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此行，被许多人认为是危险的，由于随行的张少帅和端纳未加阻拦，事后曾受到许多高级官员的斥责。他们认为处在蒋介石的地位，到此边陲之地，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危险。
而后便到兰州。
蒋介石结束了兰州视察之后，走到更为偏远的宁夏、银川。《华北日报》10月21日详细报道了蒋介石的兰州——宁夏之行：方圆百里左右，只有绵延无亘的尖顶，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山丘四围被冲蚀成干裂的溪谷……
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战线，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蒋将军、蒋夫人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在座的无不赞叹蒋委员长暨夫人的尊严和风度，深为中国的首脑层中能有这般才智、活力和献身精神的人物而释慰不已。
号角吹响了，民众开始欢呼，乐队开始奏乐，欢迎蒋介石夫妇和张元帅。客人们走下飞机，马鸿逵将军和其曾任山东省主席的兄弟马鸿宾将军走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表明宁夏仍在党国手中！蒋介石对这句评语，极为赞赏。
14日的《华北日报》用极尽阿谀奉承的溢美之词报道蒋介石夫妇的西安之行：
内蒙古政治委员会也发报邀请蒋介石去视察，他采取了一个折衷之法，派一位友好使者去内蒙，而他则偕大队人马到达察哈尔的张家口，继而转赴绥远再去太原，孔祥熙由北京到太原迎接。
蒋介石的目光左移。那是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西安，中国十一个封建王朝在这里建都。他从这里开始了西北视察的第一步。
南昌行营急电告知，中央红军已突围西征。蒋介石即偕行营高级幕僚飞赴南昌，而宋美龄、孔祥熙和端纳则取道北京、天津、青岛、上海返回南京。他们在一个月里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旅途。
第二天，蒋介石便在端纳的倡议下，开始了他的西北视察。
这次视察，使他看到了各地方势力的复杂和虚弱，增强了统一中国的信心。视察途中，他曾向端纳问策：“用什么有效方法驾驭这些各怀异心的地方势力？”
杨永泰以为蒋介石会喜欢，但蒋介石却已兴味索然，吩咐打道回府。秘书长体会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
“你可以看看马基亚弗利的《君主论》。”
忠义之行彻古今
“马基亚弗利是谁？”
浩然之气塞天地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是但丁的同乡。”
还有一联：
“他的《君主论》的要点是什么呢？”
书云文武圣神
“他赞美共和国制度，渴望祖国统一。”
易日刚健中正
“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
这关林在洛阳之南，渡过洛水，便望见红砖碧瓦从松柏丛中隐约显露，便是汉寿亭侯关云长的陵墓。冢前古柏参天，蔚茂成林，故称关林。大殿前有一楹联：
“他认为理想的共和国应该是人民代表、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共同参与政权的行使。”
“当然，曹植算得上才子，”杨永泰像向平常人那样解释说，“可算不上大才子。当时洛阳名士多如牛毛，班固、班昭的名声远远超过曹植。贾谊就是洛阳人，大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发现蒋介石有些不悦，便不再讲下去了。他想起了曹操和杨修的故事。在领袖面前，卖弄学问，未免有失检点，便提议再去参观关林。
“我也赞成这一主张，这比赛克特讲的德国那一套，更容易被国人接受。”
“那么，‘东都才子，南国佳人’的成语中的才子是不是指曹植？”蒋介石问。
“但是，在意大利长期分裂的条件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君主国，才是最为适当的政权形式。”
有人想以此比宋美龄之美，却不敢轻易造次。
“有道理。那时意大利的分裂也像现在的中国吗？”
“我只记得他形容洛神之美，”杨永泰虽然狂放，守着宋美龄，他不敢过分轻浮，“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不，那要复杂得多。”
“你能背几句吗？”蒋介石手捧茶杯兴趣盎然。他已经从阅兵典礼上的狂烈激情中解脱出来，变得怡然自得了。
“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略是什么？”
杨永泰不拘细谨，侃侃而谈，有些得意忘形。他说三国时期，袁绍子妇甄氏美绝天下，魏主曹丕纳为妃，终遭郭后谗言而死。曹植为了怀念她，做了一篇《感甄赋》，辞极艳丽淫秽，曹丕得知，索阅此赋，曹植怕获罪于魏主，只好改名为《洛神赋》献给曹植，后人不察此情，信以为真。
“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出来，统一分裂的局面。”
宋美龄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愿闻其详。此时，侍从人员已在庙厢摆好茶座，请参观者小憩。
“中国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物。杜牧的《阿房宫赋》第一句就是：六王毕，四海一。”
“这是历史的误会，”杨永泰犯了文人卖弄学问的通病较起真来，“曹植的《洛神赋》并不是为伏羲之女写的，而是为甄妃写的。”
“《君主论》不仅主张统一局面，而且还要驱逐外国的侵略！”
“曹植的《洛神赋》不是很有名吗？”蒋介石目视洛神像回头问杨永泰。
“中国也将如此，日本必须从中国土地上撤出去！”
洛神典故，参观者大都熟悉：相传伏羲有女，下嫁诸侯，夫死，女投洛水殉节，后人念其贞洁，祀为洛神。
“日本外务省天羽英二在今年4月17日发表的声明，恰恰反映了他独吞中国的野心。”
因为阿谀奉承得过分直露，无人附议。蒋介石装作没有听见，却面呈喜色。晏道刚提议去看洛神庙。
“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任何侵略者的野心都不会实现。我们北伐时的战歌[1]，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侍卫长宣铁吾插言道：“我看老子绝非龙，只有委员长这样雄才大略的人才能称得上龙。”
“那是一个光荣的时期，辉煌的时期，革命精神焕发的时期。”端纳由衷地赞叹着，“现在的国民党应该恢复北伐时期的革命精神。”
“孔子甚为赞服，归后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
蒋介石黯然。
此典故唯杨永泰最熟，当众讲解：“孔子适周时，尝问礼于老子，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古，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端纳又回到马基亚弗利的观点上：“《君主论》把政治从宗教和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出国家利益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蒋介石微微笑了。自从涉足社会，从军从政以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和行动准则，可见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是当时的才子，1915年任上海《中华新报》的主笔。他充当解说员，使端纳这个中国通为之感佩之至。他们随蒋、宋之后，迤逦而行。宋美龄虽无兴趣，置此前呼后拥的场合，也谨言慎行，作出一种娴静高雅庄严之态。从老子故宅东行，出双龙巷西南，入孔子庙，庙前有碑峙立，上刻“孔子问礼于老聃处”。
“但是，他有一句格言，你未必同意，”端纳脸上流露出深深了解中国和蒋介石的微笑。
洛阳古称洛邑，周平王东迁于此，世称东都。战国时，改称洛阳，因在洛水之阳而得名，成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周以降，历汉、曹魏、晋、北魏、隋、唐、梁、后唐、宋等九朝，为时近千年，其建都之长仅次于西安。洛阳形壮势雄，是中原的心脏。傅毅有《洛阳赋》：“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臬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
“他的格言是什么呢？”
他杀气腾腾地吼叫着，把拳头高举，就像要立即驱赶着台下受检阅的部队奔赴战场！典礼之后，他余兴未减，驱车去铜驼巷参观老子故宅。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内乱频仍而对外用兵者！不安内则不能攘外，日寇是疥癣之疾，共匪才是心腹大患。共产党只希望我们与日寇拼个两败俱伤，他们坐收渔人之利。共产党的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为抗日，实为威胁我南京，企图收围魏救赵之效。……共匪不除，国无宁日！只有先安内才能攘外，谁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糊涂虫！
“只对了一半！”蒋介石微笑着，是一个自认为看透一切的微笑，并带有几分狂傲的自信，“共产党是日本的敌人，却不是我的朋友。”
校阅完毕，三千学员与部队肃立台前，聆听委员长教诲。蒋介石先对学员们努力学习、精诚服务进行嘉勉，而后是千篇一律的训导：
“但可以暂时的联合。北伐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是证明。”端纳坦诚地提出异议。
开学典礼成了隆重的阅兵式，以庞大的军乐队为前导，鼙鼓号角震耳欲聋声达寰宇。校方为了壮大声色，竟从当地驻军借来八辆装甲车，弄得尘土飞扬，烟雾弥漫，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十月的阳光下泛出灼人的血光。学员方队，虽然不太整齐，却也威武雄壮。他们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行注目礼，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感情细腻、奔放的宋美龄莹亮的眼里噙着欣喜的泪花。
“任何联合都是暂时的！”蒋介石也表示出他的坦诚，“我们的格言是，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蒋介石很喜欢洛阳。就在一个月前，他从汉口抵达那里，参加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1934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正值艳阳高照秋高气爽，他偕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少帅张学良、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登上检阅台。
“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原则！”
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字，12月1日国民政府又迁都南京。
“诚哉斯言也！”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推行着这个原则，但他对端纳的概括做了一点小小的修饰，“我蒋某所作所为都是以党国利益为最高原则，至于别人是否谅解，我是无所谓的！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正是在这里，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部参谋长，接着又决定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
蒋介石的这段回想是愉快的，他希望端纳不久即陪宋美龄来南昌，同他分享胜利的欢悦。他向地图扫了一眼，转身回到桌边，按铃要侍卫长备车，去看因身体不适而住院治疗的冯·赛克特。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发生，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上海，正把日寇打得头破血流、尸骨横飞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以不可思议的惊慌失措，在事变后第三天仓皇迁都洛阳，留何应钦在南京维持治安，留罗文干主持外交。其余一千多国民党军政要员难民似地涌进古都。因行事匆忙，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占据了河洛图书馆，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议，挤进了职业学校。三月，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在国难期间党务、军事、外交、内政等方面的实施原则。
四 “他是个好军人，但还不是好政治家”
蒋介石的目光，在洛阳停留得最久。
冯·赛克特仰卧在病床上，昏昏欲睡。将近一年的反共战争，耗尽了他的精力，终因疲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即使他预知自己再过一年零五个月就死去的话（他因病重于1935年3月回国，1936年春天就死了），他也还是会那样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三 视察是为了统一
在冯·赛克特的日记中，写着人生四根精神支柱：“爱情、仇恨、信仰和祖国利益。”这四个支柱的集中体现，就是对菲德烈、俾斯麦、兴登堡、希特勒的强烈崇拜。
洛阳！九朝古都，这是许多古代帝王的发祥之地。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评述李德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的目光上移，从信阳到南阳到洛阳！
作为一个德国人（指李德），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赛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蒋介石顿觉那张挂图在红色烈焰中燃烧，室内弥散开一种浓烈的硝烟气味。他双眼起雾，喉头发紧，足底忽有一股冷气急速升起，直袭心胆。他不愿让烦乱的目光继续在赤匪肆虐的地区停留，那里是使他产生噩梦的摇篮。
更有戏剧意味的是冯·赛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垒战专家，他们在慕尼黑的激战中，已经刀对刀枪对枪地较量过。不过那时，赛克特是久经战场的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而李德是起义军的一个队长。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赛克特的堡垒战术，而赛克特却不知道他面对的红军中还有个李德。
蒋介石的眼前，好像猝然亮了一个闪电，一种突然袭至的疲惫，使他的勃勃野心和顽强的自信失去了平衡。这是一支并不比朱毛赤匪更容易粉碎的力量，他觉得彻底消灭红军、统一中国的目标忽而又变得遥远了。他的目光右移，那是雄踞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起伏的峰峦。四方面军被迫从这里撤走，反而在川陕边壮大起来。大别山的革命火焰减弱了，却没有熄灭。它在冒过一阵闷烟之后又吐出了鲜红的火苗。那里的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之后，越过平汉路进入了鄂豫边的桐柏山区，而后向伏牛山区急进。
这两个军事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李德是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赛克特则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为了德国的对外扩张！
“现在只有一种结局，”蒋介石怒视着地图，盯视着赤色大军的行进路线，“只能是后一种！”他的目光继续向左上方移去。那是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一年前，那里的红军粉碎过川军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
“我的堡垒主义终于胜利了！”赛克特眼望着乳白色的天花板，曾反反复复地想着，“共军突围西窜，我的使命完成了！”但是这个胜利，给他带来的预期快感很快就淡化了。他忽然发现他的勃勃野心和毕生所追求的并不像他想的那样辉煌。他望着天花板上那盏球形电灯，想到他的故乡，想到普鲁士哥特式大教堂幽暗的穹窿下，日夜燃烧着的火炬；想到他的童年；想到他为第三帝国的兴起所尽的力量……
“一定把他们聚歼于湘江潇水之间，绝不能让朱毛赤匪与肖贺赤匪拉起手来！”他像梦呓似地喃喃着，充溢肺腑的是十年来积聚的怨毒恨火。希特勒那句血淋淋的口号又在耳畔震响：“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冯·赛克特对第三帝国的概念是清晰的：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那时被称为是神圣的。历史无情，即使神圣而又神圣，却也无法挡住它的衰落。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征服了意大利，统治的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勃艮第、尼德兰，帝国的统治中心是德意志。那时各地处在封建割据中，神圣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地统一，在连年战争中存活了八百四十四年，便被拿破仑推翻了。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这位铁血宰相也只干了十九年。
蒋介石的目光扫过湘南、桂北、黔东，而后落在松桃、印江、德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这是红军二、六军团所在的地方。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西征，他们向湘西发动攻势，意在湘鄂川黔边境发展根据地。
冯·赛克特认为，这两次帝国都给德国带来了荣誉，而第二帝国后的魏玛共和国却是德国的耻辱。他希望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比第一、第二帝国带给德国更大的荣誉。获得荣誉的方法，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宣称的：“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无论丑化美化，都是对历史的嘲弄，都将丧失真实。
冯·赛克特完全赞成希特勒的观点：“要取得新的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如果他是怕死鬼，一个北伐军的总司令没有必要像个突击连长那样亲临火线。
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军国主义者，颇具日本那种武士道的献身精神。冯·赛克特在1933年5月首次来华时，就精读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以便处理好德、日、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田中义一的观点就是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启示中得来的：“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当冯·赛克特读到这里时，深感田中用词之精妙，不像希特勒那样露骨。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可爱可敬可亲，侵略别人反说为了自保，践踏别人反而是保护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他已经把东三省当成自己的了，把强盗逻辑说得多么策略，“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对美之角逐，势不容辞。……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域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缩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冯·赛克特很敬佩田中义一的气魄。弹丸小国，竟想吞并大东亚，当它真的吞并了东亚，那么，它就要觊觎世界了。那时，德国与日本便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拼杀。可惜我冯·赛克特已经老了！
那是北伐时期的武昌城下，李宗仁写道：
这种追求世界霸权的欲望，在多少侵略者的头脑中日日夜夜魂系梦萦？
李宗仁并不是蒋介石的密友，在蒋桂战争时曾打得你死我活，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想无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之嫌，跟周恩来对蒋的评价可以互相印证。蒋的确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
冯·赛克特喝了护士送来的药，那是镇静他烦躁不安的神经的。他微微闭上了双眼，在昏昏欲睡中，他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但他却无法集中思想了。
蒋介石并不是除了专横暴虐、歇斯底里式的骂几句“娘希匹”、耍一通脾气之外一无所长，也不是后人所形容的一听到枪响就吓得往床下钻的胆小鬼，若是那样浅薄，他就不会服众。人们总耻笑他东征陈炯明时差一点被俘，的确是差一点被俘或是被打死，可是，他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处在这样的地位，如果是怕死的话，完全可以不上火线去冒险。
他已经陷入了暮年的疲惫之中，稀疏的白发倒垂在枕上。护士对这位外国老人毫无生气的脸凝视了半分钟。他两鬓内陷透出苦涩的凄凉，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她不理解，这个洋老头为什么不在家里颐养天年？到中国来干什么呢？
周恩来：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蒋介石第一次取得胜利：第一，他采纳了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构筑堡垒群，步步为营，以短促突击向前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部队对十万红军正规部队），对红军逐步实施有效的包围。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起义相配合，没有支持这支牵制蒋的力量。我们本来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义部队合作的，但由于听从了李德和上海共产国际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蒋介石集结在瑞金附近的部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从侧翼包剿十九路军而把它打垮。
当蒋介石在参谋本部次长林蔚的陪同下，穿着白色罩衫走到冯·赛克特病榻前时，赛克特已经沉睡了两个小时了。为了他能够与蒋介石交谈，医生给他注射了兴奋剂。
斯诺：从军事角度看，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蒋介石轻轻地握了握顾问宽大却干瘪的手：
不过，蒋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我刚刚从太原回来……怎么样？”
在南昌，蒋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起伏地带，致使蒋军大败。
“没有什么病……”赛克特示意护士给他背后垫上枕头，他可以半躺半坐地跟委员长谈话了，“只是心力衰竭，肝脏有点小毛病，精神有些烦躁。”
作为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一个团或是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猛攻夺取阵地。1927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
“共军已经西窜，在途中被我截击，已经大部溃散，此次胜利，仰仗赛将军的策划，除了我个人对你病体慰问之外，还代表党国对你表示谢意。”
周恩来：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为了共同的灭共大业，不必感谢，”赛克特微弱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伤感，“只是我暂时不能帮助你制订追堵计划了……”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使蒋介石感到这个重病的军事顾问，具有一种近乎偏执狂的、畸形人格力量——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不惜榨干最后一滴生命的浆液。
斯诺：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你对他作何评价？
“参谋部正在制订这个计划，我已经任命何健将军为追剿总司令了！”
周恩来：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在迅速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我原来预计共军会向湘中突围（这正是毛泽东建议的突围方向），现在看来他们是要西渡湘江，去与肖贺共军会合了。”
斯诺：你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是的，几种可能我们都已经估计到，并且做了准备，我想是万无一失了！你可以放心地治疗……安静地休息……”蒋介石不再指望这位已经油尽灯枯的顾问提出真知灼见，准备起身告辞。冯·赛克特却言犹未尽。他这时才意识到红军突围后引起的失落感是什么东西：红军突围，放弃了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固然可以认为是胜利，但又很难说是胜利。他毕竟没有达到消灭红军主力于苏区的目的。占领苏区，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1936年7月9日，在陕北白家坪，周恩来与斯诺谈话时，客观地评价了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湘江……”赛克特叹了口气说，“但我又担心，委员长能不能调动起各地方的异己力量。要想统一中国，必须消灭异己。”
他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还为时尚远，但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力量的强大。
“在德国容易，在中国难。”蒋介石苦笑了。
蒋介石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对中国的了解太肤浅了，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端纳。
二 “聚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只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愿你早日恢复健康。”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握了握军事顾问的手，告辞了。他在雪佛兰轿车里坐定，对林蔚说：“冯·赛克特是个好军人，但还不是一个好政治家！”
“现在，共军在哪儿呢？”这个突现的念头打断了委员长杂乱无章的沉思。他急步跨到占去半面墙壁的中国大地图前。这才是他真正游目骋怀的地方。
林蔚正襟危坐，目视前方，他有点所答非所问：“委座统一中国之决心，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秦始皇统一中国，也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战争狂”的思想，也影响到蒋介石。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曾引证过希特勒在1925年《人民观察家报》上写的长篇社论《新的开端》和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的纳粹党徒集会上，演讲结束时高呼的口号：“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蒋介石沉吟良久，忽然问林蔚：“古人言：治理国家有九经：修身也，尊贤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你以为如何？”[2]
黑格尔认为干大事业的人，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去干世界性的功业。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前进路上的许多东西。由于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行动时刻来临时，希特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干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
“古人言：为政致治，在于识贤任贤，而不在于自贤。”
“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安乐足以使人死亡”的孟子哲学，与黑格尔的战争观也很相近。
蒋介石感到林蔚说得有道理，但又体会出领袖只要任贤用能而自己不必有贤德之意，会不会是影射他呢？他一时很难分清这是褒还是贬，却能使他想起在上海交易所被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叫作“阿伟”的那一段历史。
黑格尔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赛克特认为，如果谁认真地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和马克思一样，都从他的灵感中得到启发。
蒋介石宁肯将那段历史忘掉，但他实在不应该忘掉，而且也忘不掉，因为在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在中国各派军阀角逐的擂台上，他能够把所有对手打翻，其拳脚运用之高妙，不正是来源于交易所里学到的投机钻营、随机应变的生意经吗？
冯·赛克特，还大量引证他的同胞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述。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天国，幸福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在黑格尔看来：“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五 与何健“函电交驰”
他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自孟轲，他的“四维”来自《管子·牧民》……他是各种专制思想、孔孟之道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
蒋介石侍从室的工作日记上，用四句话记载了当时南昌行营的忙碌与心情：聚精会神，函电交驰；尽歼流寇，毕于一役。
如果把冯·赛克特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学员们的训话和蒋介石的校训比较，就知道他把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得多么巧妙。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新生命”。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大力提倡“力行主义”，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大业”。
蒋介石委任任何军官的军职，向来是独断专行，很少跟别人商量，这并不妨碍他识人之深、用人之当。正像朱德分析的那样，他任命何健为追剿总司令是颇费心机的。
国民党的“领袖超越一切”，“一切服从领袖”，“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个人独裁的一切言论，乃至后来复兴社的“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的妙论皆出于此。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主义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只能吸取适用于他的一部分。他懂得，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根基，孔孟之道浸透了民族的灵魂。希特勒和曾国藩对他来说，都有参照价值，但他绝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曾国藩。他是独特的蒋介石！
何健，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8年，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他为游击队司令。后归唐生智指挥，任骑兵团长和九旅旅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后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任湖南清乡会督办。
他向蒋介石引证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的那段举世闻名的话：“当前的重大问题，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这位著名的“铁血首相”在解决重大问题时，除了铁和血以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
何健在湘南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是有名的反共专家和健将，手段毒辣而残忍。在国民党内，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军人，他和桂军白崇禧、胡宗铎、夏威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好友，而后歃血为盟、义结金兰，亲如手足。但他明靠桂系，暗通蒋介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他拥蒋反桂，在李宗仁、白崇禧背后刺了一刀！李、白被迫下野，他被蒋介石委任为湖南省主席。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二、五次围剿中，极为卖力，深为蒋介石所青睐。
这段话并非希特勒的原话，却很符合希特勒的精神（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找到阐述这一思想的长篇原文）。希特勒的思想，在赛克特看来，并非独创，它是由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而来。
现在，他委任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一是因为他会决死堵截红军入湘；二是可以率湘军追剿入桂。因为他与桂军首领的私谊，而不会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纠纷，所以他能在红军突临湘江前，湘军便先于红军进入桂境，抢占了全州。
赛克特并不直接露骨地宣称反对三民主义，却向蒋介石灌输：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在冯·赛克特的心目中，“独裁”并不是贬义词，它是实行专制的必须。他引证希特勒的话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来做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由一个人单独做决定的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的结合。”
蒋介石除给何健下了委任令之外，还给他一封亲笔信：
宴会之后的那天夜间，他们谈得很晚。已是六十七岁高龄而且疾病缠身的冯·赛克特，半躺在安乐椅里，以其狂热的激情向蒋介石传授他的信仰。
芸樵兄勋鉴：
在五次围剿初期，他那张戴着白手套，右拳抵腰，左手抚刀柄，胸挂青天白日勋章，板着严肃的脸，双唇紧合，目露威凌的照片，就可以从这套明信片上找出摹仿的痕迹！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国王是指菲特烈，亲王是指俾斯麦，元帅是指兴登堡，士兵乃指希特勒。希特勒的出身最为低微，但他不仅被描绘成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还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强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这些明信片上的肖像对蒋介石并不是无所谓的，这些人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
昨夜秋风入汉关，
作为宴请答谢，他赠给蒋介石一套德国明信片，制作华贵精美，上面印着菲特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不同侧面的肖像，都具有一副同样的不可一世的傲态。文字说明也是绝无仅有的：“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朔云边月满西山；
冯·赛克特出身于普鲁士大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十万“袖珍陆军”的计划，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退休。希特勒派他来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并不仅仅因为他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一个纯粹的纳粹。
更催飞将追骄虏，
不成功，便成仁。
莫遣沙场匹马还。
一周之后，这些中国的鲁道夫·赫斯们，在“领袖万岁”的嚎叫声中，佩上了他们视之为神圣的“军人魂”——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剑，在铜质的剑柄上，刻着六个字：
何健手捧信札，犹接圣旨，受宠若惊，高兴得昏头昏脑，激动得在屋里转圈。若不是参谋人员在侧，他真要纵情高歌拔身猛跳了。沉静之后，当即复电盟誓：拼死决战，绝不辜负委座重托！
冯·赛克特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非同小可，他那近似希特勒的激昂声调，像巨大的针管，把法西斯主义的精髓，注入了国民党青年军官的血液，掀起了一个崇拜领袖的高潮。一种近乎神魂颠倒的效忠领袖的狂热，在军官训练团里翻腾，许多军官竟然以鲁道夫·赫斯做榜样，写了几近荒诞的歌颂委员长的文章。
何健复电之后，立即赶往衡阳督师，开始了穷凶极恶的堵截，并将蒋介石的手札大量复制，以激励下属、抬高自己。
一字之差，给人的感觉就大不相同：总裁是尊崇，独裁就成了辱骂了！他后来成为总裁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呢？
各地方军阀深谙蒋意，纷纷连电祝贺何健就任新职，颇具戏剧意味。首先发电的竟然是白崇禧，电曰：
“这个赫斯把中国的‘无毒不丈夫’具体化了，可他好话不会好说，干吗叫独裁？总裁岂不更好？”
吾兄督剿赤匪，夙著奇勋，此次复膺新命，帅五省之师，系万民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肃清之功，可为预祝。
这段话使蒋介石眼里射出快乐的光芒，对冯·赛克特表示出超常的诚敬。他抑制着狂风骤雨般的激情，对身旁的翻译说了一句颇具中国人智慧而又有几分失去节制的话：
其次是何成浚、薛岳、陈继承。
希特勒正是这个年轻的德国军人所希望的那个独裁者的形象。
电文引经用典，各展溢美之词，颇类文字游戏。这种虚情假意的官样文章，当时在国民党官场里极为盛行。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懂得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本人与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会因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用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的人民前进。
六 追剿计划
在希特勒还没有登台的时候，有一个叫鲁道夫·赫斯的下级军官，写了一篇得奖的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的赞赏。论文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这篇文章是怎样描绘他心目中的领袖的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竟然流畅地背诵出文章中最精彩的一段话：
蒋介石开了一天军事会议，在“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的思想指导下，经过争议和补充，形成了《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蒋介石当即于1934年11月17日用命令下达：
在讲坛上，冯·赛克特大讲特讲德国军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他援引了一个典型例子：
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惟虑该匪一部或其残部，一漏网，突窜湘漓水以西，不能不预为歼灭之计，兹特拟定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
这次训话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也在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一）方针
那是1933年的夏天，冯·赛克特初次到中国来旅行视察。蒋介石请他到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
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消灭之。
是这位日耳曼人给他带来了制胜法宝——堡垒战术；还给他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的精髓。
（二）纲领
他回到桌前，让沉落下去的情绪回升到心安理得的宁谧。1927年4月12日共产党人那块压在心灵上的巨石隐入过去，不再浮现。那时，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坚决，还不够狠辣，没有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他将引为终生遗憾。致使此后巨石变成挡在他前进路上的大山。好在这座大山已经崩塌，现在，是彻底清除碎石的时候了。他的面前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气派高雅，傲慢、僵硬、严肃的脸上高挺着酒糟鼻子，贪馋的嘴角上生着蚕豆大的疱块的外国人，是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
（1）应于匪未窜湘漓水以前，于永、宝、武、黔、锦、黎、洪、胜、桂线上，赶筑工事，先择定重要城镇，构成据点，然后逐渐加强、增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蒋介石每想到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就会产生一种亵渎感，就像不愿让人看到耻辱的隐疾；就像眼睛不能直视强光，他不愿窥视自己心灵的变异。他必须保证情绪的稳定和心灵的安宁以及道义上的充分自信！
（2）于上述地区内，预为坚壁清野之准备，使匪窜过湘江时，进无所掠。
大总统目光深邃冷峻，凝望着前方，对这位自诩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反共“英雄”不理不睬。蒋介石久久地注视着他，忽然产生一种犹如注视着一个陌生人的遥远感。
（3）先于上述地区内，严密组织群众，布成侦探网，并由湘、黔、桂军，于上述工事线上，分布民众团体扼守，并扼要控制有力部队，预为区划守备地点。
蒋介石生逢乱世，虽然几经危难挫折，他都能化险为夷。在北伐之前，在东征陈炯明时，他就自信是军旅中能够夺魁取胜的英才，及至北伐，他便认准自己具有举世罕见的雄才大略，注定是治国安邦、统一中国大业的伟人！他曾捏着指头历数过国民党的元老新秀，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相比。
（4）一旦匪若窜过湘漓水以西，各军即迅就预定地域，相机堵剿。
“先总理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中国，将在我蒋中正手里得到统一！”
（5）原任追击之部队，即穷匪所至追截抄袭，与各守备部队联合兜剿。
他与孙中山安危共仗、甘苦共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此时，他面对画像和条幅，并不是怀旧，充溢其胸的是一种桀骜不驯、不可一世的感情：
（三）指导纲领
这是蒋介石政治上的一大资本，除了他之外，在国民党中，谁获得过大总统的这般信赖？谁曾享有过这般殊荣？
甲、湘军（北路军派出之追剿部队附之）
孙文
（下面皆守备地域及追剿堵截作战细则，略）
——介石吾弟嘱书
乙、黔军。
甘苦来时要共尝
（下面皆守备地域及作战细则，略）
安危他日终须仗
丙、桂军。
他的目光又移到孙中山手书的条幅上：
（下面皆守备地域及作战细则，略）
他停在高挂在正面墙上的孙中山画像前。先总理身着大元帅戎装庄严地雄视着前方。
以上各项，各部均应查照办理具报。
这些极尽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之能事的虚浮之词，使蒋介石有些昏昏然。此时，他有些失态，咕咚咕咚喝了半杯温开水，猛然从安乐椅里挺起来，在湖绿色的厚地毯上来往走动。内心的激情使他躁动不安，往日的一切烦恼、耻辱、苦闷的重荷，从精神上消散了，像卸去枷锁似地感到怡然轻松。
这个命令签发时，蒋介石像祈祷上帝似地说了几句话：
浙江省保安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能否尽灭匪军，就看各部将士是否精诚合作，膺命无间了！”
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从此犁庭扫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见，企仰丰功，益深感戴，尚祈再励士气，歼彼丑虏，措党国如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
计划的确是个好计划，几乎无懈可击，是否精诚合作，膺命无间，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湖南省党部
此令下达之日，红军不但离湘江甚远，而且还没有渡过潇水。十天之后，红军才到达湘江。
朔自赤匪肆虐，于今七载，东南半壁，庐舍荡然，匪区人民，惨受浩劫，社会惶骇，如临大难，委座神威，督剿有方，熟筹伟略、运稳扎稳打之方策，以制出没无常之流寇，阵地亲临，指挥若定，我全体将士膺命无间，见危思奋，效命驰驱，屡易寒暑，遍屐岩瘴疠之区，殄除祸国殃民之匪……
而且，渡过湘江之后，不管是李德、博古坚持的向湘西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也罢，还是毛泽东提议的进军黔境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也罢，全都网在蒋介石的预计之内和追剿堵截计划之中。如果说，李德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危险的，那么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所作的《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同样也是不能实现的，只能放弃此计划被迫四渡赤水，北渡金沙，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上海宪兵特别党部叩印
这里面有多少得失对错，作出公正的评价是很难的！因为历史不能放在假定的基础上，而评论历史又往往容易放在假定的基础上：李德是把与二、六军团会合，放在必获胜利的假定基础上，而且历史并没有证明与二、六军团会合一定失败；毛泽东否定这个计划，也是建立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一定失败的假定基础上，历史也没法证明这个假定不对！
赤匪肆虐，于今六载，破坏国家建设，致内不能安，攘外无从，顷得捷报，瑞金光复，赤匪根据，一举荡平，此皆钧座神威及前方将士效命，方克有此。今后残余肃清，复兴大业，益可迈进万疆，曷胜欣幸，谨此电慰，伏乞鉴察。
即使与二、六军团会合有重兵堵截，也存在突破与不能突破两种可能。
南昌，蒋委员长钧鉴并转前方将士勋鉴：
难道遵义会议后的红一方面军的行进路线上就没有重兵围追堵截吗？为什么说与二、六方面军会合就是不合理的，与四方面军会合就是合理的呢？在张国焘演出的那场分裂戏剧中又是多么危险！似乎也都在无计划无准备之内，而且到陕甘去落脚也不是事先既定的目标。
剿匪军节节胜利中，各方电慰蒋委员长
历史只作出一种答案。而结论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唯其如此，生活的雄浑、犷悍、怪异、奇诡、蕴藉、朦胧、流动之美，也才在其中。
南昌出版的《国民日报》赫然的大字标题是：
为什么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损失的大部是新兵）就是极大的错误和惨败，而遵义会议之后，三万六千主力红军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了个零头——六千人，损失达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就是极大的正确和伟大的胜利呢？
第一份电文，便是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中山日报》、《晨报》、《大公报》以及许多大小报转发的红军“西窜”的消息以及连篇累牍的贺电。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过时的旧闻，陶醉在胜利的回味之中，就像一个已经取得决赛胜利的球手，按捺不住沾沾自喜地重读决赛的消息，重温当时的喜悦。在这种时候，即使是成熟老练的大人物，也免不了得意忘形。
请打开红军长征路线图，看湘江之战前的路线，尽管抬着沉重的轿子，却几乎是笔直的。遵义会议后的路线却是曲折回环比盘肠都多几道弯，哪个更没有准备更没有计划更没有目标呢？
他刚刚在行营的并不豪华但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原来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和第一厅副厅长，后来的西北剿总参谋长）立即把大宗报刊文电堆在乳黄色的柚香木写字台上。他懂得，此时蒋介石需要看什么。
这是值得后人深深思辨的！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达到了他发动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胜利”。
[1] 即《国民革命歌》。此处为该歌第二段。
在满眼秋色里，蒋介石中止了大西北的视察，回到了南昌行营。这是他生平最为百感交集、也最为振奋的一天。
[2] 典出《礼记·中庸》，蒋介石所记不全，原文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一 “共军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