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蛋杯通常是沙漏状的，一端的凹槽或碗大于另一端。小的那端刚好可以放下鸡蛋。你可以用这一边从蛋壳里挖蛋吃，但大多数美国人会取出蛋，翻转蛋杯，敲开鸡蛋，倒进大一点的碗里，搅拌然后吃掉。
所以，你要把刚刚煮好的蛋放进蛋杯。但不是人人都熟悉蛋杯。
英国和欧洲的蛋杯则没有提供这个选择。他们没有大碗，只是一支小小的矮脚瓷杯，很像高脚杯，鸡蛋就端坐其中。你别无选择，只能从蛋壳里吃。这就是事情变得有仪式感且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敲开一颗半熟水煮蛋后把它倒进碗里，味道一样，但又不一样。太容易了，太无聊了。可能还不如全熟水煮蛋。半熟水煮蛋的意义在于吃它的难度、所需的注意力和仪式感。
你把刚刚煮好的鸡蛋放进蛋杯——但哪一端朝上呢？鸡蛋并非完美的卵形，它们一头小一头大。至于哪一头该朝上，换言之，你实际上要从哪一头开始吃鸡蛋，人们对此各执己见。这种观点相左可以变得异常激烈，甚至能打一仗，正如我们从乔纳森·斯威夫特那里看到的。这和大多数战争、大多数异见一样，都没什么道理。
如你所见，其中囊括一定的小心和仪式感，这就是我想谈论的，也是为什么蛋杯很重要。
我是“大头朝上派”。我的观点是，如果大头朝上，当你用刀果断一击，敲掉鸡蛋顶部的壳后，会比较容易把勺子伸进开口，对此我誓死捍卫。或者也可能——这又是一个重大决定，又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有正义一方也有非正义一方——你可以在距离鸡蛋顶部约一厘米处，用刀敲上一圈，然后沿着你敲出来的环形裂隙，小心翼翼地卸掉蛋顶的壳。
为了做半熟水煮蛋，我会把蛋放在一口小锅里，没入冷水，高火煮至水沸，然后立刻关火，翻转煮蛋计时器（一个三分半钟的沙漏），开始烤英式松饼。沙子漏完就把蛋从水里取出，放进蛋杯。
有些早晨，我一击即中。有些早晨，我轻敲一圈。对此我没什么想法，完全取决于心情。
我弄不到那种可爱、轻盈又酥脆的欧洲面包卷。（为什么这个国家的面包手艺人认为面包皮就得又厚又硬呢？越是像皮革，就越有手工艺感？）但是托马斯的英式松饼相当不错，所以我吃这个，配上茶、水果和三分熟的水煮蛋，像在维也纳一样，从蛋壳里挖着吃。
但有些仪式元素不容选择。刀必须是钢质的，因为鸡蛋中的硫黄会让银变黑。鸡蛋勺也绝不能失去光泽——得是不锈钢的或牛角的。我从未见过金蛋勺，但我相信金的也可以。无论什么材质，勺子必须得是细边的，厚边没办法把所有的蛋白从壳里刮出来。勺柄要短，以便保持平衡，易于操作。一如维也纳早餐，蛋勺是个没有改进余地的小工具。像所有好工具一样，它因单一的针对性而令人愉悦。它只做一件事，但做得完美，而且没有别的东西能做到。试图用普通勺子从蛋壳里刮鸡蛋吃就好像用锤子修腕表。
几年前，我开始每天早餐吃一个半熟水煮蛋，一成不变，事实上就是吃了一顿维也纳咖啡馆早餐，自那时起，我的内疚感与日俱增。
蛋勺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太小，容易弄丢。牛角勺要大一点，但女儿送我的美丽牛角勺最终还是磨损了，边缘变糙，变毛躁了。替换成了问题，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从蛋壳里刮鸡蛋吃，这个工具已变得稀有，不太好找。只要看到一个，我就会买下来。我现在用的蛋勺是不锈钢的，勺柄上有KLM几个字母。我不打算详述我们是怎样拥有这把勺子的。
而且，我还蓄意且毫无必要地打乱了那个服务员的宇宙秩序。维也纳咖啡店的早餐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但它稳定、有序、完善。最好不要改变已然至臻卓越的事物。而且，要求一个终其职业生涯都在维护这份卓越的人去损害它，去做一些在他看来明显错误的事，这是不善良的。毕竟，我完全可以让他把鸡蛋拿来，只要不吃就好了。他过于擅长自己的工作，以至于不会注意这些，只可能温和且满腹同情地想“夫人今天早晨没有食欲吗”。有一个鸡蛋且不吃掉它，这是我的特权。拒绝他把鸡蛋拿来，是干涉他的特权，而这份特权就是给我端来一份完整像样的维也纳咖啡馆早餐。每当想起这件事我还是想笑，也仍旧感到一丝内疚。
你看，我所说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从蛋壳里刮鸡蛋吃不仅需要实践，还需要决心甚至勇气，甚至还可能需要干坏事的意志。
我们仍会笑着回忆起这桩近六十年前的小插曲，但它之所以活在我的记忆中，也是因为我有一丝愧疚。首先，1954年，在维也纳，鸡蛋意义重大。那座城市刚刚走出非常糟糕的时期。它仍处于被占领状态，被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军队分割。大教堂已然重获生机，被炸成瓦砾的歌剧院正在重建，但破坏与摧毁随处可见，大街上，人们的面孔与身体清晰地反映出物资匮乏的影响。在一座经历过饥荒的城市，食物供给绝非小事。
如果你处于一击即中的心情，刀敲在蛋壳上的第一下就是关键。在合适的地方，对优质蛋壳果断敲下去，就能干净利落地将鸡蛋一击斩首——这是理想情形。但是，有些蛋壳脆弱易碎，有时你的瞄准可能会踌躇或失误（毕竟，这是你在早餐前要做的事）。如果你敲的位置过高，开口就不够大；位置太低，就会戳进蛋黄，但你还没这个打算。所以你可能会选择轻敲而非猛击——毫无刺激可言，但更能控制结果。
他沉默地站了好一会儿，试图应对这份震惊。很显然，他强迫自己不要恳求，或极力主张，抑或表明他不赞同。他是一名服务员，一名训练有素、业务精练的维也纳服务员，必须遵从最执拗的客户。“不要鸡蛋，夫人。”他轻声说，几乎不含责备，然后走开去为我拿没有鸡蛋的早餐。他带着沉痛的肃穆端来早餐，放在了我面前。
现在，你已经打开了鸡蛋。你径直把勺子插下去，但动作不能太大，不然蛋黄会涌出来，顺着外壳往下流，那就浪费了。煮了三分半钟的鸡蛋白刚刚凝固，而蛋黄已经变稠，足以成为蛋白的美味金色酱汁。你的任务是好好混合两者，这样在每一小勺中，你都能品尝到蛋黄与蛋白的平衡，并且不会破坏你正用来吃蛋的脆弱小碗，也就是蛋壳。这需要注意力。
让他困扰了，而我冷酷无情。是的，我说，不要鸡蛋。
注意力越是集中，你就越能真正品尝到鸡蛋。
他回得很慢，语气震惊：“Ohne Ei？”
现在可能已经很清楚了，这整篇博文都是对一心二用的微妙反对，是对一心一意的赞歌，诚如《圣经》所言：“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他似乎没明白，考虑到我的德语水平，可以理解他的费解。我重复了类似“Kein Ei”或者“Ohne Ei”的发音。
那里也没有早餐。坟墓里没有鸡蛋。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有了变一下的念头，于是照做了。当那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服务员穿着无可挑剔的黑西装来到桌边时，我示意还要平常的早餐，但不要鸡蛋。
新鲜半熟水煮蛋的风味极其微妙。我喜欢在煎蛋上撒盐和胡椒，但水煮蛋上什么也不加。它本身就足以令人满意。如果有一点英式松饼上的黄油掉进去，那也不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和查尔斯去了维也纳，我们住的是花费极少的老牌匈牙利国王酒店，这家酒店至少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存在了。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吃早餐。总是同一家咖啡店，同样的早餐：好喝的咖啡、新鲜的水果、酥脆的面包卷配上黄油和果酱，以及一个半熟水煮蛋。完美。始终如一。每天早晨如此。
每天早晨的半熟水煮蛋体验相同又从不相同。它始终有无止境的趣味，而且始终美味。它为你提供一剂高质量蛋白质。谁还能有更多要求呢？
2011年7月
当然了，我很幸运：我能从合作社买到来自本地农民的无毒害鸡蛋，他们没有将家禽关在容易出现传染病的场所，也不喂食腐肉。这些鸡蛋是棕色的，外壳结实，蛋黄橙红，不是在肮脏与痛苦中度过一生的母鸡所产下的脆弱苍白的蛋。俄勒冈州立法机关最终禁止使用家禽饲养笼，令人欢呼——但禁令将在2024年生效，又不值得欢呼。那些控制我们生活的游说团体坚持要那些虐待、粪便和疾病持续十三年之久。我无法活着看到鸟儿们获得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