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伤痕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从右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回想1928年6月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还不满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态度是盲从与思考。
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那满含委屈悄然离开会场的背影，心中不由涌起一阵酸楚：“以正确屈从错误，该有多么痛苦！”
党，毕竟很年轻！那时的周恩来刚满二十九岁。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斗又算得了什么呢？
红军的每一个挫折，周恩来都感到自己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这种不贪功不诿过的品格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自责和痛苦。周恩来的应变若定和临敌不惊的非凡静气，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约，使他的才智无法发挥，使他的主张无法推行。他必须执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须代人受过，一种无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潜意识中漫漶开来。
十一月会议，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冷酷的现实又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期待。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涨。
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的，在反对敌人的围剿中成长为一支劲旅。在这次战略转移中，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顽强地抗击着优势敌人的尾追。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打边走，极为艰苦。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走在最后。这时，他们还在百里之外。伤亡惨重。
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疑状态，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他深知权力这把双刃剑，在用之不当时，既伤害革命也伤害自己。他甘愿把重大决策的重担，让给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坚定性的人去承担，而他在从属中去弥补有可能造成的损伤。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光荣；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五军团，是周恩来最担心的一支部队，因为殿后是最危险的任务。此时，他想起古代战场上一个勇敢而谦逊的将领的故事。在战斗中他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阻挡着强大的追敌，当他保卫了全军安全进入国门时，则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先驱者的探索是多么艰难，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各自带着理论与实践的局限。他们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提到这些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们面前是没有前人涉足过的深山老林、远古洪荒。在历史没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务都隐在云里雾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出现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数中，也不允许你从容地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人生，总是“觉今是而昨非”。
“变被动为主动不但需要条件，而且也需要时间……”朱德微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平稳沉着，不露任何激动，却具有镇定人心的力量。他对于不能改变的事物，既不勉强，也不抱怨，“我看局势并不过分严重，目前，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红章纵队正在渡江，当然，八军团本来都是新兵，战斗力有限。一、三军团，可以顶住湘桂两敌，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红五军团，正在文市附近与追敌苦战……”这话并没有给周恩来带来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虑不安。他站起来，走近窗口，手扶落满灰尘的窗台，谛听着远方的枪炮声。
一想到血的代价，周恩来那微蹙的眉心，过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疲惫的肩胛，处处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呈现出来：“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斯大林接见他时，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说给他的，“要研究军事！”
“不必请他们了，态势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的，除了坚决战斗之外别无他法……”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像自己回答自己，“的确很被动。”
那时，他在莫斯科研究了俄国战争史。
“他们说等你来司令部之后再研究，他们休息了，要不要去……”
苏沃洛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的坎坷经历，他的指挥艺术，他的勇敢精神，给周恩来很深的印象。从这次西征，他想到了1799年苏沃洛夫对瑞士的远征。
“博古和顾问的意见呢？”
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断重复。周恩来是个温情的人，许多外国学者把他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管这个评价是否精当，苏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确是深深地感动过他：
朱德用最简练的语言，概述了两军态势。
您的画笔能够绘出我的容貌——因为它显而易见，可我内心的奥秘却从未公之于世人面前。那么，让我告诉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爱，毕生未给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处任何人死刑；任何一只小虫都未在我手下惨遭厄运。我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不论是时来运转，还是时乖运蹇，我都冀望于上帝，并且从未迷惘动摇。
“那就边吃边谈……”
是的，苏沃洛夫把战争的残杀归之为不得已而为之，把一切个人休戚荣辱冀望于上帝，而周恩来的上帝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没有那么紧急，你先吃完红薯，等玉米糊温热了，吃完再谈……”
“恩来，我看你太累了，这里留个作战参谋值班就行了！”朱德凄然地说，“战争，总是很残酷的！”
那是柏林一个微雨的秋夜，他们两人面前，摆着两杯温热的咖啡……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湎很久，他俯视着桌上标示着双方态势的地图：“总司令，你谈谈参谋部的会议情况吧！”
周恩来从窗边转过身来，一阵突然袭至的疲惫与昏眩使他摇然欲倾，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急忙走到桌边，伏案暂息。这时候绝对不能病倒！他假寐了一会儿，思路又转向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地图上虽然插着标志，但三十四师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在极端频繁的变动中，地图很容易画得混乱不堪，刚刚画上占领马上又变成放弃！经常的涂改会把地图毁掉！三十四师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陈树湘，一个是一○一团的参谋长万世松。
周恩来到达界首时，朱德正坐在司令部里等他。他喝着朱德推给他的一茶缸子温开水，吃着煨在热火灰里的红薯，心头涌起一种柔情：“司令部里并没有重要的大事等我决策，总司令催我过江，不过是有意让我早来界首，以免过分劳累和离开危险突起的渡口。”想到这里，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布满红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遐想之翼立即在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
那是因为他来苏区后处理的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案件。万世松在养伤期间，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方丽珠。他们同居了三天，被人揭发。可是人们的同情却在万世松和方丽珠一边。这是纪律与感情的矛盾。合理不一定合法。
二 “的确很被动”
军团长董振堂认为军法难容，报告军委执行枪决。方丽珠要求将她一齐枪毙，因为她坚持责任在她身上！
周恩来伫立渡口，注视着毛泽东穿着长袍的微躬的背影，从容不迫悠悠然地消失在涌上浮桥的人流中。毛泽东和王稼祥过江不久，周恩来正要带人转向屏山渡方向去的时候，朱德派参谋来向他报告说：前线局势十分严峻。一军团非常吃紧，米花山防线已被突破，美女梳头岭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有被敌人利用夜间迂回包围的可能。总司令必须到前线去，要周恩来火速过江，主持司令部工作，统一指挥全局。
陈树湘不愿丧失这个既是下级又是密友的团参谋长，便暗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为万世松开脱的信。周恩来作为红军的总政委，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个案件。他主张给万世松以降职处分，下放连队当连长。之后，万世松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又颇具军事才能，在西征路上他代替了牺牲的二营营长。
“走吧！”毛泽东向渡口挥了挥手，偕同王稼祥和随从人员踏上了浮桥。
“自古人生谁满愿？”恐怕一个也没有，这便是人生的真谛。周恩来曾经听过方丽珠的申诉，他心里说：“你们是无罪的！”嘴上却只能说：“处分是必要的！”
周恩来也想说什么，但也找不到话，只是叹了口气。
大军将行，方丽珠要求随军，愿做一名女扮男装的炊事员或是挑夫。她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周恩来也许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与仁爱，如果当成褒义词的话，应该加在他身上。在后来的年月里，他收容抚养过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护过多少身陷冤狱的干部？
王稼祥本来想找什么话来宽慰周恩来，急切里却没有找到，反而慨叹了一声：“这两个军团的损失太惨重了。”
这种仁爱之心，曾受到项英强烈的指责。在项英看来：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拼搏中，只有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革命者的党性！几十年后，在“四人帮”批中国“大儒”的时候，矛头就是对着他。
“我一直担心八军团和五军团，我要等等他们的消息。”
西奥德·怀特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他曾说：“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但过了若干年后，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周恩来的双重性格、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来描写：周恩来“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行动方针而行事——他就是这样行动的。然而，他还是具有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情不自禁的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斯文礼貌的本领”。
毛泽东不无关切地说：“恩来，你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在理查德·尼克松看来，周恩来的个性既然兼有儒家风度个人品质和列宁主义革命家那种无情的政治本能，那么他就对担任这种政治角色再合适不过。就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造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恩来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或者两种角色。
“不，我还要到其他几个渡口看看，渡江工作组织得不好，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代价。”一个善于引咎自责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一个新闻记者访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恩来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咱们一起过江吧，”毛泽东望着周恩来带有几分病态的脸，“天快黑了。”
周恩来喝着重新温热的玉米糊糊，顿觉精力充盈，但愿刚才的昏眩是由于饥饿而不是疾病的前兆。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他跟工人、农民一起喝玉米糊糊时，就提到过湘江边上喝的这一碗。
“这非常重要。”周恩来用接受指示的口吻说出这五个字。这里面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奇特的心理过程。
三 “向着火线上去”
毛泽东用深不可测的目光望着界首：“界首是个大村镇，要指令部队尽一切可能筹粮筹款……”
周恩来的精力重新振作起来，全神贯注地审视着军用地图：
“这是军事指导思想问题。世上岔路千万条，达到目的的只有一条，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正路！”王稼祥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体谅，“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困难的，往往是痛苦的。”
“总司令，我想，湘江一战，兵力上损失很大，对士气也是一个严重挫折，目前军心容易涣散，加强部队思想工作，很有必要！”
“这是计划不周。”周恩来语音里荡漾着一种愧疚，还有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
“我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渡过湘江，本身就是一个胜利。”朱德一心安慰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对周恩来向来是一往情深，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很少公开展露。这是一种敦厚的情操。“蒋介石是决心把我们消灭在湘江东岸，他的企图没有得逞。我们损失的部队，从数字上看虽然很大，但大都是‘猛烈扩红’动员来的新兵，还有一部分是挑夫。我们的主力部队战斗力仍然很强，关键是找一个休整的机会，进行人力物力的补充……必须让全体指战员明白这一点……”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叫磨破了脚才想起来脱鞋倒沙子！”
朱德的这些话，的确给周恩来很大安慰，一时间使他感到自我谴责有些过分了。他端详着总司令那张诚实质朴的老农民式的脸，但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山崩地裂、不动声色的奇妙风采。“是的，八军团的番号可以取消，把剩余部队补充到几个主力兵团去……轻装轻装就是轻不下来，这下可好，不轻也得轻了！”
“带得越久越舍不得丢！”王稼祥也从担架上下来，他想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步行过桥，“农民……农民意识太强！”
“全部用新兵组建兵团，这是一个失策。八军团的溃散，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只有在周恩来面前，朱德才这样坦诚地批评“最高三人团”决策的失误。
“这的确是个深刻的教训，最初的估计错了，虽然已经下了几次命令要轻装，可就是减不下来！”
周恩来默然。这使他想起他与李德、博古的争论。
“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哪能快得了？”
那时，他曾主张把新兵充实到一、三、五、九兵团去，以老带新，新兵就会很快成长为战斗力。博古却觉得增加一个新兵团，声势上五个兵团总比四个兵团大！当时，李德还开了个有趣的玩笑：“苹果虽然一样多，装成五个袋子总比四个袋子多一个。”实战证明了，这是博古不懂军事法则所表现出的“幼稚”。
“实在拖不动！”
周恩来是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他绝不指责博古提出如此主张，却谴责自己没有坚决反对。“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教训！”周恩来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责任。
“应该及早轻装开进，”毛泽东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我们往往忘了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朱德知道，周恩来总是把别人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这使他分外难受。急忙把话题岔开：“关于加强思想工作，你是不是起草一个指示性的电文？我想，博古和顾问是会同意的。”朱德缓缓地站了起来，“我想到一军团去看看。”
“应该说非常严重。”周恩来声调黯然，流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错误诿卸在博古、李德身上，“一、三军团打得很苦，伤亡很大，总司令刚才过去了，正在界首指挥部指挥。因为中央纵队行动太缓慢，我们贻误了战机！”
“不，你是总司令，不能老到第一线去，这里需要你。”周恩来声调诚挚而含恳求，他很清楚，朱德绝不是心胸狭隘的人，却总是不想参与“最高三人团”的决策。战地亲临，固然是他的战斗作风，但也不排除是他回避参与决策的方法，以免在严酷多变的政治路线斗争中有所僭越。“那好，你起草电文我休息。”
“整个情况如何？”毛泽东问得很随便，像个局外人。
不知为什么，朱德此时此刻不想离开周恩来，总想为他分担些什么。警卫人员却坚持要他到早已为他备好的屋子里睡。他拍拍警卫员的肩头：“你是个傻瓜蛋，冬天睡觉最好的地方不是空洞洞的房间，而是跟炊事兵在锅灶前的草窝里通腿，越挤越暖和。”警卫人员只好把军毯拿来。朱德便挤在司令部值班人员的草铺上，自得其乐地向警卫人员挤挤眼：“你看，值班参谋们不用起床就能找到总司令，真是两全其美！”说完，把军毯向身上一蒙，睡了。
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十分微妙的感情作用，谁也难以说清。
周恩来伏案书写命令。写完之后，准备送给博古、李德审阅后发出。他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是凌晨两点钟。他觉得这样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文电，没有必要用中央名义发出，因而也没有必要给博古、李德看。他准备用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发出，他是中央局书记，又是红军总政委，朱德是中央军革委主席，由他们两人签署就行了。他迟疑了一会儿，由于事关重大紧急，不得不把已经睡熟的总司令推醒。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不管在中央军委时期还是苏区中央局时期，别人，甚至比毛泽东地位低的人是很少叫主席的，一般都是称毛委员，或是老毛、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而“四老”[1]则叫他润之！周恩来除了会上叫泽东同志外，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叫主席！这种尊敬有加的称呼给人某种疏远感。
朱德阅后，令机要科立即发出：
周恩来急忙迎上去：“主席！身体怎么样？趁天还亮着快过浮桥！”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周恩来把徐特立扶上摇摇摆摆的浮桥，回头看到了毛泽东。他头发纷披，颊骨耸起，迎面落日的余晖，给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染上淡淡的红晕。他大步向江边走着，身后是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
中央局
“当然，当然，”周恩来面对这种深情，竟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情的话来。他一把挽起徐特立的左臂，“趁敌机刚刚过去，赶快过江！”
军委
两人相视而笑。徐特立戛然止住笑声：“恩来，你不能只关心别人，我看你的气色还不如我哩。我记得有首诗是怎么说的来，‘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要善自珍重哟。”
总政
“那就改成‘刑天舞干戚’吧！”
待机要秘书取走电文后，周恩来对朱德说，他要去布置一下筹粮筹款工作。
“我们本身就是一匹马嘛，当然，你是神骏，我是老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嘛。……我把你的佳句改两个字：‘有马不骑万里行’，你把我的红缨比成拐杖我可不赞成。”
“这个工作已经布置过了！”朱德说，“我刚才睡了半个小时，不想睡了，你就在那里……”朱德指着他睡过的地方，“躺一会儿吧。”
“徐老，有马不骑拄杖行，身体吃得消吗？”周恩来关切地开着玩笑。
“不，我不想睡，有红薯和玉米糊撑着呢。只是两眼有点酸胀。”周恩来用手揉着眼睛。一时间，他们两人相对无言。周恩来双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支着下巴，又在假寐。
周恩来想关照这个骡夫，但他看到徐特立过来了，手里拄着一杆藤质的轻便而有弹性的红缨枪。
周恩来的一生，即便从历史角度来衡量，也是非同寻常的。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他的眼力究竟能看多远？他对人类生活的复杂观察与理解得多深？也许，此时此刻他正用他的敏锐的目光，在人生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发现绕过那个足以使革命之船沉没的暗礁？现在，这颗心正为目前的损失备受煎熬。他又想起南昌起义的失败过程。
周恩来正欲派警卫人员去抢救那个战士。没想到那件神奇的棕蓑竟从硝烟中鬼怪似地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拉着驮骡向渡口直奔而去。
那时……这时，他的痛苦，他的忧虑，他的伤感，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中隐藏极深，几乎无人察觉，只有具有忠厚、诚笃、善良长者之风的朱德，由于他们在柏林时曾有的一段特殊机缘，才能从他沉郁的声音里听出内心的痛苦，从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扣而微微颤抖的偶然失控中，探知他的忧心如焚！有时，在他朗声大笑之后，内心却因在左右为难中扭曲自己而低泣！当朱德看到他伏案起草电文时那越来越瘦弱的背影时，心里忽然触动某种深藏的感情，产生出无限怜惜：
大地在重磅炸弹猛烈的冲撞下抖动了一下，立即升腾起黑色的烟尘，相伴而来的是沉雷般的隆隆声。一股带着火药臭味的热浪扑向陡崖。这时，周恩来看到那匹骡马和披着棕蓑的驭手被埋葬在烟尘中！
他才是真正的忍辱负重的人啊！他做了多少违心违愿的事？他替别人承担了多少罪责？他为什么总是委屈自己的心？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蜀国宰相的誓言不正是周恩来的墓志铭吗？
一匹骡马挣脱了驭手的束缚，向江边狂奔，一个披着蓑衣的驭手跳起来追赶。
“恩来！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咱们在德国初次见面的事吗？”
第一架飞机向渡口俯冲下来，又升上去，第二架又俯冲下来。几个黑点带着尖利的哨音呼啸而来。
“怎么不记得？那是1922年的10月22日……”周恩来仰起脸来，他惊人的记忆力，常使见过一面的人纳罕，“你是先到法国马赛，而后到柏林的吧！”
现在这个飞贼，挺着两个涂有圆徽的铁翅向他俯冲而来，昔日并肩战斗的同志，今日变成互相残杀的仇敌，历史走过了一段多么弯曲的历程？
十二年后的一切还如此清晰，很使朱德感动：“我就是专程去找你的。你记得那天，你唱《马赛曲》，虽然我还听不清词，可是，真叫人热血沸腾。现在，我真想听你唱，还和当年一样……”
他清晰地看到，战斗轰炸机的透明的凸窗里，那个戴着飞行盔的凶手。飞机黑色的机翼上，青天白日的圆徽使他感慨万千。在黄埔军校时，他就熟悉这个圆徽了！那时，他的军帽上也是这个圆徽，在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去东征陈炯明！
“那么，你还是跟我唱？”
周恩来看到部队都在原地卧倒后，他才蹲在陡崖下，观察着直冲而下的敌机。飞机在他眼前变大了，嘶啸声越来越响，机身把空气冲压下来，让人难受。
“不，我只能是跟着你哼。”
警卫人员把周恩来推拥到一处陡崖下，只要蹲下去，就可以躲开敌机的扫射。
周恩来的眼睛里忽然泪花莹转，这个提议包含了多么复杂深沉的感情啊。他多么感谢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的良苦用心，像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方法宽慰他那悲苦的心。他果然像上台演出似地引吭低唱：
“卧倒——！”防空指挥员下着命令。而周恩来却不卧倒。
我祖国之骄子，趋赴戎行！
四架敌机从北方的云朵里进入湘江上空。有些人好奇地望着它们，似是望着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的纸鹞。
今日何日，日月重光！
“注意空袭！注意隐蔽！”他提醒着，而自己却不隐蔽。
暴政与我敌，血旗已高扬，
周恩来组织中央纵队迅速过江。他怀着一种束手无策的恼怒和自咎的感情，注视着敌机在沿江渡口狂轰滥炸和扫射那些毫无防护的机关人员！
君不闻四野败兵呼噪急，
周恩来正像朱德对他的观察那样，的确感到无限的倦意。他在渡口边的一块光秃的土丘边坐了下来。警卫员急忙给他垫上灰色的军毯。自从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在振奋之余，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和不安。
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朱德知道，临时指挥部必须立即设置。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时候，指挥绝对不能中断！
我国民，秣尔马、厉尔兵、
他回眸东望，无限焦虑。
整尔行伍，冒死进行
“不，”周恩来沉声说，“董老、林老、徐老、谢老都还没有过来，毛泽东同志也还都在后边……你放心，我随中央纵队过江！”
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
“我们一齐过不好吗？”朱德提议说，“这里可以留别人来指挥……”朱德觉得组织渡江，纯属行政事务，不需领导者亲自指挥。他不安地端详着周恩来的脸。几天来，这张英俊的脸显然变瘦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有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蓬乱的胡须上沾满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外貌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深邃的目光里还流溢出一种潜忧。
……
站在湘江东岸指挥渡江的周恩来，舒了一口气。他刚刚把博古、李德送过去，又和朱德握别。他告诉他们，迅即赶到界首，组织指挥各军团，全力堵截蜂拥而至的敌军以保证渡口的安全，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两人陶醉在这悲愤雄壮的歌声里。这歌，涤荡着烦恼，使他们心中迸发出一种为革命事业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
敌机的狂轰滥炸，低空扫射，已经随着落日含山沉寂了。渡口重又喧腾起来。
在中央苏区期间，周恩来能够推心置腹袒露内心苦恼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朱德。他跟陈毅也可以深谈，但这种机会很少。只是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陈毅因伤情必须手术，他才跟贺诚一起去看望他。两人久久地握别，在行色匆匆、周围都是医护人员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倾诉衷肠！
一 “我们贻误了战机”
[1] 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德高望重，被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除何叔衡留在苏区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