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了。”他伸出四个指头，清了清嗓子说“完蛋了”。我把目光投向他背后靠着椅子支起来的长杆，上面挂满了彩票，随风飘扬。
“什么时候死的？”
我尖刻地对他一笑，用英语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国家剧院？”可是他摇头，似乎不懂我的意思。
他甩开双手：“他死了。”
“他很有钱。”他望着司机，仿佛他能理解，即使我不能理解的话。“他被安葬在圣乔治，一块很好的墓地。”在他那典型的希腊游手好闲者的微笑中，在他告诉你这些不必要的信息时的神态中，有一种十全十美的东西，让你不能不相信他是表里一致的。
“对。”
“完了吗？”我问道。
他的脸顿时明朗起来，仿佛已经明白了一切：“啊，我知道了，你要找的是康奇斯先生？”
“没，没完。去看看他的坟墓。很漂亮的坟墓。”
“康奇斯？”
我坐进出租车。他赶紧跑过去取他那一杆彩票，并在风中挥舞起来。
我透过墨镜望着他，说出一个字。
“你运气好。英国人总是好运气。”他摘下一张彩票，向我递过来。他突然会讲英语了。“哎，就一张小小的彩票。”
“这个，我不知道。没有人的。”
我突然叫司机开车。他掉过车头往前开，但是开出大约五十码后，我叫他把车停在一家咖啡馆外面。我招呼一个服务员出来。
他没刮过脸，穿一件灰色旧西装，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没有领带，手里拿着一串琥珀念珠。他举起双手，表示不知道。
我问他，后面那幢房子他知道是谁的吗？
“这是谁的房子？”
他说知道，是一个叫拉利的寡妇的，她住在科孚岛。
“找人吗？”
我回头透过后车窗往后看。卖彩票的正朝着相反方向快速走去，走得非常快，我看着他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我朝着等候着的黄色出租汽车走回去。微风吹过，干燥的土地上尘土飞扬打转，给原来已经灰黄的夹竹桃树叶又蒙上一层灰。辛格劳大道上车水马龙，大门旁一棵棕榈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卖彩票的正在跟我的司机说话。我出来时，他转过身。
当天下午四点钟，天气稍微凉爽些了，我乘公共汽车前往墓地。墓地位于雅典郊外数英里处，在艾加罗斯山一面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当我问墓园门口的老头时，满以为他一定会一脸茫然，没想到他还挺认真地走进他的小屋，翻阅一本很大的登记册，然后告诉我继续沿着干道往上走，左边第五个。我走过一排排爱奥尼亚式小型圣堂、圆柱形胸像和别致的墓碑，又走过一片不甚得体的森林，但是绿色的树荫还是挺可爱的。
花园已经破败不堪，窗户都钉死了。有个卖彩票的坐在附近一棵胡椒树下的一张椅子上，他问我要什么，我不理睬他。我走到前门去，又绕到后面。房子只剩下一个框架。多年以前显然发生过一场大火，平展的屋顶已经塌下来了。我看看后面的一个花园，其荒芜无人照料的情形和前面的花园不相上下。后门洞开。在掉下来的椽木和烧焦的墙壁上，可以发现有流浪者或瓦拉几吉普赛人曾在这里住过的迹象。旧壁炉上有不久前烧过火的痕迹。我等了一分钟，但是我感觉到在这里找不到什么东西。我受骗走错路了。
左边第五个。没错。在两棵柏树中间，在一棵表示悼念的植物下，有一块简朴的潘泰列克大理石墓碑，碑上的十字架下写着这样的碑文：
我知道辛格劳大道在哪里：从雅典通向比雷埃夫斯的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我直接走出去，跳上一辆出租车。我们绕过奥林匹克宙斯庙的三根圆柱，直奔比雷埃夫斯。一分钟后，出租汽车在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来，房子坐落在一座规模不小的花园后部。斑驳的珐琅质数字显示出184号。
莫里斯·康奇斯
他摊开双手，表示不知道。
1896-1949
“哪里来的？”
他死了四年了。
“一个男孩子，是个信差。”
墓碑脚下有一个绿色小盆，插着一支白色马蹄莲和一支红玫瑰，底下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白花做衬托。我跪下来把它们取出来。花茎是切割不久的，很可能是当天早上才割下来的。盆里的水清澈新鲜。我明白了。他又在用他的方法告诉我：他知道我猜了些什么；搞侦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个假坟墓，再闹一次笑话。想到这里，我不禁冷笑，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我把花又放回盆里去。有一根细小的衬托小枝弯了下来，我把它折下来一嗅，甜丝丝的，蜜一样的香味。既然有一枝玫瑰和一枝马蹄莲，也许是有特定含义的。我把它插在纽孔里，不再想它了。
我冒着中午的炎热返回旅馆。接待人员把钥匙给了我，同时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面只写了我的名字，还标明“紧急”的字样。我撕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纸，写着一个号码和一个街名：辛格劳大道184号。
回到门口，我问老头知不知道已故的莫里斯·康奇斯有什么亲人。他又为我在他的本子里查找，但一无所获。他知道是谁奉上这些花的吗？不知道，很多人都到墓地上来献花。微风把一绺绺头发吹到他充满皱纹的前额上。他老了，也累了。
我访问了第三个单位，这一次访问的是法国大使馆。接待我的小姐终于想办法把文化参赞从他的办公室请到楼下来。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我急需查阅这位杰出的法国心理学家有关论艺术是有组织的幻想的资料……我说的内容似乎把他逗乐了，但是我一提及巴黎大学，马上就惹出麻烦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是搞错了：巴黎大学根本没有医学系。然而，他还是把我领到大使馆图书室的参考书架前。许多事情很快得到了确定。康奇斯从未在巴黎大学担任过任何职务，而且也没有在法国的其他大学任过职，他不是法国的注册医师，他从未用法文发表过任何文章。图卢兹大学有一个教授，名叫莫里斯·亨利·德·康切斯·维尤卫，他写过有关藤本植物病害研究的系列学术论文，但是我不认为此人就是我要找的康奇斯。我原先以为自己至少是为英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尽了一分力量：因为我未曾以任何方式破坏高卢人认为多数英国人既无知又疯狂的信念。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感觉。
天很蓝。一架飞机在低沉的轰鸣声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边的机场上。又有其他来访者抵达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问那一位给我提供帮助的官员，康奇斯是不是还活着。他把刚才从中取出那份报告的档案又翻了一遍。除了弗雷泽斯的地址之外，找不出任何别的东西。他从未听说过康奇斯这个人，他到这个部门来工作的时间不长。
那天晚上的晚餐实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国式宴请，吃的东西很少。没去之前，我曾经考虑过要给他们讲点布拉尼的情况，我认为那是一张被施了魔法的餐桌。但是谈话刚开始五分钟，我这念头便荡然无存了。我们总共八个人，五个是文化委员会的，还有一个大使馆秘书、一个小个子中年同性恋者、一个批评家是来发表宏论的。席间有大量文学闲谈。同性恋者眼巴巴地盼着大家多讲出些作家的名字来。
离开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后，我去了内务部。我借口正在写一本旅游的书，找到了保存战争罪行档案的部门。不到十五分钟，我就找出了真正的安东写的一份报告的英文文本。我坐下来仔细看，除了少数细枝末节之外，所有内容都跟康奇斯讲的完全一致。
“有人读过亨利·格林的新作吗？”大使馆秘书问道。
我在大不列颠旅馆办好住宿手续之后，问他们最近有没有两个英国孪生姐妹在旅馆里住过，金色头发，二十岁出头……接待员说肯定没有。我本来也认为她们不会到这里来住，因此也就不再继续问下去。
“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文化委员会的人都是外国人，街上见到的不知名的希腊人倒成了熟悉的同胞。
“我觉得写得很好。”
但是我刚一开始穿越文化委员会外面的柯洛纳基广场，便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接受他的邀请。那个地方令人窒息的英国气氛从来不会使我感到是在外国，但是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在努力适应那里的环境，争取他们的认可。他们在审判过程中说了些什么？他追求的是自己知道将被迫反叛的处境。我拒绝成为强迫性重复行为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拒不这样做，我就必须有勇气否定自己好交际的过去，否定自己的全部背景。我不仅必须准备好清理垃圾箱而不去教书，而且必须作好准备，即使是清理垃圾箱，也不再与英国中产阶级一起生活和工作。
同性恋者摸了一下蝶形领带：“你们当然知道可爱的亨利……有时说的话。”
走向门口的时候，他一定是为我感到更加遗憾了，于是便邀请我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
他这样反复说了十遍，我环顾周围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与他同感，有人冲他大喊，那是书本里发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琐事。但是他们全都一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样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颌，像冰柱的缘饰。我整个晚上所听到的唯有破碎冰针的叮当声，人们胆小怕事，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正在成为国民的新时尚。想挑拨我们去和美国佬对着干。”他敏捷地合上卷宗，“就这样吧。非常感谢，于尔菲先生。我们所谈大有裨益。只是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遗憾。但是不必担心。你所说的一切，我们会牢牢记在心里的。”
没有一个人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心里话。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宽容的、热情的、自然的。最后气氛变得很令人讨厌。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热爱希腊，但是话噎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批评家对李维斯发表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后来又对他破口大骂，把自己的一番高论给毁坏了。我们全都一样，我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故国、女王、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标准口音，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道貌岸然，围绕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时准备对任何明智的欧洲人道主义表现加以镇压。
“只是我在岛上遇到的一个人。似乎总是与英国人过不去。”
典型的症状是在讲话中使用的人称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观点、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爱的作家、某人在希腊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国资产阶级复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烟熏黑的一个存疑符号，整个晚上都占着主导地位。
“他是谁？”
我和批评家一起返回旅馆，一路上痛苦慌乱地回忆起弗雷泽斯充满希望的孤寂，回忆起我所遭受的损失。
我们心不在焉地谈论岛上的与世隔绝，谈论爱琴海，谈到该教育大使馆，让他们明白文化委员会不是他们的又一个附属机构，真是活见鬼。最后我随便问他听没听说过有个叫康奇斯的人。他没听说过。
“文化委员会的这些人实在太讨厌了，”他说，“但是也难怪，生存手段呗。”他没有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他要漫步去雅典卫城，但是实际上他却走向扎皮翁公园，那里有大群乡下孩子，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到雅典来出卖自己单薄的体力换碗饭吃。
“我说老弟啊，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惊愕地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到一个酒吧间去，坐下来喝了一大杯白兰地。我感到很沮丧，无法面对不得不回英国去的现实。我过的是流亡生活，永远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里。流亡的事实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无法忍受。
我说：“我并没有追逐男学生。不是这个原因。”
我回到旅馆房间时大约十二点半。雅典夏天的夜晚依旧闷热难当。我刚脱光衣服，打开淋浴头，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我光着身子去接电话，想着可能是批评家打来的，他在扎皮翁公园大概并不尽兴，想找个目标来谈谈那些没完没了的作家名字。
第二天早上，我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去。我对过来关照我的人说，我出于“个人原因”辞职了，但是我在不违背对马弗罗密查利斯的非正式承诺的前提下向他暗示，文化委员会并没有为如此荒僻的小岛输送人才的责任。他听了马上得出错误的结论。
“喂。”
我放下话筒。我躺回到床上去，盯着天花板看。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下楼去喝酒。
“欧夫先生。”是旅馆服务总台夜间接待员的声音，“有你的电话。”
“一个月前在伦敦死的。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了。她服用了过量——”
咔嗒声。
我的声音一定是出奇地平静。
“喂？”
“死了？”
“噢，是于尔菲先生吗？”是男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是谁。希腊语，但音调很好听。
“她已经死了。”
“我是。你是谁？”
“知道什么？”
“请你看看窗外好吗？”
“难道你不知道吗？”
咔嗒声。静默。我对着话筒急促地呼唤，可是毫无结果。对方把电话挂了。我从床上抓了一件晨衣，关了灯，跑到窗口。
静默片刻。我明白了。几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培育着一个狂热的渺茫希望。我低头望着地上的绿色旧地毯。
我三楼房间的窗口外有一条小街。
“是的。”
对面停着一辆黄色出租车，车后部朝我这边，在坡地上微微倾斜。这是正常现象，旅馆叫来的出租车总是停在那里等。有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从街道对面迅速走去，经过出租车。他刚好在我窗口底下穿过马路，看不出他有什么奇异的地方。无人的街道、街灯、关闭的商店、黑暗的办公室，一辆出租车。那人消失了。这时才出现了一点动静。
“你住在这里吗？”
在我窗户底下的正对面有一盏街灯，安装在商店拱廊入口处的墙壁上。因为角度不对，我看不到拱廊的后面。
“是她的一个朋友。”
一个女孩子出来了。
“你是谁？”
出租车发动起来。
他几乎让我真的等了一分钟，但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带有希腊味的美国口音。像是上一次我和艾莉森在那里见面时那个值班姑娘的声音。
她知道我在哪里。她走到人行道的边缘上，抬起头来看我的窗口，小小的个子，仿佛没有什么变化但又有所变化。灯光照在她的棕色手臂上，但是她的脸在阴影里。黑连衣裙、黑鞋子，左手提着一只小小的黑色夜用手提包。像妓女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她从阴影里走出来；也像罗伯特·福克斯。她没有表情，只是抬起头来看我。持续时间很短，十五秒钟就结束了。出租车突然倒退到她面前。有人打开车门，她迅速钻进车去。出租车猛然开动，速度很快，到街道尽头处，汽车轮子发出尖厉的吱吱叫声。
我说的名字他不知道。我拼给他听。接着他要我的姓名。他说：“请等一分钟。”
一块水晶跌得粉碎。
我到达雅典的大不列颠旅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去机场。电话被接通到我要的柜台。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一切都被背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