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洛丽丝·鲁尼，后来改名为德洛丽丝·潘德尔，是我的助手，也是密友。
我始终没办法把德洛丽丝称为我的秘书，这听起来太浮夸了（让我想到“我的管家”）。如果不得不向陌生人提起她，我会说出她的名字，或者说“帮我处理邮件的朋友”。但我知道后一种措辞是我们应对内疚的委婉迂回的手段，是我们试图将人性重新引入雇佣关系的方式，无论程度如何轻微，雇佣关系都难免包含不平等，即捧高一方，踩低另一方。民主制度强烈否认不平等的事实，从而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好像它不存在，但不平等的确存在，我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限制权力的不平等，拒绝我们共同的人性遭到贬低，不管这种贬低是多么轻微，哪怕一次无心之言，哪怕一次对价值不平等的主张。我对雇人处理邮件的作家的嫉妒，以及对认定我有这种助手的人的恼火，其实都相当温和，但现在它们让我感到痛苦，因为我确实有“某个人”，但我已经失去了她。
大约三十年前，我终于鼓起勇气，遍寻一个有专业能力且谨言慎行之人帮我处理浩如烟海的信件。我们的共同朋友玛莎·韦斯特推荐了德洛丽丝，她们一起在某间办公室里做过秘书。彼时德洛丽丝正为一家舞团做代理。我们诚惶诚恐地试了试。
在我私下认识的作家中，只有一位有秘书处理邮件。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功成名就才享有的特权，是让我望而却步的耀眼成功。同家人相处、完成工作，这些隐私是我的头等大事。因此一旦需要别人帮我回信，要说服自己我真的太需要帮助了，从而证明我雇用“某个人”、把陌生人带进书房、把自己树为老板是正当的，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
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口述过任何内容（除了法语入门课程，课上你要用龟速而清晰的法语给学生念听写，学生则用龟速不准确地写下来）。德洛丽丝自学过速记，简直是速记奇才——我猜现在这项技能几近失传——她已经为诸多口述者记录过诸多口述内容。她指导我口头组织书信内容，不吝赞美地鼓励我，她是优秀的老师。而且她曾和艺术家、画家、舞蹈家共同工作并生活过，习惯于艺术家喜怒无常的特殊脾气，她自己也略有一些。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没有。
我们很快就开始顺利处理信件了，我也马上将她当成合作者，一起写信——我应该说什么、怎样说。那样听起来合适吗？—— 要是改成这样呢？—— 那个人给我寄了六百页的手稿，写的是金星上的精灵，我到底该给他回复些什么呢？—— 这人是个抱怨狂，你不用回复他……德洛丽丝总是比我更擅长友善地给怪咖回应，但她也意志坚定，鼓励我不要去回那些过于古怪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信件。她越来越善于回复不断有人提出的永恒问题，我只需要把信给她，说一声“《飞天猫》的构思”，整个故事，即我如何偶然想到有翅膀的猫，早已躺在她的电脑里了——不过，她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提问者的年龄稍作调整。她解释我现在为何不能亲自回信，从而拦截下疑难要求，这种时候她总能保持亲切优雅。她漂亮地替代了我。她很喜欢回复孩子们的来信，哪怕是那些老师要求孩子们写的机械式信件。她在精神上开放的善良与慷慨为我所有的来往信件赋予了一种特质，没有她的协同合作，这种特质就不会存在。
我想象着一个世纪前的作家大多有秘书吧。亨利·詹姆斯有，绝对的。但亨利·詹姆斯并不是你所谓的那类作家，对吧？
她每周最多过来一次，通常都是三四周才来一趟。我会处理最紧急的业务通信，任由其他邮件及粉丝来信堆积成山。她先于我拥有电脑，这大大减轻了她的工作负担。等我有了电脑后，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电子邮件真正大行其道，我反而能自己处理所有实际事务了。不过德洛丽丝还是和我一起处理非紧急业务、读者来信以及我们口中的乞讨信：所有公众人物都会收到这种信，要求你做这个、捐那个，为这本书做背书，为那件事说好话，不一而足。尽管你不太可能回复同意，但这类信件多半出于好意，值得一个体面的拒绝。德洛丽丝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说“不了，谢谢”，总是礼貌得体。这帮我卸下了千斤重担。她说乞讨信虽然无聊，但五花八门，所以也很有趣。
这是一种普遍的幻觉：一位作家（一位成功的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不会亲自处理邮件。她有秘书来处理，还有助手、抄写员、研究员、顾问——天知道还有什么——也许在东楼还有个编辑藏身处，就像旧时英国房子里的司铎藏身处一样。
至于粉丝邮件，读者们的来信一直都是写在纸上寄给我的，这是我控制邮件量粗暴但有效的方法。人们写给我的信永远令人惊叹——通常是用钢笔和墨水，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还可能是铅笔、蜡笔、荧光笔或其他媒介，这些信给了我无与伦比的快乐与回报，不过也不绝不断。我很清楚，如果我试图通过网站或电子邮件阅读并回复这些信件，我绝对应付不来这个重担。但我始终觉得这样的信件值得有个回复，哪怕很简短。多年来，德洛丽丝在回复这些信件时都是我的无价帮手。
随后就是恼怒。“我雇了某个人来做这件事”暗含“理所当然”之意，根本没什么“理所当然”。但人们会这样想，而且这样说话就是鼓励他们这么想——这让我恼火。
我们把彼此当成朋友，爱着对方，但在工作时间外并没有过多接触。她是个忙碌的女人：她很快就成了作家琼·奥尔（Jean Auel）的秘书，一周工作四天，而且她还是画家丈夫亨克·潘德尔（Henk Pander）的代理及经纪人；父母老弱患病时，她照顾他们，晚年时又收养并抚养她的孙女长大。我们的友谊主要在工作关系中表达。我一直很期待德洛丽丝到来，我们总是花去一半时间聊天叙旧。有一次，我被一个跟踪者吓到时，她和亨克给了我极大的即时支援。
首先，当然是嫉妒。我嫉妒那些视雇用他人为绝对正义的人。我嫉妒自信，即使我不喜欢自信。嫉妒要和对正义的反对共存可太容易了。事实上，这两种肮脏的存在或许相互依存。
随着岁月流逝，她似乎变得比以前更为羞涩，也离朋友们更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告诉过我，她喜欢过来和我一起工作，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开怀大笑。
不过那又怎样呢？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为何不能雇个助手并如实说出来呢？又碍着我什么了呢？
她的电脑过时了，她的生活因各种问题而变得复杂，她的精力被过度消耗。她无法或者说不愿想办法帮我处理电邮往来，就像她曾经处理纸质邮件那样。那时，她会将口述的回复或建议一起从我这里带回家。于是我开始处理所有电子邮件和大部分信件，只把一些乞讨信，只需回复“不，谢谢你们”的信，以及只需表达感谢的粉丝来信留给她。
在这一刻，我希望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如此一来，那个叙述者就不是扎迪·史密斯，因为她的语气听上去并不像一个对阶级和肤色偏见格外敏感的作家。事实上，它让我想起了院长的妻子（那时我还只是个低级助理教授的妻子），她在谈话中三句话不离“我的管家”，为她有一栋需要照管且需要管家来照管的豪宅而沾沾自喜。但那样很蠢、很天真，就像柯林斯先生不断提及“我的恩人凯瑟琳·德布尔夫人”一样。“最近我雇了某个人来做这件事”，这种陈述听来更为刺耳。
去年确诊患癌时，德洛丽丝生命中的喜悦已经肉眼可见地褪去了很久。一开始，癌症似乎是局部的且能够治愈，但结果证明是癌症转移。癌症在几个月内夺走了她的生命。病程晚期，有那么几周短暂而美好的缓和或者说缓解时期，那时我们能经常去看望她，如从前一般并肩大笑。而后残忍的疾病再次逼近。几个月前她去世了，她的丈夫温柔深情地陪在她身边。
我脑袋后面得理不饶人的编辑立即询问，你雇了某个人不去拆邮件？我让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闭嘴，但这个句子持续困扰着我。“最近我雇了某个人来做这件事。”哪里出了问题？好吧，我猜是“某个人”。某个人就是不重要的无名小卒。那个被雇来回复某个有名有姓之人邮件的无名小卒。
我发现，谈论我深爱却已不在人世的人是那么困难。我现在无法对这位复杂而美丽的女性进行适当的致敬，或者说，比起致敬，我更怀念与她的友谊。
某个故事里的一句话一直在困扰我。这个故事由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所写，发表于10月11日的《纽约客》。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但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小说还是回忆录。许多人甚至都不再对此进行区分，回忆录采纳了小说的自由度，又不必承担想象力带来的风险，小说则宣称具有历史的权威性，却又不承担事实责任。在我看来，回忆录或“个人自述”中的“我”，与故事或小说中的“我”完全是两回事，但我不知道扎迪·史密斯是否也这么看。所以，在她借款给朋友但似乎未被偿还的故事尾声，我不知道她是作为小说中的角色在说话，还是作为自己在说话：“第一张支票很快就来了，但栖身在一堆没拆开的邮件里，因为最近我雇了某个人来做这件事。”
没有了她，我不得不放弃回复粉丝邮件的努力，至少暂时放弃。至于乞讨信，其中一些得到了回复，一些没有。我想我可以雇某个人去做这件事。
2010年10月
但是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无法全心全意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