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查尔斯沿着车道走上去，顺着路走了几百米，去找我们唯一的近邻——卡泽一家。这花了些时间。而在那段时间里，蛇和我都没动，并坚定直视对方的眼睛。人们说蛇的凝视能催眠，但究竟是谁在催眠谁呢？
我说：“我认为，只要我们保持对视，它就不会动，你去吧。”
我们就像初陷爱河的人一样，“无法将目光从对方脸上移开”。这并不是爱，但同样强烈，甚至更加生死攸关。
“去看看丹尼斯在不在？”查尔斯说。
我估计只有五六分钟，撑死十分钟，但多年来，我一再想起这段短暂的时间，总是生动如昨，并且总有一种很重要的感觉，或者别有深意——觉得自己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响尾蛇很可能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响尾蛇同我单独相处。整个世界只有我们。我们被共同的恐惧联结在一起，建立了纽带。我们被咒语定住了——出了神。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异口同声。
这段时间超出了普通时间，超出了普通感觉，它涉及我们双方面临的危险，涉及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也无法相互关联的生物之间的纽带。任何一方都会理所当然地避免建立这种联系——只想逃跑，或出于自卫杀死对方。
我说：“我也办不到。”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认为把这段时间视为神圣的没什么毛病。
查尔斯说：“我办不到。”
神圣性与喜剧性之间其实没那么大距离，在这一点上，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似乎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明白。
响尾蛇和我始终注视对方，一动不动。
查尔斯和丹尼斯气喘吁吁地沿着车道跑下来，拿着一个大大的镀锌垃圾桶和一根约四米五长的白色半硬质塑料管。丹尼斯拿着管子，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之前做过。他是个杰出的童书绘者及作者，一年四季都待在山谷中。他的房子在一个漂亮的小庄园里，落成之前，我们常常叫它“响尾蛇空地”。
查尔斯拿来那把又大又沉的长柄锄头，我父亲称之为葡萄牙锄，有人用它杀死过响尾蛇。但不是我们。查尔斯走到足够近处，准备发动攻击。
蛇一直看着我，只看着我，我也只看着它，与此同时，丹尼斯把垃圾桶侧放在地上，桶口对着蛇，离蛇大概六米远，蛇可以清楚地看到。随后他悄无声息地绕到蛇背后，保持那根管子那么长的距离，他轻轻一弹管子的一端，将其靠近蛇头。这个动作打破了魔咒。我从蛇身上移开目光，看向管子，蛇也从我身上移开目光，去看管子，然后落荒而逃，游动着逃离身后那在空中弹来弹去的东西，并径直冲向迎接它的漆黑洞穴——垃圾桶。它径直游了进去，查尔斯冲过来立起垃圾桶，拍上了盖子。
我们认为必须杀死这条响尾蛇。一般在乡下，在小孩子们经常过来到处乱跑的地方，你就是会这么做。
垃圾桶里上演了一场强力而愤怒的骚乱。它颤抖，震动，几乎跳起舞来。我们肃然起敬，聆听回音室里真正被激起的响尾蛇的愤怒。它最终还是安静了下来。
查尔斯出来了，我们讨论了一下状况——并不冷静。我说：“如果它跑到那边的高草丛里，那我们待在这里的时候，就永远都不敢去牧场。”
“现在怎么办？”
我呼叫查尔斯。响尾蛇没有注意到。我相信它们是聋子。我猜它们“听”自己的尾巴时，听到的是身体的震动，而不是空气的震动。
“只要放到离房子够远的地方就行。”
我们在纳帕山谷的老牧场，我正要往一把1932年的铁艺躺椅上坐（小心翼翼，因为你要是坐得太靠后，这笨重的家伙就会整个立起来，像野马那样把你扔下去），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响动，并识别了出来。那是第一次交流。那动静是响尾蛇的尾巴在咝咝作响。它被我的动作吓到，正往高草丛里退，窸窸窣窣地逃开。在四米五开外，它回过头来，看见我在看它，于是就停在了那里。它仰头直面我，目不转睛地凝视我，一如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它。
“这条路的尽头住着个大富豪，”丹尼斯说，“我在那里放走过好几条蛇。”
我经常把这个故事讲成喜剧，一个人们行事荒谬的圆满故事。故事如下。
真是令人愉快的想法。那位大富翁从未现身，他那片美丽的小山顶无人居住。绝佳的响尾蛇领地。三个人和垃圾桶都上了车，沿着路开上去，一路上桶里的蛇都以低低的咝咝声进行恶毒的批评。在路的尽头，我们下了车，放下垃圾桶，用那根宝贵的塑料管敲掉盖子，然后眼睁睁看着那条蛇刹那间消失在一千亩的野燕麦中。
我见过很多响尾蛇，还吃过煎响尾蛇，但我只同活着的响尾蛇有过一次接触。虽然“接触”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词——它是比喻，而且不准确。我们并没有触及彼此。或许算是一种交流，尽管非常有限。恰如外星物种之间的交流，或许注定是这样。
那是我们的垃圾桶，如今依然杵在车道顶端，垃圾公司每周一都在那里收垃圾。从那以后，这么多年来，每次看到那个垃圾桶，我都会想起它曾经装过什么。
2011年5月
教诲和祝福或许会以奇怪的方式降临，是我们意想不到、无法控制、不欢迎或无法理解的方式。我们只能自己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