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王稼祥开始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三 遵义会议的预演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很久没有讲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国际路线所带来的影响所致，也是临时中央以及后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竭力推行国际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开始向正确方向转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网在错误路线里面。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权的毛泽东，公然挑起反国际路线、反临时中央的斗争，必然使自己孤立起来，甚至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是借暂时的军事失利而对宁都会议的反扑。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当时的局面不像后人所说，好像那时王明的左倾路线只是博古、李德等个别人的独断专行，他们是孤立的，处处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时的左倾路线很容易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不是这样，坐在担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毛泽东也不这样看。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充分、完整、最深、最大，这些词句的含义是多么严峻。毛泽东必须谨言慎行。他深深感到潇潇夜雨的寒冷。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在这样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挑起这样的纷争是不明智的，它将使红军的处境更为危险。他必须讲求策略。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死了没有？书中没有说，但他改变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望着隐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说得很缓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十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对人对事，历史从来评价不一。你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说成是捣乱分子。有的把他说成是争强好胜、争夺王位的鲁莽汉。我认为《淮南子》说法最为可取，你听，”毛泽东翻开书读道：
毛泽东面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当时的中央。而他所列举的成就，却大都因苏维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
“那么，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路线的错误分开。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王稼祥有些愕然，这书他没有看过。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军事路线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国际路线正确，仍然提出反右倾的那种不易被人理解的现象。直线的光芒照不亮曲折的历史画廊！
“《淮南子》。”
“蒋介石在历次围剿失败后，知道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部作战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第五次围剿中改变了，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紧缩我们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主席，你在看什么？”
“敌人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王稼祥叹了一口气，有些懊丧。
毛泽东倚在马袋上读书。他白天在摇篮似的担架上早已睡足，安静下来反而不能入眠。毛泽东把灯捻小，还撑起一件雨衣挡起，不让灯光照在王稼祥的脸上。王稼祥眯了一会儿。他看见灯光把毛泽东变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灯光映出毛泽东的长发和那双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读什么书，竟是那样专心致志。
“这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该是决战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可是，李德他们却采用了单纯的防御战略，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这是李德从欧洲搬来的舶来品……”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们有些人竟然信服这些洋办法……”
这是一个石壁小屋，明亮的马灯放在两个摞在一起的铁皮文件箱上。王稼祥刚刚换了药，躺在担架上微睡。他的伤口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翻山越岭，忍受颠簸，无疑是一种漫长的酷刑。
王稼祥听了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仍然不能消除自己的困惑：“敌变我变，我们再用以往几次反围剿的办法还能奏效吗？”
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坐担架，所以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毛泽东不爱骑马，坐担架不仅有充裕的时间休息，而且可以静心思考和读书。
“当然要有变化，可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是争取主动的办法。要以我自身的特长为主，不要去迁就敌人，不要弃长就短。李德他们错就错在不懂得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红军的特点，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与农村。他把慕尼黑的街垒战、把阿芙乐尔号军舰攻打冬宫、把欧战的许多战术原则，全都搬到中国来。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八小时，有时显得十分漫长，譬如打阻击；有时又显得极短，譬如睡眠。
“他们不了解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阶段上，我们还没有大城市工人的暴动，也没有白军士兵哗变的配合，我们红军数量很少，苏区也只是中国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没有飞机大炮，而且还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我们只能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
1934年11月25日夜，是个普通的夜晚，微雨潇潇，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开进。中央纵队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小山村里宿营。纵队部通知，先头部队正在激战，预计在这里将停留八小时，要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以便翻越前面的都庞岭大山。
王稼祥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惊异地发现毛泽东虽然一脸病容，却毫无倦意。在这个高大瘦弱的湖南人身上，似乎潜隐着某种被压抑过度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这种强烈的自我抑制和禁锢，反而使他表露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凝重的威仪和有力的气度。王稼祥注视着那只夹着香烟的农民式的大手，这只手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吗？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在我们没有发现敌人弱点时，对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吸了口烟，继续说，“我们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我们应该用次要力量，比如游击队、地方武装、独立团、独立营，当然也可以用一部分主力部队配合，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转移到敌人侧翼或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战机……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国土地上，孙子比他的克劳塞维茨和苏沃洛夫更为有用。孙武子是怎么说的？‘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是李德只知用正不知用奇，死打硬拼是最愚的办法。我们常说‘扬长避短’，在苏洵的《心术》中，却提出‘扬短抑长’，这和‘扬长避短’是一致的，他说‘吾之所短，吾抗吾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弄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
“这里，我要说几句博古同志的弱点。他很善于背诵马列主义原文，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他们从外国故纸堆里搬些教条来，只能起留声机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祖宗两眼一抹黑，怎么能用马列主义的矢，射中中国之的？……”毛泽东觉得不能说得太露太多，这会给与王明、博古、洛甫同样在莫斯科大学吃洋面包长大的王稼祥某些刺激，便把语意一转说，“博古做了李德军事理论的俘虏，却不懂得辩证法，这个弱点充分表现在广昌战役中。”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广昌战役，王稼祥因为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但他知道红军损失十分惨重，他想象不出那时的情形：“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据说彭德怀跟他们发生了争吵……”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争吵，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沉思良久，猛吸了几口，“争吵，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前线指挥部里，争吵、跺脚、骂娘是常有的，甚至拔出枪来要毙人……骂句‘崽卖爷田不心痛’是气话，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不仅仅是部队受损失……任何人指挥作战都有遭受损失的时候……”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全部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很公正，但有些困惑不解：“那么，李德错误指挥的实质在哪儿呢？”
当时，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出了偏差，提出了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并且这种极左思潮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翻卷下来，犹如洪水之奔流。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李德的真正要害，是整个战略战术的失误，而不在某次战斗的胜负。他很勇敢，却不善使诈，不像西方军事家说拿破仑那样，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隐藏自己的长。故意示弱用短，表面看来，是拙劣手笔，其实是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么叫‘声东击西’，也不懂得‘若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没有读《三国演义》，连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让敌将撞过来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最高三人团”还有中革委主席朱德，这些人，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专门拒绝正确建议的愚蠢人！他们也有利弊权衡，他们的思考，应该说也是周密的！如果不以后来的对错、尊卑、沉浮定褒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每个人的作用，那就会更公正些。比那些简单化、简约化地一概斥之为左倾分子，提供给人们的教训和哲理就会深刻得多！
“战场上的角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
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两次建议去做，出现的结果又将如何？是比西进湘西好些呢，还是更糟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怎么看？后来应该怎么看？不管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好，还是进军湘中也好，在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上都预先标示过，也都预先做了准备。这算不了什么高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参谋部，也都会把几种可能、几个方向都网在思考范围之内，问题是看他的最终判断是否准确、事先预防是否有效。
“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敌人要以己之长，击我之短。这就是他的堡垒战术。李德恰恰弃我之长用我之短去击敌人之长，必然陷于被动……”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的确是这样。”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说得十分诚敬。“‘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这是苏轼《八阵碛》里说的。光学兵书也不行，那会变成赵括，关键在于灵活运用，战法之妙，千变万化，以至无穷……”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
毛泽东此时，似乎不是向王稼祥述说，他已经沉浸在一种忘我的想象之中。他把战争诗化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频臾，抚四海于一瞬。在他的眼前，已不是隐在黑暗中的马袋、书箱和王稼祥的担架，而是炮火连天、硝烟遍地的战场，潇潇风雨使他对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鏖战，燃起强烈的怀念。他的思绪在波澜壮阔的战场上来往驰骋。
因为历史已经做了出来，证明西进湘江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使红军损失惨重，但在那时来看，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如果进军湘中失败，甚至失败得比渡湘江更惨，会不会再反转来说：“与二、六军团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呢？可惜，历史不能对两种方案都作出证明，只能事后作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雨后复斜阳，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蓝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这个建议，有人认为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唯一正确的建议，只是被左倾领导者无理拒绝了。
关山阵阵苍。
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休养连就在附近，是不是去看一看怀孕已经八个月的贺子珍？“不去了，过了湘江总会见到的！”他的声调里透出极不协调的沉郁和忧伤，马灯照耀下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描绘的苦情。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能走完未来的、不可知的行程吗？他像往常那样，刻意掩饰着内心，用凄楚的目光凝然西望，久久不动。思维的奔马正向四面八方任意飞驰。
他多么希望指挥一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人间奇迹啊！正像两年后，在他确实把握了领导权时，写的那首《沁园春·雪》：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端的自信，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生来是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失败了，不妨重来！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是个大失败，宁都会议也是个失败，他虽痛苦却不绝望。直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准备在他亲手点燃的动乱之火不可收拾时，以七十岁高龄，重上井冈山，从头做起。时时表现出胜不骄、败不馁，正是历来伟人、强者的必备素质。毛泽东的目光总是盯着前面，既不为一时的私情所迷乱，也不因突现的艰难险阻所动摇，他懂得要善于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不失时机。他自信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
当红军指战员们知道打了许多败仗，而毛主席不在前线时，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便急剧地增长起来。毛泽东幸运地并非自愿地躲过了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关，这是人生道路上的“塞翁失马”。如果由他指挥，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胜利与失败。那么，这段历史就得重写。谁临危受命，历史责任就落在谁身上。
惜秦皇汉武，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再往上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是李德？还是周恩来？他们才不管哪！就是蒋介石也搞不清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的更替，所以在此时来往的电文中，还是用他的习惯称谓“朱毛赤匪”。
略输文采；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一个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是没法与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地位相比的，尽管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县的属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吧）。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
唐宗宋祖，
他离开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这使他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声望遍布苏区，而且影响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一时的丧失，使他避开危局，并为后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永远是一个哲学的思考题。
稍逊风骚；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实际上，他的威信并没有降低，甚至还提升了。
一代天骄，
二 建议不被接受
咸吉思汗。
谁的心灵奥秘会公之于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从秋收起义失败到宁都会议，每逢坎坷痛苦时，他总是想到杨开慧。在他最苦闷时，贺子珍只能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不能从心灵上宽慰他！因而他也就对杨开慧倍加思念。当他重抄这首《贺新郎》时，才可能面对自己，面对内心，像无数常人一样，在纯属个人的内疚、恩怨、悲苦、忧烦和怀恋中徘徊。
……
他怀着陡起的稀世豪勇、人杰气概，昂首阔步地走了，不再回头。
他们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已经“俱往矣”了。“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
雄飞的翅膀就是权力。权力不是贬义词，革命就是夺取政权。权力，犹如农民的土地、渔夫的网罟、骑士的骏马、战士的刀枪、画家的纸笔、演员的舞台、科学家的实验室……
重比翼，和云翥。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就是掀翻铲除旧世界草莽荆棘的铁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当年鏖战急，
要似昆仑崩绝壁，
弹洞前村壁。
他的心情由伤感而愤慨，突然涌起的豪情冲决了忧烦沉郁的堤坝，怒涛狂泻：
装点此关山，
凭割断愁丝恨缕。
今朝更好看。
他是那样孤独，几步一回头，依然不见杨开慧修长的身影，怨恨之刀无法割如缕的情丝。
战争，是壮美的！
从此天涯孤旅！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争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一股稀世豪情猝然充溢胸臆，拔剑仰天厉声问：英雄用武之地在哪里？
汽笛一声肠已断，
王稼祥不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境，却见他眼里闪射出一种亮光，似有一腔炽情从身体内部散发出来，便随口问道：“那么，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可能的了？”
凄清如许。
“当然可能！”
照横塘半天残月，
“用什么办法？”
今朝霜重东门路，
“先得藏长用短。以短掩长，隐长乘隙。也就是以最拙的手段掩护最高明的行动。大智若愚嘛……
内心之深奥、性格之缺陷，这样的人生之病，谁能参透？也许只有上帝知道吧？他踏着深秋寒霜，提着小小的行李箱，步出东门。
“敌人五十万，除新兵外，我们的主力红军不过四五万人，像广昌战役这样与敌人硬顶，就像乞丐与龙王比宝，即便我们伤一敌人伤十，最后还是我们完。拼消耗是蠢人，用兵不用谋是愚人。
毛泽东感到人生之复杂，写下一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触。他本来期望杨开慧会借他离家远行的契机，解开疙瘩前来送行，但他判断错了。
“在内线作战的条件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暴露弱点，我们就可以乘隙攻击他……”
人有病，天知否？
“可是，敌人步步为营，向我们的腹地步步进逼呢？”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旧的误会消除，新的误会随又发生，真的是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没有无冲突的家庭吗？真像有人说的：“对外是模范夫妻，对内是互打耳光，只是家丑不外扬”吗？
“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击他，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土地，即使被打烂一些坛坛罐罐，那也只好随他去。‘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当宣传口号喊喊是可以的，在军事上则是完全错误的。攻守进退这纯属正常。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力甚至离开苏区也是值得的。我们在消灭了敌人后，苏区不但可以恢复，而且还会扩大……”
毛泽东回想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误会，来往书信竟解释不清，既懊恼又遗憾。世上多少家庭，不管平民百姓，还是皇帝总统，夫妻间就是在这种互不沟通的误会中度过的啊！真正是互相爱着，却又互相折磨着。毛泽东希望那些误会，像过眼的滔滔云雾一样消散无踪。
“是的，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同志也是有责任的，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第五次战争中则变成为全线抵御。在战略上两者都是错误的。这种分兵把口，使我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
过眼滔滔云共雾，
“敌人的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王稼祥觉得客观上的困难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只强调客观不对，只强调主观也不对。“而且在宁都会议后，一直反对右倾，反对避战，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目标压力很大……”
知误会前番书语。
毛泽东把准了不谈国际路线和政治路线。不然，必然得罪很多人。在大家对左倾路线还没有认识前枉自孤立了自己，而且很可能冲淡了军事指挥者的责任，而把问题复杂化，反而使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变换军事领导。在军事领导更换后，才有可能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王稼祥认为他的思想被卡断了。
热泪欲零还住。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接着说：“敌人兵力的强大，在我看来，并不可怕，由于敌人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敌四面包围兵力必然分散，而我击其弱的一路，便造成了局部优势。在总体上我们弱，在这一路上我们强。在战略内线作战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才能使红军掌握主动权。只有把五个指头握成拳头，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仍属于拼消耗的性质，即使赚点小便宜，却不能在战略战役上争取主动权，不能争取决战胜利。李德不会下中国棋，不懂得弃子以取势的道理……”
眼角眉梢都似恨，
毛泽东不断地吸烟，把烟雾慢慢吐出，使王稼祥联想到斯大林的大烟斗。
苦情重诉。
“雨好像停了，我出去透透气。”毛泽东站起来，走出房门，走上土丘，久久地仰望着迷蒙的远方。他看到了什么呢？也许他看到了未来的遵义会议？还是看到了未来的千山万水和漫漫雄关？
更那堪凄然相向，
此时，也许他想起了李大钊那句名言：
挥手从兹去！
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结果，他没有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愤，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啊！他当时面对火车窗外疾速向后飞去的山野和天空时聚时散的流云，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毛泽东的性格是好斗的：
以至他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是那样苦恼而怨恨地独自踏着长沙东门外的铺地寒霜，披着半边残月，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转，从后面跑来。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1923年的冬天，他们几乎吵翻。那一年毛岸英刚刚周岁，毛泽东要离湘远行。可是，杨开慧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面……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为此耿耿于怀，久久不与其和解。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1910年秋，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抄写过一首《咏蛙》：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独坐池畔如虎踞，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绿荫树下养精神；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春来我不先开口，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生过厌烦，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哪个虫儿敢作声？
对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他跟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是幸福的：也许应了“若要甜加点盐”那句俗话，他们之间充满着误会、使气、别扭、冲突与和解。
那年，他只有十七岁。
毛泽东久经沧桑，他善于透视别人心灵。他经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火苗。但他时常对这种热恋采取抗拒的态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它必然削弱把主要精力用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意志！“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叹。
不！毛泽东此时想的，是他在四年之后讲的——如何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不过这时候想的没有后来讲的系统就是了。博古和洛甫来苏区后，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他也鄙视他们。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中，针对性极强地说到他们：
但是，毛泽东既具有农民式的被人讽之为“乡巴佬”的生活习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邃、诗人的浪漫、大战略家的远见和领袖气概。这些反差极大的素质，注定使他很难找到满意的伴侣。从杨开慧、贺子珍到后来的江青，她们都只能适应他的一部分需求！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毛泽东和杨开慧曾经有过志同道合、情深意长的幸福。尽管岁月流逝，杨开慧的一颦一笑仍使他不能心安神宁，时时激起青年时期对她的火热的情爱。他对杨开慧和贺子珍的爱，哪个更真挚更深沉，他似乎难以找到测量的尺度，她们两人是不同的。
于是，他给那些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画了像：
“长沙事件”及杨开慧等共产党人的牺牲震动了全国。上海等地报刊在报道时，曾提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鲁迅在这里借“湘灵鼓瑟”的故事，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思，表示对反动派血腥屠杀的愤怒。毛泽东从鲁迅的《湘灵歌》想到了杨开慧，心中充满着一种常人皆有的缅怀与愧疚：当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在风险浪恶、危机四伏的湘江两岸为革命奔波时，他在井冈山和贺子珍同居了。无论他如何排遣，某种负疚感总是无形地伴随在他和贺子珍的生活中。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鲁迅先生这首诗，是根据1930年11月24日革命烈士惨遭杀害的所谓“长沙事件”的报道而写的。那时，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盛行。1930年7月和9月两次攻打长沙，革命战士英勇奋战，湘水染赤，杨开慧亦于此时被捕，于1930年11月24日被杀害。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皎如皓月窥彤云。
这种蔑视，也贯穿在以后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
湘灵妆成照湘水，
夜雨渐渐停了，在云隙中偶尔闪耀着几颗星星。他望着渐渐散开向东南飘荡的云团，把这个夜晚与三年前的一个夜晚重叠起来。
今闻湘水胭脂痕。
那是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之后的一个夜晚，他站在龙冈的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高吟一首《渔家傲》：
昔闻湘水碧如染，
万木霜天红烂漫，
战士鲜血染红的江水，使他想起的是鲁迅先生那首著名的《湘灵歌》：
天兵怒气冲霄汉。
此时，在湘江边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的那首《沁园春》，也不曾产生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任何联想。
雾满龙冈千嶂暗，
这话引起尼克松的进一步感慨：“某些政治领袖从未处于逆境，其他一些领袖则从未战胜过逆境，只有少数领袖能在逆境中树立自己。”当然，这些三十八年后才说的话，不会是预言三十八年前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
齐声唤，
当时，周恩来是赞同尼克松的观点的，并且加以补充，他说：“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游泳才能培养出力量。”
前头捉了张辉瓒。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曾向周恩来谈到过这种心情，他说：“在选举中遭到一次失败，的确比战争中受一次伤还痛苦，后者只伤了躯体，而前者却伤了精神。但是，选举的失败却有助于培养力量与品格，而对于未来的战斗是很必要的！”很难说这位美国总统说的自身感受，就能完全反映此时毛泽东的心情。
二十万军重入赣，
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实际权力，这在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本来是以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的名义，将被解除军职的决定公之于众，结果，他真病了，而且在两年中，几乎都在病中度过。
风烟滚滚来天半。
美国的韦恩·戴埃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关键在于：当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理智，他则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成大业者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经天纬地之才；二是坚韧不拔之志。
唤起工农千百万，
他是独一无二的，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既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诗人。当他袒胸露肚，躺在藤椅上摆动着大脚丫，或当着客人面解开裤腰捉虱子，间或说几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类的乡间俚语和“屁话，屁事，放屁”等不雅的短词，也就露出了他怎么也抹不去的农民底色。
同心干，
他的性格来源于湖南的韶山湘水，高岭给他以崇高与坚强，湘水给他以豪爽与奔放。除湖南人粗犷剽悍和我行我素、永不服输的民性之外，《水浒》给他以反叛精神；《三国演义》给他以智慧谋略；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林肯……一代代英雄豪杰，都唤起他改造中国的勃勃雄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古典哲学，像一桌鸡鱼肉蛋皆备的盛宴，一齐消化后变成他的血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的性格和浩然之气，并不来源于他的家教。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懒惰无用的、不能继承家业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不肖子孙。他曾以跳塘相威胁来抗拒父亲的打骂和羞辱。
共工，敢于用脑袋怒触不周之山，弄得天翻地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此时，毛泽东的心境非同寻常，他感到整个历史的重担向他肩头压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的脉管里沸腾。他从种种希冀与热望中脱颖而出的意志，已经思虑成熟，他的思想与感情已经融为一体，而化为那种不可摧毁的、坚定的信念。
那时他风华正茂，心比天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把任何帝王将相看在眼里，视诸侯若粪土，立志主宰大地之浮沉。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那是何等气魄！壮怀激烈慷慨纵横。岳武穆、辛稼轩“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只能是将帅之威严，却绝非帝王之气概。
他在背诵十一年前写的那首《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怅寥廓，
十九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秋，他站在长沙城西湘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水陆洲上，远望层山、近看水流，雄心勃发，游目骋怀，长歌高吟：
问苍茫大地，
他望着昏暗的天空，四周，像夏天雷阵雨时的黄昏，炮火的闪光犹如远方的沉雷闪电。一直久治不愈的恶性疟疾，耗去了他的精力。他懒得站直来活动活动腿脚，只是向身上扯一扯军毯，挡住夜风袭来的寒意。湘江，对毛泽东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仅仅提到湘江的名字，就会荡起他不尽的情思。湘江，寄寓了他多少梦想与希冀。
谁主沉浮？
渡过潇水，临近湘江，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盖着灰色军毯，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体验着孤身一人的滋味。
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朦朦胧胧、深不可测的夜空里播散开去，流向历史的深处。
一 担架上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