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是军事家，但首先是政治家，如果两者不能兼有，就无法成为权力的象征——法国的皇帝。军事家只能是政治家用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中利剑，而不是挥舞这柄利剑的人！林彪能做到既是利剑又是握剑的、独立自主的最高统帅吗？三军团也是主力中的主力，他们是红军的两只铁拳，彭德怀不仅比他资历深，而且指挥才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军事家，却不见得都是政治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充分表现出林彪比彭德怀更懂得什么是政治！
三 军事与政治
彭德怀的“万言书”无疑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甚至说得还没有实际情况严重。但问题却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方式、在于时机。大跃进中的失误，毛泽东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怀提出的还要清楚得多。开庐山会议就是寻求纠正嘛，就是请各位“神仙”，献计献策各祭法宝以渡难关嘛。彭德怀的弱点在于只着眼于国内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当时的国际斗争，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泽东的心理因素。那时候，斯大林已经逝世五年了，在毛泽东当时的观点看来，苏联已经变修了，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革命的红星已经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陨落了，而引导世界革命的大旗应该高擎在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手上，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林彪夜观星象时，看到的闪光，正是包春时的生命闪光，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战士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只知道计划的成功。当然，并不是很大的成功！
当中国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认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马列主义大旗，只在中国的土地上高扬。现代修正主义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险。彭德怀，你的眼睛怎么能只盯在饿死几个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国际国内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鲁晓夫的眼里，中国的三面红旗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经济建设上的幼稚病。在这里，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作过这样的论述：
他已经超越了生命的极限，他活着，他动作。他滚过去，凭着意志力和责任感，他把即将熄灭的生命全部灌注在对弹弦的一拉之中，犹如油灯在熄灭前的陡然一亮，这个刚刚进入十八个年头的生命，在轰然一震的雷鸣中达到了峰巅！他化成了一声霹雳，连同三米外的那门山炮一齐飞了起来。无名高地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炸掉敌炮的是谁。几分钟后，敌军阵地上散射的火花熄灭了，炸炮成功所带来的兴奋也消失了。战士们对明天将是什么样子感到困惑。月亮沉落下去，昏暗的阵地魔影憧憧。突然感到身历目见的一切，都离奇荒诞，犹如梦幻。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对欧洲和美洲更为了解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却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无知。中国人也确实给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实。那过于仓促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以及他们企图大规模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尝试，都造成了混乱，而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不管怎样，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且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坚持宣称已经找到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只在两点上作了有限的让步）。在赫鲁晓夫以及毫无疑义在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看来，中国是在浪费苏联给他们的宝贵人力物力……
这时，包春时已经把手榴弹握在手中，他忽然想到，投向那个蹲伏在阵地上的钢铁怪物是无用的，红军兵工厂土造的手榴弹，也许只能像蚊虫似地叮咬它一口，绝不会给它带来致命的伤害。世上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也许在连里，唯有这个刚入伍的新兵最有炸炮的资格，因为只有他见过炮兵实弹射击，他选准了大炮的要害，那就是堆在离炮位五米远的弹药箱。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的恼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应是以两个大错误为特征的：一方面，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嘲笑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他最终发展到利用经济压力作为迫使中国人就范的手段。其结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对过去欧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恶……
“谢谢！”他内心里呼喊着，“你来帮我吗？”他伸伸手，揪住了它，那尖利的刺，深深地扎进他的手掌，他感到一阵狂欢般的刺疼，他拖拽它的反作用力，把他拉上了陡坡。哗哗的沙石洒落下去。哨兵停住了脚步，凝神谛听了一下，以为是小兽，又走动起来。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落后状态上面，这无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做法更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候选人的决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也是一个标志，它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即承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举跃入共产主义……
包春时将要耗尽的生命又燃烧起来，点燃它的不是仇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愿望，一种希冀，他每前进一寸，就得下一番决心，就得积聚一番力气。生活中最易出现的就是偶然，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出现了一道一米高的小陡坡，这是一个障碍，不啻于平时的一座三千米的高山。正是这个障碍掩护了他，挡住了哨兵的眼睛。也正是这个陡坡，挡住了他的前程。他就要死在这个陡坡下了！他最后的一点信心动摇了，绝望地向苍天望了一眼，饱含着人生最大的憾恨，发出对命运的诅咒。就在这时，又一个偶然出现了，一棵酸枣棵伸着多刺的枝条向他招手。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特殊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我爬不到了！爬不到了！”他想放声大哭，太冤枉了！就像一个农民，经过一年辛劳，当丰收在望之时，满坡庄稼忽然被一阵冰雹打成烂泥，他怎能不蹲在田头哭泣？世上最痛心的莫过于此了。他哽咽着、喘息着，大睁着蒙蒙眬眬的泪眼。此刻，包春时没有想到父母妹妹，没有想到恩人与仇人，也没有想到无名高地，没有想到军团首长下达的命令，他思想的凝聚点极小，就是眼前那十公尺的距离。任何物质都有极限，包春时的生命力也到了极限，就像一盏无油的灯，能用意志力使它继续燃烧吗？
这就是当时的庐山会议前后的大背景，这时候，既需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为这是当时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只能在一定的场合和能够承受的范围里进行。政治斗争需要，这便是真理。该说假话的时候就应该说假话，彭德怀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林彪却具有透视历史纵深的政治眼光。
西沉的圆月斜照着平缓的山丘，照着一门黑油油的山炮。比包春时见到的那些野炮还要大。月光还照耀着走来走去的哨兵，枪刺闪着惨白的光。包春时突然觉得自己身体很沉，有一种极度恐惧的虚弱感，好像再向前爬一寸，也不可能了！他跟大炮相距还有十米，可是，要完成这十米的爬行，比他爬完的三百米还要艰难十倍。但他看到了仇敌，他决不放过它。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懂得：在领袖面前，即使有独到的卓见，也要造成这是从领袖的旨意中获得启发的印象，从而给领袖以无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备，一听曹操把他当英雄看待，吓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他猛然醒了，“炸掉它！”他不甘心，又爬，爬，爬。从晚上九点钟爬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六个钟头完成了三百米的爬行，洒下了三百米的血迹。如果一个健壮的人，用这种毅力走向目标，他可以到达天涯海角。
林彪并不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公开地反对过。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均没有稳固的确立，只是进入了领导核心。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5年3月15日，攻打鲁板场失利，于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虽然后来把四渡赤水当成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果不囿于传统说法，那是可以展开争论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这里边应该说是稍有心机的：也许进入决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这种反对的时机，选得很是时候。此时毛泽东正曲高和寡，也最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从作战指挥上提出意见，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这种公开的用书信提出的方式，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凡是对毛提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观点。那个时候即使“左”得怕人，却还懂得在某个问题上反对谁（即使反对错了）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是党性原则。
爬！爬！爬！他自己觉得反而振作起来，炸大炮的强烈欲望，使这个青年人产生了超常的坚忍。爬！爬！爬……他一头拱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一动也不想动了，疼痛已经为麻木所代替，这样睡一觉该有多好，那是一种甜美的享受。夜风吹着他，茅草抚摸着他，沙沙啦啦地唱着催眠的歌。他在半醒半睡的蒙眬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他觉得自己化作一朵云彩，飘荡在高山之上，俯瞰着整个战场。白匪军那些黑油油的大炮，喷吐着的火球，都落在他家的茅屋上……
林彪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发表真知灼见，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奖励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受惩罚的！
膝部的疼痛像尖刀刺进了胸膛又扩散到全身，他畏寒似地把身体缩紧，觉得血痂粘住的伤口又开裂了。他紧按膝盖，想减轻一点疼痛，摸到的却是黏黏的、温热的血，脑袋里隆隆地响着，像几盘石磨在滚动。血！这是自己的血！他由吃惊到愤怒，由愤怒到愤恨，他不愿再想什么疼痛了，他不愿东想西想了，他不顾一切地故意跟自己的伤口为难似地向前爬！
如果你的意见提错了，最终证明我对，以你的错误反衬我的正确，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欢迎；如果你的意见一针见血提对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确来衬托我的失误是可以容忍的吗？在特殊情况下，以不损害领导的威望为原则，而不是意见是否正确为原则。
“春时，你见过大炮吗？”一排长这样问，“别炸了人家的炊事车！”太瞧不起人了。包春时什么世面没见过？“是的，我当时应该回问排长几句，你见过装炮弹吗？你知道放炮要拉绳吗？你知道……”他为自己的孩子气笑了，“对呀！我干吗不去炸大炮呢！”他检查了一下手榴弹，把两个插在腰里，两个塞在怀里，又摸摸护身符，系得很牢。他不知道是不是合乎战斗要求，咬紧牙关站了起来，站了一半又摔倒了。
建国以后，林彪由于身体虚弱，一直赋闲调养，他精心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史。在文革期间，大讲宫廷政变，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时候，是可以反对的；当他是神的时候，就只能是跪拜了！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仅需要兵不厌诈，还要有远、近、大、小之分，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坚持真理，便是谬误；拥护谬误，便是真理。
怎么办？爬？爬回去干什么？能回到阵地上吗？可是，他只爬了两步，就扯肝抖肺地疼。胸前有个硬物硌了他一下，摸了一把，才想起这是妈妈硬给他戴上的护身符，用纳鞋底的麻线挂在脖子上。是个由神婆子上了魔法（吹了一口气）的拇指大的桃木人。他有点儿信，相信自己不会死。
在有的编年史上，我们极为聪明的祖先，向后人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实例。在众望所归的圣贤之家，男主人的不检点使丫头怀了孕（这在平常人家本来是寻常事），当这丫头在严格守密的情况下，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贵子时，他们就会给这个丫头一碗下了毒的人参汤。既得了贵子又保住了圣贤之家崇高的道德威严！死个丫头算得了什么，动摇了圣贤伦理的根基，那就是事关千古兴亡的大局了。失小而保大。这样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头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恶。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亲者讳疾。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谁也不敢说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对此把握得最为深刻。
“还答应妹妹，抓个活白匪回来……”包春时奚落着自己，手榴弹忘了拉弦就丢出去，吃了连长的批评。“我净吹大牛，注定什么事都干不成，什么任务也完不成，还自告奋勇来炸大炮，结果，丢了枪，受了伤，连大炮影儿也没见到！”包春时越想越委屈，他不知道应该怪罪谁，也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知道，伤得很厉害，他不敢摸，只觉得血痂粘住了裤管，温温的血还在向外涌，淌在身下的干草上。疼，他能忍。十岁那一年，他到山崖上摘杨桃，摔下来，痛得昏过去。后来，还不是自己一瘸一拐地走回家。这次伤得不一般，凭直觉，准是骨头断了，可他不会包扎。
“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这便是林彪的处世格言。做人，也许应该像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说：“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
但是，他又很自卑。参军之后几乎没有一点出色的表现，他气恼自己干了不少蠢事。在古界岭战斗中，他开枪打倒了一个敌人，正想去缴他的枪，却没有想到那个黑大个一下蹦起来，反而把他扑倒了，要不是班长冲上来，他准得见阎王。无名高地之战，就更丢脸，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慌了神。
彭德怀上书，使毛泽东经过许多天的反复考虑。这种夜夜失眠的思索，其痛苦之深超过了秋收起义的失败和宁都会议的解职。这绝不是胸怀狭窄到听不得批评意见，也不是万言书中有哪些言过其实，而是考虑到彭的万言书所引起的后果。这个后果，很可能严重到不堪想象的可怕程度。因为它正好给帝国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提供了“武器”，后来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并不是偶然的、随意说说的！
他弄不准敌人为什么没有搜到他，糊里糊涂地躺了一会儿，咒骂自己是个笨蛋。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新兵蛋子；在自己心里，他却觉得应该比那些笨里笨气的老战士更为机灵，更具有战士的品格。他从六岁起，就跟爸爸上山打柴，打猎，种香菇，破毛竹，后来还跟爸爸学习《庄家杂字》：“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他天天跟山打交道，涉艰历险如走平地。如果部队开展爬山越野赛，他有信心拿到前三名。从于都河到湘江，全连没摔跟头的只有四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他。这是他的骄傲。
当毛泽东感到自己的威望在国际国内都受到挑战时，彭德怀再来这么一下子，很可能把他从马、恩、列、斯、毛的世界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推落下来，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推波助澜中，万言书（这在平时算不了什么）在这种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就有了摧毁性的威力！林彪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了一句既深刻又浅显的、四不像却很像的、绝妙的话：“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逞英雄。”
战士包春时的枪没有打响，就被击倒了，沿着一条雨淋沟翻滚下去。他只觉得右腿刀剜似地疼，枪在向下翻跌时丢了，身上还有四颗手榴弹。以他参军四个月的经验判断：他的组长（三班长）和另外一个战士，在他向下跌滚时，与敌人展开过极为短促的格斗，牺牲了。
如果把1934年的林彪、1959年的林彪、1971年的林彪，这三个人生旅途中的坐标孤立地提取出来，历史的变迁和心灵的蜕变，就显得不可思议，如果沿着他走过的每步脚印去寻觅他的追求，去审视客观力量对他的推动，从这一端到另一端不管它是多么曲折回环，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他是违心还是自愿，它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时间，是心灵蜕变的温床；时势，是他浮沉的漩涡，他无力抗拒……
林彪判断对了，那炫目的闪电、震耳的雷声是炸炮小组的杰作。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炸炮小组的意料。这个小组也跟那几个偷袭小组一样，由于地形不熟，敌多我少，敌藏我显，失败了。炸炮小组遭到了敌人的埋伏。这一点林彪又判断对了，敌方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官，他提防着红军的夜袭。
夜，降临了。
二 小计划成功
林彪站在军团指挥部的掩体边，观察着夜战的进行。硝烟无法遮蔽透明的天体，亿万星座按照它的轨迹永无休止地运行。它也不是自由的，不能离开轨道一秒钟，也不能停留一秒钟；它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从新生到毁灭，也不过几千亿几万亿年的瞬间，多么单调，多么枯燥，多么孤寂，多么冷漠，多么神奇。一时间林彪觉得自己离开喧嚣的尘世已经很远，“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林彪二十四岁指挥他的一军团时，并不感到吃力。只觉得比他当团长、军长时，更加得心应手。就像一个游泳者，在深水里比在浅水里更省力，更能发挥技艺。他相信“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也相信“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格言。他并不显得少年气盛趾高气扬。他的特点在于有一种成熟得近乎冷酷的理智，这是政治家、权谋家所需要的一种素质。他跟容易发怒的李德、容易冲动的博古不同，他与彭德怀的粗豪爽直的性格截然相反，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很少展露他唯我独尊的锋芒，也很少流露他顽强的自我意识。他只相信自己目光所见，他只相信自己头脑的思考，他只追求自己为自己规定的目标。他是一个有绝对主见的人，很难说这是长还是短。但他不是万能的，人生注定谁也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时势的风暴既可以把他推向荣耀的巅峰，也可以把他卷进罪恶的深渊。
敌人阵地上倏忽间闪出一团火光，而后传来连续的炸响。林彪又回到现实中，那就是包春时炸敌方大炮的火光。
要自由地发挥军事天才，苏沃洛夫、库图佐夫都不行，他们还是受到那些昏庸的当朝显贵们的制约，唯有拿破仑，他才是真正独立自主的统帅！林彪生性沉静而含蓄，几乎从不展露自己的心胸。他几乎没有披肝沥胆的亲朋好友。孤独，是他的外在表现，也是工于心计的内在特征。这种孤独，有时让人望而却步，给人一种阴沉感。但他的眼睛是锐利的，头脑是清醒的，思维是深刻的。他能够审时度势。他懂得时势造英雄的道理，没有深山难出虎豹，没有大海难养蛟龙。
随从人员都在他身边，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却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都知道他谋虑深沉。对于决策，他很少跟别人商讨，绝对地相信自己。
林彪对自己的部队充满信心。他知道他年轻，但他相信有志不在年高。此时，他望着激战的阵地，沉思默想。他想：如果由他来统帅这支大军。绝不会搞得如此乱糟。他想：如果，我眼前不是一万五千人，而是一百五十万人，我就可以像拿破仑一样纵横天下了！他，作为一个军团长，仍然感到极大的不自由的痛苦，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指挥战斗，他觉得他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冷了，回指挥所烤火去！”林彪平静得像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不动声色，说得轻微而又随便。林彪似乎谁也不看，裹裹披风，绕出堑壕，径自向前走去。一军团——大军西征开路先锋的重任，在这个年轻人瘦弱的肩上，竟然显不出分量。
“如果我的手脚能够自由伸展的话，”林彪想道，“我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打垮他们……”他放下望远镜，坐在一块岩石上。几发炮弹落在他身后五十米的地方。他袭击敌人的计划是在几分钟之内形成的。如果就在这个晚上，他用少数部队坚守阵地，就像用一只左手揪住敌人的前襟，尔后把主要力量绕向敌后，用右拳去猛击敌人的脑袋……但是，不能，因为部队的任务不是在运动中去歼敌，而是坚守阵地，保障渡口。他对此深感遗憾。
那时候，他并不给人以逃兵、怕死鬼、临阵脱逃的印象，不然，1928年春天，耒阳战斗时还是一个一营二连连长的林彪，两年后一下成为红四军军长，三年后成为一军团军团长的破格擢升，就有点不合逻辑了。阴谋家的种子，需要有生根发芽、伸枝展叶、开花结果的土壤和气候。人和历史条件密不可分，人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林彪是一个需要千剖万解的人物。那段历史也是值得千剖万解的历史。什么树上结什么果。
林彪转身走向更高的山崖。十几名参谋人员、警卫人员和医生跟随着他。他自行其是，并不跟任何人商量。他要看清敌人更大的纵深，判断敌人攻击的后续力，以便决定投入多少预备队的力量。第一线的激战反衬出敌人后方的平静。这种“静”使人莫测高深，它隐藏着诡诈和危险，它会猝发出撼天动地的惊雷。敌方的许多师团长，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在北伐战场上，也都有过赫赫战绩。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分道扬镳，成为仇雠。但并不因为他们是反动军人，就成了懦夫和笨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也打得英勇顽强吗？他们的成败，不在某个人的才能大小、品格优劣，而是整个阶级的腐朽还是新生。
在古往今来的人生舞台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无论善恶、是非、尊卑、贵贱，都是七情六欲皆俱的活生生的人。假象也许并不都在台前，真容也许并不都在幕后。
在二百米之外的山坡上，他把眼前的战斗抽象化了。那不是一军团和湘军的拼杀，而是阶级与阶级的大冲突，是两种力量的生死决战。此时，虽然进入冬令，南方的山林却满目秋色，木叶纷纷，一派肃杀之气。他想起曹操北伐乌桓，路过碣石山时留下的千古不灭的名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眼前正是那种冲锋和反冲锋的“洪波”。
林彪回到野战指挥所。这是窝在山坳里的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村。他向值班人员询问了一下情况，看了中革军委发来的几份电报，他预计还要浴血战斗一天。他不埋怨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迟迟不能渡江给部队带来的重大伤亡。他知道埋怨是没有用的。
十五分钟的炮火急袭终于停止了，林彪的望远镜里看到了黄色的浪涛。“足有两个营！”他思忖着，密切注视着敌人即将发起的集团冲锋，“何健拼命了，刘建绪准备孤注一掷……他们把四个师十六个团，全部压到一军团的阵地上……但我不能再退了，必须顶住……”望远镜里的战斗场景，引他想到的不是战争多么残酷（那是明摆着的），而是一种撼天动地的雄浑之感。他看到了人类原始的野性乃至兽性的复归。蛮荒、狞厉之气，使他想到原始部落的斗争。
林彪也重视战斗动员，但他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曾翻阅过拿破仑对士兵的演说，而且受过感动。那位法国皇帝于1796年4月28日在蒙特诺特战役中是这样讲的：
在烟雾上空，却是12月1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五）的明亮的阳光，它以锐不可当之势，把扇形的光针刺入烟雾的软蓬蓬的躯体，而烟雾却像神话中的恶魔在愤怒地翻滚、挣扎、反击，它用喷射的沙石烂泥去抵御斜射下来的光柱的锋镝。浓烟和阳光融混在一起，化成立体的色彩奇异的战云。大地在呻吟，山林在喘息。林彪面对这种景象，一时竟忘了这是人与人的搏斗还是大自然的互相绞杀。
士兵们：你们在十五天内赢得了六次胜利！……在此之前，你们为那些不毛之山而战，并在那些山岩上留下了你们的荣誉。……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得自己操心。你们没有大炮打了胜仗，没有桥梁能够过河，没有鞋穿能够急行军，你们休息时没有酒喝，甚至常常没有粮食吃，只有共和国的军队，只有自由的战士才能够忍受你们所忍受的一切。……士兵们，为此应当感谢你们，有功必赏的祖国正以自己的繁荣昌盛来感谢你们……
浓重的焦烟味和血腥气，饱含着滚烫的水汽，从血污泥泞的黑岩石中升腾弥散，直扑到几里之外。林彪感到窒息，TNT呛人的苦辣味，使他连连喷嚏、咳嗽不止。战神用它烧红的犁铧插进山丘的深层，要把阵地耕遍，播下死亡的种子。一切都淹没在浓烟烈火之中，爆炸的火光不断撕裂着黑色的雾障。
这些极富感情色彩和煽动性的演说，曾燃起士兵们如火的战斗热情。林彪的战斗动员却只用一句包容万象的话：
在北伐时，他就善于争取主动。他以一个见习排长的身份，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竟敢抓住战机，超前抢占了敌方的浮桥。叶挺借此因势利导，提前发动了进攻，奇兵突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他也因胆识过人越级升为连长。林彪关心的是战斗胜利而不是牺牲多少人，他喜欢大笔挥洒。十几年后，号称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时，他才觉得稍稍伸展了手脚。
“用电话告诉各师、团指战员们，要记住我们是红军一军团！”
林彪喜欢这样的硬仗。他在叶挺团里当见习排长后来升为连长时，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下，就是在硬仗中拼杀出来的。对于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已是见惯不惊。他不断地投入兵力，犹如向战争之炉中投入干柴，绝不悲天悯人。在战场上他是纯理性的，静如止水，从不感情冲动。绝不因巨大胜利而趾高气扬，也不因伤亡惨重而痛心如焚。他知道牺牲是胜利的必然代价，惋惜是妇孺之仁。他对敌人，从不蔑视，轻视对手就是轻视自己，只有巨人对巨人之战，才会如此惊心动魄。
他知道这个口号会唤起全体指战员的什么样的感情。因为他自己说这句话时，内心里总是升腾起一种慷慨悲壮的自豪感。只是这种情绪却被他冷凝的声调掩盖了。
林彪根据火线损失惨重之报告，命令继续投入部队。又是巨浪与巨浪的互相冲击，相撞、陡立、粉碎，落下，又涌起。尔后就是敌我交错在一起。黄色的怒涛和灰色的怒涛在一起翻卷。
林彪盖着军毯蜷缩着，在司令部的嘈杂声中睡下了，瘦小得像个孩子。这种战场的嘈杂，电话铃声，喊叫声，奔跑声，并不很远的枪炮声，是战地指挥员的催眠曲。他并没有立即入眠，白天，望远镜里惨烈的景象，在他脑幕上翻卷不去。人的生命是多么顽强，又是多么脆弱；是多么珍贵，又是多么轻贱。他们是为了活得更好，浴血苦斗，历尽艰辛。死得那么壮烈，像大地深处的惊雷；死得又那么容易，像树上落下一片枯叶，无声无息。
敌军占领了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尖峰岭红军第一道阻击阵地后，攻势更加猛烈。林彪的望远镜里又出现了昨天的决斗场景：那是千篇一律而又绝不相同的搏杀，冲锋、反冲锋。燃烧的阵地上，飞溅着泥尘、沙石、碎尸、血肉。他感受到气浪的灼热。
这个蜷缩在军毯里枕着枪炮声微睡的人，他有多少功，又有多少罪？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迈到万米高空，又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以致粉身碎骨的？
晚夜一军团一师、二师都退到第二道阻击阵地。
罗曼·罗兰说，生活有两种：一种是燃烧；一种是腐烂。
一 打硬仗
林彪的结局，画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句号；叛逃，也画了个沉重巨大的问号：是什么样可怕的外力与自身的思虑，促使他采取了如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