爸不敢，只是声音抖抖地申辩，还一口一个九堂叔。”说到这里，王振华认为有必要替爸爸解释几句，不然会损伤贫雇农的形象，“那时候还没有打土豪分田地，人们还不觉悟，所以没有革命精神。
文庆桐自知想老婆是丢人的事，开小差就是犯军条了，他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心像嘀嗒嘀嗒的钟摆，无时无刻不在走与不走间来回摆动：走？不走。走？不走……
“我刚刚捡了几个草蘑，就听见王九堂和爸爸发生了争吵，只见那个狗崽子左手提着镢把，右手提着半截镢头，气势汹汹地大叫大嚷。
他不迷信，不然，他就像文庆安一样用占卜来决定他的命运了。
“我的家历代都是雇农……”王振华第一句话就有千钧重量，那时，阶级成分本身，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象征，“我在十五岁那一年，到山林里去捡蘑菇，爸爸扛着镢头，去给地主老财家挖橡树，好给他老娘打棺材。这个地主老财叫王九堂，是本族出了五服的一个长辈，是个活剥皮吸血鬼。
但是，一个特殊的因素，推动他在人生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是非祸福无法找到尺度来衡量。
九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是突围者中唯一的政工人员，他的自我介绍虽然讲得并不顺畅，有些地方疙里疙瘩，却真切感人，革命的坚定性也使游击队员们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在刚进湖南省界的一个叫沙水湾的地方，他到山洼里去解手，猛然看到了一具尸体，仰着脸，两眼死死地望着天空，牙龇裂着，七窍流血，爬满了黑压压的蚂蚁。只有一只脚穿着透了底的草鞋，赤裸着上身，破碎的灰色军裤证实他是自己人。
以二营突围者为主组成的山林游击队，推举营长万世松担任大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其他领导成员，主要是游击队的政委，因为大家互不了解，必须自我介绍，而后由大家推选。
文庆桐不禁惨叫了一声，怔怔地盯着那尸身，心惊胆战地向背后伸出一只手，抓住了一棵树，倚在树干定了下神，眼睛还是盯着那具死尸向后倒退着，浑身上下起了层鸡皮疙瘩。
为了使这些各有主张、各行其是、谁也管不了谁的散乱的部队，在统一领导下统一行动，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于是组成了一支暂名“山林游击大队”的游击队。
后来，那一幕惨景一直在他眼前闪动。
在宝界岭的活动中，万世松带领的六个人的游击队，在山林里收容了三五成群的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失散人员，部队时聚时散，时多时少，一度曾经陡增到一百二十多人，可是，几经转战，又变成三十九人了。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觉醒，而不在于生存。”此时，文庆桐的思想与此恰恰相反：“人生的价值在于生存，而不在于觉醒。”
这些天来，他们不断地在突围被围，再突围再被围的遭遇之中。战争的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碾碎了多少生命？熹微的曙色揭开了夜的帷幕，宝界岭的莽莽苍苍的弧形的岗峦渐渐浮现出来。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在山路上休息时，他把盐挑子推到路边的草丛里，自己也像见到尸首时那样，装作到树丛里大便，等到部队开走……
带队的是万世松，他绝不放慢脚步，身上散发出酸臭汗味，挂满汗珠的脸颊拂着晨风的清凉。他们在四小时前从敌人包围中突围了出来，必须在天亮前摆脱敌人。再让敌人粘上，就完了。
文庆桐一离开部队就后悔了。他怎么能独自一人回苏区呢？回去怎么对乡亲们说呢？怎么对妻子说呢？再想追部队就晚了。
他们无人说话，似有万钧的重负。前面是黑黝黝的山林，所有人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命运等待着他们。说不定迎面突然扫来一排子弹，他们之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倒地死亡。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人，面对死神，已经无所谓了。
但他又为自己辩解：他的确同情革命，也愿意革命，他在革命中得到了土地，他眷恋着自己的家庭，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成为替全国劳苦人打天下的革命者，他只希望过富裕而安定的日子，在兵荒马乱与逃亡中，他宁愿选择后者。
他们离开了山路。在黎明时分，晨露打湿的茅草刷刷分开，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向山里开进，踏倒的草秆又慢慢挺起，遮住了这支队伍的足迹。
他是地道的农民，他不愿意流落在外地，即使死，他也要回到家人身边。他追求的是温饱。他的希冀是有一个好皇帝，使他做一个朝廷的顺民，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国家前程，民族进步，什么阶级当权，什么人当权，和他是无关的，他的眼光只看到前山、后山和饭碗。
一 山林游击队
他以农民特有的精细，把盐藏在一个石洞里，自己带了一小袋盐，到沙溪镇上卖了两块银元，买了一身旧衣，扮作私盐贩子，怀着不可名状的惶惑和模糊的希望向回走，那里有他的父母、妻子和他热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