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间，周恩来和朱德曾主持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乌同陈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达成五项决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为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连续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等等。
10月初，中革委命令各军团在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防务。敌即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博古在拟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未曾与闻。
此时，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伤病员近二万人）坚持斗争。
9月，准备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以及先期出发的红六军团会合。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于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
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南线的战局，则更为困难……
10月11日，朱、周、王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队（干部团、工兵团、警卫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
这种大转移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已经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见指责“仓促出走”是多么不公。
在此之前，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二纵队共约一万人。其中近五千人是刚入伍的新兵，负责运输机器设备。
周恩来8月18日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更坚决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更，以在运动中消灭白军。
周恩来非常理解博古的情绪。日以继夜的、多方面的准备，大到第七、第六军团的战略行动，以及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的种种安排，小到西征路上妇女用的卫生纸、病号用的便盆，哪一点是无准备呢？战略转移几近一个“国家”的搬迁，连铅印厂都带着，哪一点像仓促逃跑？即使错了，败了，也不能任何污水都随意往他人身上泼！可是，周恩来不能助长博古和李德的愤愤不平，如果纠缠在个人功过是非里，那将影响大局。
8月7日，为给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与二军团会合的路线，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周恩来记得克劳塞维茨说过：“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犹如围棋的落子，投下去是简单的，可是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是错的，就很难说。即使在复盘总结时，也会争论不休。他对种种议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认为目前去计较这些个人对错得失，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目光集中在现实的决策上，他像挥开蚊蝇纷扰似地摆摆手说：“现在，不去想过去的是非为好，咱们还是看看二、六军团在什么地方吧。”
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由于各种局限，“最高三人团”想不出来。
李德表示赞同，他俯在图上，用手大约量了一下，稍稍舒心地说：“并不太远。”
如果囿于历史传统定论，试想当时应该怎么办？全线撤走，把中区丢给敌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仓促逃跑？结果又将如何？
“从地图上的直线看当然不远，”周恩来苦笑道，“可是翻山过水绕弯子，再加上敌人的堵截，就很难说。二、六军团迟迟不能会合，原因就在这里……”
7月上旬，国民党经过调整部署后，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为了阻止各个方向上的敌军，以掩护战略转移的准备，只能采取暂时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周在前线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敌人打阵地战。这种错误的做法，当时认为是出于不得已。
“那么，要二、六军团也向我们靠拢，”李德两拳相碰，做了个双方伸臂握手的样子。
（因时机已晚、攻福州失策，暴露出兵力单薄——只有六七千人，没有实现调动敌人的任务，反而削弱了自己，发挥了敌人据有全国兵源的优势，分兵让敌人各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前，毛泽东曾向粟裕提出类似的外线作战的设想。把敌主力从华中引向江南。粟裕原是七军团参谋长，念及此次教训，便建议歼敌主力于江北。）
博古受到了启发，兴奋地叫道：“对，要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境开进。
三 二、六军团的行踪
7月初，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七军团到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后方去。
在通讯联络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德、博古、周恩来，没法了解战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势在不断变化，刚刚收复的阻击点很可能马上失守，刚刚突围而出的部队很可能又陷入重围。他们也都担心，在这变幻难测的形势后面，可能隐伏着想象不到的后果，出现更为严重的局面。
当时的决策层认为应该争取前者，准备后者，于是采取了第一个战略行动。
李德已经失去驾驭全盘的能力。这时，他才知道，率领八九万大军在敌人重重阻拦下远征，与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垒战是两回事，跟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桌前的图上作业，更是天壤之别。
这个指示，在当时来看是灵活的，提出了两种可能，并没有把话说死。敌人的力量固然强大，然而由此而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定信心，如果确实难以坚持，战略转移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即使在短暂的睡眠中，李德也未曾得到安宁。只要一闭上眼睛，他面前就出现一幅漫无边际的地图，恍惚中看到地图上出现的田野河流和山丘。标示着战争实况的红色、蓝色箭头交错在一起。他苦苦思索，想弄清这些蓝箭头可怕的含义。他还历数了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远征，想从中找到某种借鉴。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现在，李德把一切希望和全部热情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越快越好！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
红军减员虽大，但大都是出征前的新兵，红军主力仍然保留着，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想到这些，周恩来当然也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将近半年就做了准备，“无计划，无准备，仓促逃跑”的依据何来？
可是，二、六军团此时在哪里呢？
5月，周恩来出席在瑞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敌人日益迫近中央苏区腹地，从事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的形势，决定撤离苏区作大的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红六军团是红军主力兵团之一，也是在二、六军团会合后组成二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六军团的转移，是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吸取了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经验。
当他向博古、李德提出这个设想之后，他们认为：在万不得已时，这不失为摆脱敌人堡垒封锁的一个办法。
当时人们所想，与后来经过“清算错误路线”之后的历史记载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会受到哪些指责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史载：
中央苏区面临着五十万敌军的压力，面临着敌人新的战略战术。过去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敌情变化之后是不是还行之有效？第一次成功的经验，第二次未必成功！敌变我变，这是军事辩证法。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失天下。哪有百胜而无一败、百败而无一胜之理呢？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始则采取坚决进攻的错误方针，继则实行退却逃跑，于10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苏区；1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
周恩来不是凭借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而是靠他的天赋素质，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去抓住最最关键的问题。整个国际国内的态势，整个苏区面临的局面都在他脑中展现出来，像一幅清晰的地形图。他可以纵览整个的轮廓，也可以触摸到具体的景物：城镇、乡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红、白两军浴血搏杀的战场。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三十万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向外线转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不是一种解脱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权衡下来，是利多还是弊多？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川陕苏区初步建成。尔后，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舜尧会同杨森和刘存厚等部对川陕边根据地的三路围攻，歼敌一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歼敌近两万人。
临行前，他与程子华单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区的形势以及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周恩来看来，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为打破敌人围剿的一种方法，是得大于失的。他告诉程子华，如果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坚持有困难，也不妨进行战略转移。这时，周恩来已经萌生了一方面军也在必要时战略转移的预想。
1933年10月，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会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人。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去。
1933年12月至翌年9月，红四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川军约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
这篇社论首先高扬的旗帜是反“右”，而具体内容却隐含着反“左”。在用严酷的方式推行的国际路线下，他只能如此。无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有多大失误，他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却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因为他知道那个“不”字说不得。自责、违心、隐忍与屈从，构成了周恩来一生最大的隐衷与痛苦。
……
这种“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只有一双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对中国的古典哲学已经研究到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有同样深刻的洞察。这种互相洞察，就决定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贯彻始终的极尽微妙的关系。
那时对左倾路线的认识与后来的看法正巧相反：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不是张国焘的罪行，而是适应形势的必须行动，因而才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红四方军发展到八万人，这是张国焘的功而不是他的过。
同时撰写了《红星》第四十期社论，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了。在这里，需要我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号召。”周恩来在列举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却把“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周恩来在撰写这篇社论时，运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这种绝不炫耀的沉潜明智和斗争艺术，使他在屡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安然无恙。
那时候，各个苏区都有大大小小的转移。
我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损大，尤其广昌战役后，亟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六军团的远征是正确的吗？二军团的转移是正确的吗？红二十五军的转移是正确的吗？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出是正确的吗？如果这些大的奉中央之命的战略性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当时王明左倾路线之下的中央指示不也成了正确的吗？还是错的并不全错，对的并不全对呢？不然，为什么独独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错误的？按尊卑而定褒贬，看沉浮而事扬抑，历史便成了任意转动的魔方。
4月30日，周恩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
这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略转移的计划和措施，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哪些达到了预期目的，哪些由于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未能达到；李德和博古都不太清楚。但有一点他们是痛切地感觉到了：六军团与二军团未能按原想的那样顺利地会合，这不能不使中央红军的西征向后推移。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红军集中了主力，苦战十数日，但是由于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这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无法守住广昌，4月28日，红军被迫撤到贯桥、高虎垴一线防御。
由于军事学院养成的习惯，李德很喜欢标示地图。他可以在地图前静坐很久。在地图上，他看到现实的战场，看到战火纷飞中的攻防进退，犹如亲临其境。在这地图作业里，他善于捕捉住某种瞬息即灭的思想的火花。
二 博古叫屈
李德绘制地图，简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他不但非常细微地画出敌我双方的位置、行动、双方指挥员的指挥意图，而且善于用线条的粗细，箭头的形状（大小利钝的区别）显示出敌我双方行动的鲜明的特性。他标的地图是活的！
“我想，这不是计较个人是非的时候，”周恩来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事实总归是事实嘛。”嘴里虽然这样说，西征前的一切准备活动却历历如在目前，周恩来心头涌起一股有苦难言的酸楚……
李德对眼前的这张标示得零乱不堪的地图很不满意，他怀念他的独立房里那张由他亲自标的地图。
这时天已微明，大家一时无语。博古仍被中央纵队里发生的种种议论所缠绕，无法摆脱，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说我们这次转移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目的的，说我们是仓促决定的，”他愤愤地捶着桌面叫道，“这太不公正了！”
两个月以前，那的确是沉重的时刻，他独自一人，在屋子里团团转圈，忽而停下来，疾步走到粉墙上的挂图前，用阴郁的眼光盯视着六军团用连日苦战画在上面的血红的曲线。他站了很久，似乎想用自己的热情、希望、焦灼去感动那只红色的箭头，他恨不能用他高大的身躯挡住敌军阻截的炮口，用有力的双臂推着六军团的脊背直线开进。他把六军团看成是中央红军西征预先挺出的刀锋。
“等朱总从前线回来，我们再下达命令吧！”
1934年9月3日，红六军团电告中央：他们已经进至广西灌阳东北地区，在灌阳与文市一线展开，在击溃湘敌十六师和桂敌十九师之后，决定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乘虚抢渡湘江，而后向西延地区挺进。
“我看就这样定了！”
李德在地图上寻找，但他一时无法找到西延地区。他弄不清这个陌生的地名是在桂北、湘南还是黔东。
“好的！”周恩来认为这条退路是可行的，“博古同志的意见呢？”
1934年的9月，赣南的秋老虎露出热魔似的威势。屋前的几棵孤独的洋槐，像病了似地无精打采地低垂下枝条，油绿的叶子像火烤了似地卷了起来。屋前屋后的稻田里，蒸发出带有火药气息的怪味，混浊的水冒着泡，像有火焰在底下烧煮。
李德对地图是非常熟悉的，他划定了经木皮口、鹞子江口、庙山、梅子岭经大湾两个山口，进入资源县境的越城岭山区，在油榨坪集结。
李德要闷死了，他仰头看地图时，汗水向眼角里流。
“也只能如此了。”周恩来表示同意，“现在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个渡江后的集结地点，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休息，而后决定行动方向。”周恩来边说边在地图上巡视着，“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这种被动局面很可能延续很久！”
“他在为世界革命吃苦！我要满足他的生活需求！”这是李德新婚不久的妻子肖月华的心声。这位纯朴的健壮的山村姑娘，把“革命需要”当作爱情，嫁给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可以让他们留在江东岸坚持战斗，拖住敌人。”博古受到了启发，补充说，“要他们留在附近山区打游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那时，在极为封闭的山区里，嫁给一个洋鬼子那可需要百倍的勇气和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这种特殊的“爱情”是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她只能接受。既然是人类，总有相通的地方，他们能满足双方的生活需求，而且有一种不被外人所理解的恩爱。尽管后来，他们闹翻了，李德爱上了与江青一起从上海到达延安的李丽莲，但那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享受过、痛饮过爱情的美酒。肖月华为了尽国际义务和妻子的本分，她那从小只会淘米的手，竟然在李德的教授下学会了烘烤她从未见过的洋面包。
“快些脱离湘江是必须的，”李德冷静下来，“即使有些部队让敌人粘住不能过江，也不能等了！”
炎阳已接近黄昏，收敛了它的威焰，肖月华用自己的竹编笸箩端来了褐中透黄的小老鼠似的面包。“这次烤得特别好。”她脸上带着几分惬意和虔诚。
“现在判定能否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时尚早，”周恩来盯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目前只能督促部队快些渡江，早些进入西延地区，”周恩来用手点着要去的方向，等李德回到桌边，“在这里，争取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滚开！我什么也不要吃！”李德粗暴地一挥手，把笸箩打翻了，两个面包飞到了屋顶，一个面包打在肖月华的脸上。她呆愣了足有十秒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丈夫的满脸怒气她看清了，却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她的感情受到了挫伤，下唇颤抖着，眼里忽然涌满了泪水：“我的面包没有烤煳啊！”
“的确如此，”博古望着周恩来。他受了李德情绪的感染，忧心如焚，凄惨的声音表示出痛苦和绝望的深度，“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等于自杀！”
李德也听不懂妻子作何解释，此时他根本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面包，他需要的是出路，需要的是二、六军团会合的好消息。
“必须与二、六军团会合！”李德以毫不掩饰的冲动站了起来，“不然，我们就落进灾难的深坑里，身败名裂了。”
当妻子捂着脸呜呜哭泣着跑出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失态。他本想追出去宽慰妻子几句，怎么宽慰？叫翻译来？他痛苦地向门外瞥了一眼，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耸耸肩膀，算了，然后回到屋里俯身捡起落在方砖地上的面包。
但是，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在大军远征的路途上，解决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是困难的。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决策，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对目前的态势看得比李德、博古更清楚一些。
妻子没有回来。屋子里一片寂静，黄昏的凉风吹进来，特制的大竹床上的白纱蚊帐微微飘动。他想喝杯咖啡，在他加糖搅拌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离别人世的母亲，想到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的那间木板房屋。那时，妈妈两手急速地转动着，用拆洗过的旧毛线给他编织一件出征的薄毛衣，而他端着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深情地望着年老多病的母亲。
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人际关系。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清党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他才悟出了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
几天之后，他穿上母亲手织的毛衣，上了火线。他还记得在战斗的间歇里，寄给母亲一封信，附着一首小诗，记忆深处只残留几个不连贯的断句：“我在巷战中勇猛地冲向敌人。”“我追寻真理像思念母亲。”
周恩来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
他不久就被捕入狱了，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收到了那封信。对亲人的怀念加重了对肖月华的愧疚，冲淡了他对六军团迟迟不能落脚的忧烦。他放下咖啡杯（这是通过地下交通网，从汕头转长汀同咖啡壶一起买来的），想去找肖月华，在门外，迎面碰上周恩来：“你要出去？”
海外学者对周恩来评价有多少接近真实，那也只能见仁见智。
“噢，闷死了，”李德极力掩饰着沮丧，“我想到田埂上散散步！”
有的则认为周恩来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有的则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量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局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那好，咱们一齐走走吧，”周恩来微笑着，“中国有句古诗，叫夕阳无限好……”
二、缺乏无毒不丈夫的那种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
“可是，夕阳已经下去了。”
一、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
“那也并不遗憾，还有一句：为霞尚满天。人生总是有得有失，我看晚霞比夕阳更漂亮。”
有些海外学者，对周的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迷惑，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方面去解释。有的则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
此时的霞云的确漂亮。橘红色的云带热烈而又凝重地布满西天，落日，以眩目的鲜丽和欢快的威严，把万束金箭从巨岩簇聚的云石山后，成扇面形射向蔚蓝色的、不可名状的宇宙深渊。放眼四顾，美不胜收，使人目爽心畅。徐徐晚风，吹散了白天的燠热，这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恩惠。田间的早稻已收割完毕，晚稻也丰穗初吐、青中见黄了。他们沿着野草覆盖的小径，用英语交谈。远处传来训练新兵刺杀的喊叫声。
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酷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生存，并不是易事。他有很多机会获取中共的最高领导，他不但没有争取而且让给别人，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他深知，第一把手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都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是有人向你告了我的状吧？”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急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三十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到王洪文之后。
“当然，冤枉了人嘛。”
许芥昱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二十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
“我心里烦躁透了，六军团的迟迟不能立足……”
也许这些评价是有道理的。就政治生涯的漫长来说，像昙花一现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就更加无法与他相比！
“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脱节。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诗，我用英语说出来，可能就不像诗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你想，汹涌澎湃、咆哮万里的黄河为什么只能曲折回环不能直泻入海呢？”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他能够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度过比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要长的生涯。
李德沉默不语。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能上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个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活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想得太简单了，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认识不足……”
在这三人中……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据优势。
“你对这次战略转移总的估计是怎么样的？”李德在较宽的田埂上站住，转身面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淡蓝色眼睛里漾出忧伤，“是比四方面军的转移顺利些还是困难些？”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一场神鬼之争。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
“当然是困难一些，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周恩来说，“首先，敌人的兵力比围攻鄂豫皖的强大；其次，是我们的家当太多。”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这样写道：
“可以尽量轻装。”
直到周恩来逝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生存艺术和排难息争的调解能力，在公开或私下里总是众说纷纭：
“轻装当然可以，但是中央苏区跟鄂豫皖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我们有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三大机关，这是三个沉重的包袱，不背不行。”
如果作一次史海钩沉，你会发现冤案累累，而被永远误解的人物又何止万千？
“可以带少数负责人走，其他的……”
从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胸怀变得狭隘了，浅薄了？原谅因探求而出错的人们吧！剖析犯错的原因以作前车之鉴，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对待历史，总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错误的历史成因总比辱及个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恐怕不行，红军主力一走，白色恐怖必然降临到苏区，大量机关干部都不是本地人，在无足够兵力保护的情况下，很容易丧失。”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脱了他对错误应负的责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负责的责任，开脱，反而成了伤害。犯错误是由于历史局限的认识问题；而明知不对还去执行，却成了党性原则和思想意识问题了。是直言抗辩党性强还是违心屈从党性强？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先行者跌了跟头，先行者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
“多带些也许可以，把他们分散到各军团去，也许不至于影响部队的行动。”
周恩来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他总是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这种品格，使他内心的压力就特别沉重！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周恩来似乎松了一口气，转移中的庞大的机关，是他一直思考而又找不到妥善办法的大问题。“我们可以跟博古同志专门研究一次。”
周恩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就负责军事领导。他熟悉外国，熟悉中国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苏区的时间都早，并且胜利地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肩头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新兵收操了，唱着歌从他们面前的大路上走过去。
日耳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革命者强烈的使命感，鼓励李德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建立奇功险勋！他不知道，身处危岩绝巅，在风吼雨啸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我们尽快组建新的军团，”李德看着新兵的大刀和梭镖在晚霞中闪动着火焰似的光，“只是武器太少了，大刀长矛只能近战不能远攻……”
城市工人大起义无望之后，在蒋介石虎视眈眈集中百万大军向各苏区猖狂进攻时，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任务。正如一局中国象棋赛，却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了。“顾问”，顾名思义，不过是“看看问问”，是请来出主意、想办法、供主人参考的客人，没想到，在敌人重兵围困、狂烈进攻之下，惶惶无主的博古，却把他推到前台。
“我们的几个主力军团损耗甚大，亟需补充，我觉得以老带新会好一些。”
李德，是在第三国际“城市中心论”的高热中被派到中国来的，协助城市工人大起义，进而夺取重大城市。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工人起义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不过是海市蜃楼。
“新兵只要打几仗就变成老兵了。”李德一心想着新军团的组建，“在慕尼黑的街垒战中，我们的起义者大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工人，他们打得英勇、顽强，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残酷镇压下，坚持了将近二十天，战斗力之强，连敌人都感到意外。”
李德，富有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军事才华，是名副其实的街垒战专家。他到中央苏区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不要说他，就是拿破仑也不行。正像毛泽东不能使秋收起义的成功，周恩来不能使八一起义胜利，叶挺更不能挽回广州起义的败局一样，在历史合力之中，谁也无力回天！
“我们再跟博古研究吧！”
当然，主要责任还要由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来承担。这只能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选手因故不能出场，冠军被二流选手获得一样，这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才二十四岁），也是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又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的。那时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来暂时填补权力真空。他热情奔放、聪明能干，却不成熟，在中央苏区独立决策，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错误路线，犯错误就带有了必然性。
此时，田野已溶在深灰色的暮霭里。周恩来指着明亮的窗口说：“你该回去了。那里有人等你吃晚饭……当然面包也许吃不成了！”
有时，一个领导者，由于上下左右的制约，干了本来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反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头上，贪天之功，成了时代的宠儿；有的则相反，被迫干了自己极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失败了，便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败，任何人都在历史的合力推动下进退沉浮。
“我已经吃过了。”李德脸上绽出了一缕近似顽皮的笑容，轻松地舒了口气。他的一切忧烦、焦虑和愧疚，溶化在一种温馨的、不可思议的柔情里，当然，是暂时的……
“最高三人团”的所有功过是非和历史责任，的确是很难分清的。
1934年9月4日，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9月5日，占领西延县城。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9月8日，中革军委给六军团下达了补充训令：
1934年夏天，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红六军团至少要在九月二十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一个旅以下单位的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
会议出现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僵局。这是“最高三人团”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难堪的场面。
在这一训令中，由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是极端的秘密，尤其是转移方向，更是关系到全军成败的核心机密，不能公开言明。但是，要求红六军团所进行的任务，无疑是吸引与调动敌人于城步、绥宁、武冈山区，然后沿湘黔边境转移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区建立根据地，以配合即将向此地域开进的中央红军。
“我认为现在争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不愿陷进个人是非的纠缠中，他用规劝的声调说，“问题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9月4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项英写信给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目的仍是牵制敌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若说辎重，我们未出江西就丢得差不多了。”李德声调中流露出不耐烦和抗辩的色彩，“压根儿就不该带着庞大的政府机关！现在是谁拖住我们的腿？是物资还是至今仍然没有渡江的那两个中央纵队？哪有带着六十岁的老头子、抬着伤员病号、拖着怀孕的妇女打仗的？我们只能为他们保驾，坐轿子的反而埋怨抬轿子的避战。”
1934年9月9日，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湘桂两省敌军集结重兵，企图围歼我军与城步地区的情况，由西延地区继续西进。11日至城步以西的丹江口地区，跳出了敌人合围，而后转兵向南。17日乘虚袭占通道城。18日进至靖县新厂，在新厂东北岩崖山，歼灭孤立之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20日六军团进至贵州清水江以南的黎平，这里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歧视与压迫，与汉人矛盾很深。初时，他们又误以为是反动军队，手执刀矛弓弩，扼山守寨，给红军造成很大困难。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和广泛宣传，并积极争取团结土司头人，才消除其敌对态度，转而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勘察渡口、找船只、绑扎木筏、架设浮桥。
“我们的确带的辎重太多，背着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来带血丝的眼里有种压抑的激动，“这是我们对西进形势估计不足的地方，我们整个计划是有很多弱点和疏漏的……”
红六军团于9月23日由锦屏县的瑶光及清江县的南孟两地渡过清水江和沅水，拟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同位于印江思南附近的红三军（后改为二军团）取得联系。
“批评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来也不会口服心服。”
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为了阻止两个军团的会合，已抢先开到沅水以北地区。
“这种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些，”周恩来急忙插断沉浸在委屈情绪中不能自拔的博古，“个人功过是非，谁承担多少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次要的。”
所以10月4日，中革军委急切地发给红六军团一个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迅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可见，中央红军多么殷切地期待着二、六军团迅速会合，以便迎接他们即将开始的西征。
这一点，恰恰为博古、李德敏感的心理所难容。博古首先提出异议：“既然我们‘三人团’是最高权力机构，就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他一路散布不满情绪，好像我们一切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还有王稼祥、洛甫，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这是一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人们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中央队三人团’……”博古激愤起来，用食指向上推推眼镜，两腮簌簌发抖。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进至四川的酉阳南腰界，召开了两军会师大会。
“也好，在这个期间，我们不妨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譬如朱德同志的、王稼祥同志的，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周恩来知道博古、李德对毛泽东存有反感，故意把他放在后面。他感到“三人团”已经囿于预定的目标，很难突破原有的思维樊篱。
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约四千四百余人。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
“能不能先作些试探？”博古也在寻找两全之策，“见机而作，等部队全部开过湘江，作一次组织调整，争取几天的休息时间。我觉得不是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的问题，而是如何早日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
从此，红六军团为了配合中央战略转移，历时八十余天，行程五千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终于达成，转入到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李德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与二、六军团会合，我们将长期处在流动之中，无后方的作战简直苦不堪言，伤员无法安插，兵员无法补充，粮食无法筹措，部队无法休整，没有立足之地、必将被对方一口一口吃掉……”
中央红军急切地循着六军团的开进路线匆匆而来，抢渡湘江的地点仍是六军团的渡江地点，过江后的开进方向仍是西延地区。作战局提供的一切情况表明，形势还是有利的，在李德、博古看来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已为期不远。
“如果没有湘江两岸的严重挫折，用八万人的哀师，冲过敌人的几层封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有可能的。”周恩来分析说，“可是现在困难多了，八军团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这个番号似乎应该撤销，把残余部队补充到几个主力兵团去……五军团损失也极为惨重，三十四师已经失去联系，全部被歼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三军团正在苦战，这种状况，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保险系数太低了……”
他们凝视着地图上大约有筷子那样长的距离，沉浸在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遐想里，一时间，忘记了湘江两岸还在激战，也忘了由于损失惨重，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李德猛然间把脸仰起来，蓝色的眸子一扫憔悴沮丧的神情，射出欣慰的振奋的光彩，望着周恩来：“即使困难再多、再大，我们在一个月内总可以跟二、六军团握手了！”
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周恩来却十分犹豫。显然，这是一次两难选择，利弊权衡，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似乎相等。
“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周恩来是有南昌起义经验的，他一直担心，路上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不能说出来，信心是一切胜利的前提，“我的想法是，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
周恩来与博古、李德见面时，已是12月1日凌晨五时了。他们必须根据目前情况，决定部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的安排。总司令在参谋部会议上的意见是值得深思的：“敌人已经在通向二、六军团的方向布下重兵，按原定计划推进还是改变计划，就成了决定全军命运的重大问题。”
李德过分亢奋、过分乐观的情绪，由于周恩来的提醒，慢慢冷静下来：“万一不能会合呢？”他的心境顷刻之间变得黯然了。
一 最高三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