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拒绝过一个奖。我的理由要比萨特小家子气，尽管并非毫无关联。那是在最寒冷、最疯狂的冷战时期，那时甚至连小行星 Esseff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我的中篇小说《玫瑰的日记》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授予星云奖。大约同一时间，同一组织剥夺了波兰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荣誉会员资格。会员里有一大群冷战分子认为，一个住在铁幕之下、对美国科幻小说毫无尊重的人必定是个共产党，无权加入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他们援引技术性细节，剥夺了他的会员资格，并坚持执行。莱姆是个难搞、傲慢的家伙，有时让人难以忍受，但他是个英勇无畏的人，还是个一流的作者——处于苏联统治下的波兰，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如此思想独立的写作。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对他进行了粗鄙、狭隘的侮辱，令我义愤填膺。我放弃了会员资格，并且觉得从一个刚刚展现出政治偏狭的团体那里接受一个颁发给书写政治偏狭故事的奖项颇为可耻，因此在公布获奖者之前，我撤回了角逐星云奖的作品。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打电话给我，请求我不要撤稿，因为实际上它已经获奖了。我无法从命。于是，带着一种完美的、会降临到任何以高贵姿态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头上的讽刺，我的奖项被颁给了亚军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位冷战时期的老酋长。
我希望颁予拒绝领奖者的萨特奖，能够被称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之一。但这样又不合适，因为帕斯捷尔纳克并非主动选择拒绝1958年的诺贝尔奖。他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他试图前去领奖，苏联政府会立刻兴师动众地逮捕他，将他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让他陷入永久的沉默。
将我的渺小拒绝与萨特的伟大拒绝联系起来的，是一种接受一个机构的奖项就意味着被该机构拉拢，或形同被拉拢的感受。萨特基于一般原则拒绝了这一点，而我是出于具体的抗议。但是，他不同意用身外之物定义自我，对此充满怀疑，这一点我衷心赞同。他觉得，诺贝尔奖贴在作家脑门上的巨大的“成功”标签，在某种意义上会遮蔽他的脸庞。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会玷污他作为萨特的权威性。
萨特拒绝的理由与他拒绝加入荣誉军团及其他组织的理由一致，也同他那优秀的、反暗示性的存在主义者特质一致。他说：“我是签让-保罗·萨特，还是签诺贝尔奖得主让-保罗·萨特，两者是不一样的。作家必须拒绝将自己变成一个机构。”当然，他已经是一个“机构”了，但他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他不让机构拥有他，但他的确参与了起义，并参与了1968年5月支持罢工的街头示威，因非暴力反抗行动被捕。戴高乐总统迅速赦免了他，并以高卢人的风格精彩评论“你不可能逮捕伏尔泰”。
当然，这恰恰是畅销书和评奖的商业组织所追求的：将名字作为商品。这是为成功销售盖上了保证戳。诺贝尔奖得主某某。畅销书作者某某。《纽约时报》畅销榜连续三十周冠军作家某某。简·D.普利策奖得主……约翰·Q.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最新入围萨特奖的是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拒绝了匈牙利笔会颁发的奖金五万欧元的诗歌奖。专制的匈牙利政府为该奖项提供了部分资金。费林盖蒂礼貌地建议他们使用奖金设立一个“作品支持绝对言论自由的匈牙利作者”基金。
这些做法、这些意味，并非奖项创立者的希冀，但人们就是这样利用文学奖的。奖项是致敬作家的方式，具备真正的价值，但公司资本主义将奖项作为营销策略，有时授奖者还将其当作政治噱头，损害了奖项的价值。而且奖项的声誉及价值越高，损害也就越严重。
我第一次了解萨特奖是通过NB，即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最后一页上着实令人愉快的专栏，由J. C.撰写。这个奖项以1964年拒绝诺贝尔奖的作家命名，其声望正在飙升，或者说无论如何都理当飙升。正如J. C.在2012年11月23日的专栏里所写：“颁给拒绝领奖者的让-保罗·萨特奖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欧美各地的作家都在拒绝奖项，以期被萨特奖提名。”他怀着适度的骄傲补充说：“萨特奖本身从未被拒绝。”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若泽·萨拉马戈——这位比萨特更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不拒绝诺贝尔奖。他知道没有什么能损害他，哪怕是成功，也没有什么机构能够将他归化。他的脸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的脸。尽管委员会有许多诡异的选择和疏漏，但诺贝尔文学奖仍有极高的价值，确切而言，是因为它同帕斯捷尔纳克、辛波斯卡、萨拉马戈这样的作家联系在一起。至少，它承接了他们脸上反射的一丝微光。
2013年1月
尽管如此，我认为应当承认“萨特拒奖奖”是珍贵且及时的奖项，更重要的是，这个奖不会因过度滥用而受到玷污，非常安全。我希望有个真正可鄙之人授予我一个奖项，这样我就有机会获得萨特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