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他们认为女性的相互依赖威胁到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威胁到了分配给她们的生育、抚养、服务家庭、服务男性的角色时，宣布女性的相互依赖根本不存在简直易如反掌。女性没有忠诚，不懂得什么是友情，诸如此类。否认是恐惧手中的有效武器。女性独立和互依的概念，遭到了自认为从男性统治中受益的男性和女性的嘲弄与仇恨。厌女绝不限于男性。生活在“一个男人的世界”，大量女性不信任自己，恐惧自己，就像男人一样或更甚。
或许把女性的团结称为流动会更好——一条小溪或河流，而非一种结构。我唯一能够确定有它参与塑造的机构就是部落和某种不规则的存在，即家庭。在由男性安排的社会中，只要是准许女性按照自身意愿组织起来的地方，往往都是随意散漫、不成体系、不分层级的，更偏向临时而非固定，灵活而非僵化，更有协作力而非竞争性。它主要在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运作，这是由男性控制社会决定的，是男性定义和区分“公共”与“私人”的结果。很难知道女性群体是否永远不会聚合成大中心，因为男性机构针对此类聚合持续施加高压，从而预防了这一切。不过，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出现这种聚合。女性团结的力量来自互助的愿望与需求，往往也来自对摆脱压迫的追求，而非源自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对攻击性的高度控制。飘忽不定是流动的本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就是利用了这种恐惧来赞颂女性的独立与互相依赖，这就是在玩火自焚。我们高喊“姐妹情谊就是力量！”——他们相信了我们。在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还没找到火柴时，两性中惊慌失措的厌女者就在哀号房子要被烧毁了。
至于女性的团结，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团结，人类社会也就不会存在。但男性、历史和上帝就是看不到。
姐妹情谊的本质与兄弟情谊的力量截然不同，很难预测它能如何改变社会。无论如何，它有可能缔造出何种图景，我们对此也只能略窥一二。
在我看来，男性的团结是绝大多数庞大古代社会机构的主要塑造者——政府、军队、神职机构、大学，以及可能正在吞并其他所有机构的新机构，还有公司。这些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连贯而持久的机构的存在与主宰源远流长，几乎遍及全世界，以至于多数时候它们仅仅被称为“事情本就如此”“这就是世界”“劳动分工”“历史”“上帝的意愿”，等等。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历史悠久的大型男性机构，这是巨大的变化。但当女性设法挤进这些曾排斥她们的机构时，大多数人最终都被这些机构同化了，服务于男性目标，实现男性价值。
这样的团体是封闭的，认定“他者”为外人。他们首先排除女性，然后是不同年龄、种族、阶级、国籍及不同成就水平的男性，这种排外强化了排异者的团结与力量。一旦感知到任何威胁，“兄弟连”就会团结起来，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
这就是我为何反对女性在军中作战，也是我目睹女性在“大型”大学、公司甚至政府中崛起时为何忧心忡忡。
男性团体的固结之力必然源于男性竞争所带来的掌控感与引导力，来自对由激素驱动的主导欲的压抑和重视，这种主导欲往往会主导男性本身。这是一种显著的逆转。个人竞争与好胜心所产生的破坏性的无序能量，转化为对团队和领导的忠诚，或多或少流向了具有建设性的社会事业。
在男性机构中，女性能够作为女性去工作，而不是成为男性的赝品吗？
鉴于两性在生理和激素方面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数方面竟然如此相似，这真的很惊人。但总体而言，女性直接竞争的意愿和占据支配地位的欲望要更弱。因此，矛盾的是，在等级森严、具有排他性的团体中，她们彼此间的联结需求也就更小，真相似乎就是这样。
如果可以，她们能彻底改变这个机构，以至于男性可能会将其贬低为二流，降低工资，并放弃这个机构吗？在某些领域，这种情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例如教育和医疗实践越来越多地由女性来处理。但这些领域的管理权，对目标的掌控和定义，仍旧归属于男性。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我已经逐渐认识到，男性集体的团结作为人类事务中极为强大的力量，或许比二十世纪末女性主义所认为的更加强大。
当我回顾二十世纪末的女性主义运动，我将其视为女性团结的典例——大家都是印第安人，没有酋长。那是一种尝试，试图创建一个不分等级、包容、灵活、协作、无组织、特殊化的群体，更为平衡地将两性团结在一起。
2010年11月
我认为，想为达成这一目标而努力的女性，需要承认并尊重她们自身那种难以捉摸、千金难换、坚不可摧的团结——就像男性一样。她们既要承认男性团结的巨大价值，也要承认性别团结相较于人类团结的劣势——就像男性一样。
一群兄弟，一串姐妹
在我看来，无论在何处，只要女性以自己的方式同其他女性和男性一起工作，只要女性和男性继续质疑男性对价值的定义，始终拒绝性别排他性，肯定相互依赖，怀疑侵略性，追求自由，女性主义就会继续并一直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