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人事关系大概是最复杂的，智莫难于知人。博古、李德、项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多。
李德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带有强烈的好恶、恩怨、得失的个人色彩，是不足为据的，不可能公允，但也不失为一种看法。因为他自己觉得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不公正。这种以不公对不公的互相攻讦的情绪，是生活中常见的，后人自会比较和辨别，总比只听一个声音好。
“外举不弃仇，内举不避亲。”话是好话，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反其意而用之。
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是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1932年他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现在他支持王明和博古，拥护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路线。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与此同时又扩大了他在军队中的势力，因为很多指挥员是他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以后，有关战事的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着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写道：1932—1935年曾任中国红军总司令。当他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转到毛的一边。我觉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违背了自己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了毛的忠实亲信。
人们常常叹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后人把前人纯洁化了，“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只要看看红四军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整党整风记录，就知道人的真实精神状态了。自古皆然！历史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最终是站住的，他就绝不会有缺点；如果这个人后来是倒下的，他浑身上下也就没有一个好细胞了。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图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
二 让安泰离开大地
洛甫比博古年纪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样致力于增强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多次表示很蔑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但是作为负责政府和苏区工作的中央书记以及闽赣苏区政府的新领导人，他也逐渐陷入了毛的影响之下，并转到了他的路线一边。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军事计划。显然他相信这个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洛甫并不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他作为博古的后任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又多次同毛发生冲突。到六十年代，毛终于把他彻底赶下了台。
项英强烈地关切着无产阶级事业，当然也就更关心人事安排与未来的命运。
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毛泽东这个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一脑子封建农民意识，他讽刺马列主义者为言必称希腊，可是，他是言必引古书。所以他向往权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农民式的精明。
……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还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1946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
项英在大军将行万事待理的时刻，竟这样详尽地介绍毛泽东，是很不寻常的。
这一点，李德写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说博古乐于接受他的“建议”和周的“决定”，以证明他不是后人说的“太上皇”。
“我一到苏区，就碰上了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这人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右倾，可是处理富田事变却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肃反整掉那些反对他的人嘛……”
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
李德在三十九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用“据说……”方式，引用了项英的这一观点，同时，他也写出了周恩来与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博古与李德对此，并不像项英看得那么严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站在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上，对博古、洛甫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称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是“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则直率地称之为“党派斗争”……
“他不可能清洗净尽，他是不是愿意清洗还是个问题。”接着项英举出了证据，“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认识与它断绝关系，而是充满怀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离苏回国时，不顾身负传达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沈阳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温天伦之情……”[1]
显然，周、项对肃反的评价是有质的差异：前者是肃反的扩大化；而后者却是排除异己的行动。
“他在青年时代，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德说，“他是应该将自身弱点洗涤净尽的……”
事物的复杂，还在于同是一个提议，出自内心的动机却极不相同。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志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是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他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项英停下来等待博古翻译。
李德和博古本来是不同意的，可是后来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
“苏区的坚持与恢复是不存在问题的，你们放心好了。当你们重新归来时，面貌将会大变的。我倒担心你们的远征。你们应该注意周恩来，这个人容易转向，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周恩来的出身我清楚，旧官僚家庭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培育了他的调和主义……”
“所以带他西征，”博古对项英说，“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博古说到这里已经是触及到很深的层次了。
那么，在苏区已有充分根基的情况下，有三万人的武装力量，实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苏区的日子不会很远。项英似乎心定神宁了，他准备在保卫苏区中大显身手，在重建苏区中创造奇功显勋了。此时，他反而为西征的主力担忧起来：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好还是带他西征好是颇费掂量的。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愿中央苏区重新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所以他们选择了项英。“让安泰离开大地”，把毛泽东从党、政、军方面全部架空。
1929年春，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挺进赣南闽西时，力量是有限的。在瑞金大柏地一战，打垮了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歼敌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接着，部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乘胜向闽西进军，于3月11日夜间，部队悄悄地绕过闽西军阀郭风鸣所设置的埋伏，飞越瑞金与长汀交界处的隘岭，到达了长汀县四都乡。后来在长岭寨（又名胜华山）消灭了郭风鸣旅，打死了郭风鸣，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博古和李德认为在中央苏区贯彻国际路线，主要阻力来源于毛泽东和他在军内外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特点作过充分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都进行过。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这个目标。”项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认为，他能够像毛泽东一样，把中央苏区重建起来，并且干得比毛泽东更好，因为他熟知中央苏区创建与发展的历史。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这里我想插一段我对他们的观察和判断。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很粗浅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难免同以后的印象交织在一起。为了尽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当时通过谈话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也写了进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博古兴致勃勃地说，“你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和我本人经常有些来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卫措施”比较放松和我的脚病痊愈以后，我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局限于定期访问中央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还有总共到前线去了五次。当然，还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记了。
“还要注意在苏区内部和周围进行游击战争，”李德补充说，“把杀进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搞得日夜不得安宁，绝不能让他们建立起统治。你们应该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
“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博古说。
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项英对着地图看了很久，但他不熟悉图上作业，没法预想出未来如何坚守的方案。
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
李德从图囊中抽出标好的地图：这地图上以精确的线条和各种标志，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菱角形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阵地。
在云南时，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也只能这样，”项英无可奈何地说，内心却很厌烦，怎么老把包袱向苏区丢？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种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观判断来确定不同阶层的阶级性质，并在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交替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被他归结为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在他看来又体现为红军的力量，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内战的形式进行的。
“你要他们跟着西征吗？那不更难？不把他们拖死才怪。只要环境许可，你们想法把他们转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是对他们最妥善的安排！”
李德所说的毛泽东的短，恰恰也带来了毛泽东的长。他由此而没有成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而形成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所独有的思想，而这却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这对博古和李德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在他们看来条文比实践更重要，或许由于来得比较容易。
项英继续叫苦：“像何叔衡这样年老体弱的同志，像瞿秋白这样重病吐血的同志，都留给我们，我们还要提供保护，将来怎么顾得上？”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博古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了多次，我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与之斗争。他们不想由于这些“理论”问题同毛泽东破裂，这当然也是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的。他们知道，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毛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城里人”，则以白眼相待。因为他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在他的眼里，苏区以外共产党人英勇的地下斗争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只有农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才有意义。他狂妄地以为，只有他才能担负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胜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他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
“这只能是负担。”项英叫苦说，“可以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变成骨干力量！”博古在潜意识中，想到这方面毛泽东很有办法，但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项英比博古、李德更熟悉毛泽东的素质，也了解毛泽东在红军中潜在的影响和深厚的根基。他再三向他们提出：“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博古翻译后补充说：“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近万名伤病员……”
“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博古说。
“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更为艰巨。主力西进，蒋介石必然跟追，这就减弱了苏区的压力，除你说的由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还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全部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三万人！”
“洛甫呢，王稼祥呢？”项英顽强地提醒。
“李德同志，我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项英又翻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由中央局指挥的只有二十四师，另外还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个独立团，战斗力都比较弱，承担保卫苏区的任务，显然十分困难！”博古翻译给李德，李德也拿出本子，显然，对这种讨价还价不甚满意：
“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王稼祥同志也是，更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王稼祥伤情很重……”
这种性格，在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陈毅暂时不能工作，项英并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权。一个人干起来可以运用自如，指挥顺畅，省得别人来干扰。大权独揽，是件痛快的事。
李德同意博古的分析：“毛泽东跟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行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项英的工作作风既有突出长处也有突出短处：他严谨，严谨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奋，事无巨细，一概付出全部的热情；他忠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视若神圣；他坚定，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标。
的确，毛泽东要恢复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困难的，在当时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项英沉思了良久，认为贺昌听他的话，能与他合得来，便无异议地接受了。
但是，不管是李德博古还是项英，他们都忽略了一点，毛泽东这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他有两块土地：
“考虑到你的精力，”博古补充说，“贺昌同志可以作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一块，是不移动的——中央苏区；
博古与李德深知这一点。按理说，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创业奠基者毛泽东来担任，可是，临时中央对毛泽东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怀有戒心。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要的是忠诚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独立自主精神。
一块，是移动的——浩荡的西征大军。
项英对共产国际绝对忠诚。在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中，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所谓知遇之恩，将长期发挥着潜在的不易察觉的作用。
夺取政权，这是革命者的目的。
无疑，这是一项重托。今后，举世闻名的中央苏区，便是他项英展示宏图大略的舞台了。
在我们审视伟大历史人物和领袖人物时，我们不难察觉：谋取权力，并不是贬义词。因为伟人有了权力才能有所作为，不管他们推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他们几乎人人都相信自己在为一个伟大事业服务，在为祖国或人类的进步服务，都想用自己的巨手推动历史的巨轮！为了这个目标，许多权势达到绝巅的人物，也不惜献出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像拿破仑一样。就他个人来说，还缺少什么？他宁肯忍受风雪严寒乃至有被俘和击毙的危险，远征莫斯科！有的领袖用残忍的手段（不惜用暗杀）清除政敌，那是因为他觉得在他握有权力之后，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幸福。因此，刺杀政敌之“恶”与自己权柄在握之后推动历史前进之“善”，便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把你留在中央苏区，就是考虑到坚持苏区斗争的艰巨性，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坚强的负责人来领导……博古同志和我都认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历史包罗万象，人的思想意识也千姿百态，时常变化，在这件事上他是对的，在另一件事上他是错的；在这件事上他是旧传统的反叛者，在另一件事上他是旧传统的屈从者；有些事他办得很聪明，有些事又办得很愚蠢。他可以下几步好棋，又出现几次不应有的失误；他有时表现正常，有时表现失态；他有时斗志昂扬，有时又意冷心灰；在战场上是舍命救战友的英雄，在夜里又去偷别人的老婆……那些只承认世上思想是单一的不是万般复杂的人，只要低下头看看自己有多少私心杂念，就非常清楚。心灵，是一面照己的镜子。
这种警句式的论点，李德等待博古给他翻译之后再向下讲，以便加强项英的印象。
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证明：善、恶、美、丑交织在一起；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幸福与痛苦交织在一起。
博古把项英的话翻译给李德，李德首肯赞同，然后说：“这次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是争取战略主动的根本措施，四方面军远征川陕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取得了大的发展就是证明：鄂豫皖并没有丢！这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旧的保持了，新的诞生了……”
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一个哲学名词：“二律背反”。他认为当理性企图对本身有所认识时，必然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他举出四组二律背反：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无限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不存在自由；世界有始因，世界无始因。
“这人我了解，闲来无事读诗书，”项英说了一句很少说的俏皮话，“像他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种温情主义，动摇性是他们的阶级出身的劣根性。这一点上，有点像周恩来，最容易倒向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办事处，在他养伤期间，我可以兼管，党政统一嘛！”项英似乎权衡了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的利弊，“这人也有长处……不喜欢抓权，这一点，也有点像周恩来。至于右倾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
这种简单的辩证法，在老子时代就提出来了。从右手拿矛左手举盾的老头的叫卖声中，早就可以听出来了。可是，一些自称高举马列主义辩证法的火炬的人，却往往钻进形而上学的樊篱。
从交谈的气氛，使人感到他们三人可以开诚布公无所保留地交换意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和无毒不丈夫，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东西！
“我看就这样吧，已经研究过好几次了。”博古对项英的过分认真和繁琐作风，有点不耐烦了，他喜欢干脆，“倒是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是否合适，可以考虑，第一，是他的身体；第二，是他的情绪……这是李德同志最关心的两点！”
杀恩人奖仇人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不了解生活逻辑。历代皇帝杀功臣，不是由于昏庸，恰恰是来自清醒。功高震主是危险的！韩信受辱胯下，在为王之后，反而召辱己之无赖授以中尉之官。这可以使自己的形象闪闪发光，可是，当他从汉中逃亡时，为他指路的樵夫反被其杀，这种灭口可以使自己得到安全。奖励仇人并不是由于宽宏大量，杀害恩人并不是由于生性残忍，都是为了需要。
他在每个名字后留一个空隙，以便听者对人选重新审视思考。
历史也不止一次证明：对往事的判断与评价是有反复的。人们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早已思索过了。
“我同意中央的安排，”项英边说边翻着长条形笔记本，“关于中央分局的委员，还可以再定夺一下，不合适的应该调换。我念一遍，看有错漏没有……中央分局书记项英”……项英像在大会上宣读条令似地读出自己的名字，而后一字一顿地说，“委员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禅——李才莲等担任……”
戴高乐在这一点上是直言不讳的，他说：政治家“应该懂得何时要装聋作哑，何时要诚恳坦白……只有在采用了千条良计并作出种种庄严承诺之后，他才会被委以全部权力……”
谈话是在亲密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他还指出：“每个实干家都具有强烈的私心、自尊心、冷酷无情和狡诈的本领。如果他们能以此作为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的话，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谅解。甚至还会被看作是优秀品质。”
博古既是主要的谈话人，又充当李德与项英的翻译。项英一字不苟地做着记录，交谈的时间相对地拉长了。
博古、李德和项英，就人事安排，重用谁，提防谁，团结谁，分化谁，一直谈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钟。
警卫员立即退了出去，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次极端机密的小会。
项英叫醒沉睡在隔壁的警卫人员，送他们回“独立屋子”。
就在那张老百姓家都有而在这个院里反显特殊的杉木桌子旁，坐着李德和博古。他们都穿着灰色军衣，泡子灯捻得很暗，大概只有一支蜡烛的光亮，项英坐在下首一边。在警卫员给他们沏水时，项英吩咐：从眼下起，不经喊叫，任何人也不准进屋。
山野已经起雾，空气湿度很大，周围一片朦胧。东北、西北方向的炮声，唤起李德、博古行将离开苏区的惆怅，与项英交谈所激起的亢奋的心境，顷刻为之黯然了。
这个房间里，除了嵌在墙上的穿衣镜和刻在大理石上的“追远斋”之外，一点土豪气息也不存在了：没有髹漆过的杉木桌，用木板搭的单人床，补了补钉的破棉被，一切都和他补过的灰军装相匹配。艰苦和朴素，不但是革命者的风格，也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
待李德、博古在夜雾中消逝后，项英回到屋中，把灯捻亮，打开他的笔记本，一行一行细读。他试图勾勒出红军走后苏区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可是，他的思路却阻塞着，支离破碎，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
这是庭院中最简朴的一个房间，里边的摆设都是项英式的。一切地主豪绅的华贵家具他都清除出去，借以保持工人阶级清贫的本色。项英绝不会忘记他家的那间木板小屋，也不会忘记他那为富贵人家刺绣和洗衣的母亲，还有捡垃圾拾煤屑的妹妹。
在西征途中，李德和博古并没有忘记项英给他们的忠告，并没有丧失警惕，可是，因为湘江兵败，也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反对党的路线，只谈人们眼见的事实——军事失败。毛泽东懂得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更懂得更换军事领导权，在一切服从于战争的时期，也就等于更换了党权和政权。
这是一座古旧而又阔绰的庭院。院中石铺甬道的两旁，是堆有假山的花园，几株丹桂正散发着浓香。
[1] 项英此说略有出入。周恩来在沈阳停留是为了向中共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顺便去看望伯父也是事实。
一 项英的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