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如期而至，每一天、每一晚树都在发光，直到我睡觉前拔掉插头。我知道真的没必要把灯关掉，LED灯不怎么发热，但安全归安全，习惯归习惯，而且无论如何，不让一棵树拥有黑暗似乎是错误的。有时，拔掉插头后，我会站在边上看它，漆黑的房间盈满沉默与黑暗，唯一的光源就是树后的电子小蜡烛，照亮窗户上的“和平”字样。蜡烛的光线穿透树枝和针叶，在天花板上投下微弱、盘根错节的影子。黑暗中，树散发出可爱的气味。
树看起来真不错，一棵当之无愧的圣诞树，只是LED灯对它而言真的太亮了。灯很小，但很狂暴。老式的磨砂灯对这棵树来说又太大，但那些灯其实更适合它，光线柔和漫射，可以藏于枝丫间。有些LED灯的颜色真的很难看，最糟糕的就是一惊一乍的洋红色。洋红色和圣诞节或其他物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所有洋红色和机场跑道蓝色的灯都拿下来，换成绿色、红色和金色，但灯串自带五种颜色，似乎不售卖替换灯，你必须得买一整串新灯带，而新灯带当然会有同样的五种颜色。我用纸巾做了一些小管子，把它们套在瞪大眼的小灯泡上，不过效果不明显，看起来还有点劣质。但我还是把它们留在了上面。
圣诞节过去，新年来临。过了元旦，我说我们得把树拆掉，于是就拆了。我希望在取下灯串与饰物后能再多留它一天。我实在是太喜欢没有任何装饰的树了。我不想失去房间里那不言不语的存在，它甚至都还没开始掉针叶。但阿提克斯不是那种喜欢折中的人。他把树带到花园里，做了必须做的事。
我们把灯挂在树上，把尾巴像老鼠一样的老旧金鸟放在树顶。那些小小的金色玻璃蜗牛壳饰品是1954年时为了那棵半米高的圣诞树在巴黎买的，整整一打，还有一打金色的玻璃胡桃——一颗放在左边，然后放九个蜗牛壳，其中一个脆弱如纸的壳上还有个洞——继续装饰最上面的树枝，因为胡桃很小，没什么重量，放在那里可以看到。大一点的玻璃球往下放，有些实在太旧，有了裂纹，磨成了半透明状。越大的装饰物就得放得越低，这是生活里的规则。小野兽们，老虎、狮子、猫咪、大象，用绳圈挂住，垂在树枝上；小鸟们用不牢固的钢丝爪子牢牢抓住树枝，端坐其上。时不时就会有只鸟松动，被我们看到时倒挂在树枝下方，那就得重新复位。
他告诉过我，每当他父亲要杀掉亲手饲养了一整年的猪时，就会雇别人来动手，自己则离开家，在香肠做好前不会回来。但阿提克斯会亲自上阵。
我们的挪威访客稍微有点向屋里倾斜，我们没法用固定在底座上的螺丝钉让它完全横平竖直，不过压根儿没人能从侧面看到它，它立在写字台和书架之间，所以我们不太担心。它特别对称，没有被绿篱修剪机剪掉半边的树枝尖，很多树都会被这样修剪。显然它是专门用来卖的树。我在它身上看到的森林，它却从未身处其中。它很可能是种在离胡德山不远的某个斜坡上，和其他成百上千棵年轻冷杉一起排成一列，是我们的农田上最为沉闷的景象之一，几乎和砍伐一空的林区一样被扼杀了灵魂。这往往是小农户被农业综合企业排挤而放弃种植作物，或非农业者为了减免税收而申请种树的标志。我们的树尚不知晓森林为何物，但它依然是一棵林木。它熟悉雨水、阳光、冰雪、风暴，熟悉所有的天气、所有的风，毫无疑问，它也见过白昼里的一些鸟儿，还有深夜里的星星。
毕竟，这棵树本就已经切断了根部，它和我们共度的时光不过是缓慢的死亡。一棵真正的圣诞树、一棵被砍下的树，就是一种仪式性的牺牲。最好不要否认这一事实，要接受并思考它。
今天早上我们把圣诞树拆了下来。那是一棵很漂亮的小冷杉，一米或一米二左右高，乔氏超市旁边那家花店的女士说它是一棵桌面树，我们就是在那里买的。我们把它放在客厅角窗下的木头箱上，我坚信圣诞树要能从窗外看到，也得能看到外面。严格来说，我不认为树能看见，但它或许能意识到光明与黑暗、室内与室外。不管怎么看，它都与高远的天空相映成趣，透过树枝看出去，视野棒极了。在进行装饰前，它就立在那儿，结实、质朴的深绿色，一个复杂的高等生物，是房间里非常醒目的存在。之前拥有人造树时，它的毫无存在感让我意识到我对活树的感觉，不仅仅是对壮观、庞大、高耸的圣诞树的感觉（我小时候，以及我的孩子们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圣诞树），小一点的树也是一样——它在房间里的存在感和人或动物一样强。一种静止的存在，一言不发，但就在那里。或许是个来自挪威的沉默访客。不会说英语，毫无要求，除了每隔几天喝点水外什么也不需要。令人平静，赏心悦目。它体内贮存着黑暗，属于森林的黑暗，就在那平静、笃定、毫不费力向外延伸的绿色手臂之中。
他为我留下了一些黑色的树枝，放在前厅的水碗里。等树枝干透以后，就能成为很好的柴火。也许下个圣诞节就能用上了。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