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通话。”
可恶。她去哪儿了？他用下巴按了她家的门铃。没人应答。没办法去想还能做些什么，他尝试再次打给她。电话响了一声就直接进入语音信箱。
他向自己的身体承诺，一到家就尽情释放，这才保持粪便没有排泄出来。他不能脱下裤子，但是他能想象到在浴室里把自己搞得污秽不堪的情形。既然他已经站在了门廊上，也就没什么可保留了。他的内脏已经失去了耐心和冷静，他发誓他能感觉到眼球里的压力。
“贝弗利，我是理查德·埃文斯，你的邻居。我就在门口。你在吗？听到留言请开门。拜托了。我得进去……结束通话。”
他无处可去。不能去公共厕所。他没有手。也可以打911，算是侮辱性较小的一个选择。等等。他想起了其他的邻居。
“嗨，这里是贝弗利·哈夫曼。请在哔一声之后留言。”
“开启声音控制。打给皮特·迪克森。”
电话响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电话响了两声。
“开启声音控制。给贝弗利·哈夫曼打电话。”
“这里是皮特。”
他将下巴对准胸口，召唤所有力气终于发出了声音。
“嗨，皮特，我是理查德·埃文斯，你的邻居。你在家吗？”
由于全心全意的期望和某种奇迹，他终于来到了公寓大门前。想要排便的感觉已经是千钧一发，粪便和液体的蠕动在体内搅拌，不断向下。他不可能再坚持更长时间了。
“不在，我在纽约。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往前走了几步，凛冽的空气遇上额头沁出的汗水，让他冷到了骨头里，浑身不舒服，仿佛马上就要昏过去。他做不到了。他必须得做到。他又开始了鼓舞士气的念叨。继续前进。五天的污秽物正在行进当中，必须得疏散，迈出步子的努力当中还包含不要失控的努力，这让他双眼满含泪水。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没什么，别在意，谢谢。”
泻药起作用的时候，他正站在乔治·华盛顿的雕像边。一阵大面积的痉挛抓住了他的肠胃，随之而来的就是迫切的压力，像一辆迟到了五天的货车疾驰入站，刻不容缓。对失控的痛苦和恐惧把他钉在原地，动弹不得。但是他必须得动。他离家还有三个街区。
“一切都好吗？”
他必须得把卡莉娜从脑袋里赶出去。现在要走回家了，走路会耗尽他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
“是的。我得走了。结束通话。”
他回忆银行的录像带开始渐次播放—他们第一次在学生休息室约着喝咖啡，他们第一次做爱，他们最后一次做爱，看她弹钢琴，当他取得第一次重大突破，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一起演出时，她绿色的眼睛爱慕着他，而在他们搬到波士顿后她绿色的眼睛却在自家餐桌上憎恶地盯着他。在格蕾丝出生的那天早上，卡莉娜上了手术台，这一天他相信一切都能迎刃而解—太多感情在他内心横冲直撞。他很快乐，被爱包裹，背叛，心碎，克服了色欲、反感、愤怒与悔恨。他所需要的释放是开怀大笑或者放声大哭或者惊声尖叫，要么就是三者皆有，如果他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园长椅上的话，那就都能做到。路过的人会觉得他是个疯子。他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发疯。
他又想起了口袋里的钥匙。在该死的口袋里，他根本拿不到。他转向街道寻求帮助。一个年轻女人跑上了人行道，走近他的门廊。
酸涩的回忆从心底深处的阴影里袅袅升起，渐渐成为鲜明的焦点，他叹了口气。他惊讶于他们竟然忍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相互打扰。造访那些与卡莉娜有关的旧日愉快回忆却不回想起同样需要注意的可怕回忆是很困难的。时好时坏。好的和坏的—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质数、油与水。他对卡莉娜好好坏坏的回忆并不协调，并非平衡中和，或能相互抵消，他坚持抓住这两方面，原封不动。
“不好意思！”他站在顶层台阶上呼喊道，他没办法快步下楼迎上她，也没办法挥动手臂。
他迷恋她声音里的旋律，但最终让他爱上她的是她的勇敢。十八岁时，她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家庭、母语，离开了她所熟悉的一切。尽管他的经历并没有那么戏剧性，但他还是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亲切。他们有着相同的独立性，那是一种决绝，音乐就是他们的救星，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这场教育。柯蒂斯是理查德通往自由与自我实现的路径，他发现卡莉娜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每一步都与他合拍，握着他的手，在他身旁微笑。他们弹奏肖邦和舒曼的共同热情交融为对彼此的热情。他们在柯蒂斯培养起来的感情热烈浓厚，他们的日日夜夜都消耗在班级、课堂、练习和做爱上。
她注意到了他。谢天谢地。她取下耳塞，减了速。
来到技巧课堂的第一天，卡莉娜棕色的长发上系了一条紫色围巾。他还记得她绿色的大眼睛和白皙的皮肤，丰满的下嘴唇让他在听课的时候频频走神，幻想着如果亲吻那样一双嘴唇该有多柔软。而后她便开口说话了，被谢尔曼·利伯叫起来回答问题。他想不起那个问题，却仍然记得她的声音，她回答问题时的波兰口音，她不连贯的英语是那么迷人。他着迷地坐在原地，为她着迷，心花怒放，但又嫉妒于她不是在对自己说话。她的声音宛如异域歌曲的旋律，腔调独特，是他想要学会的一首歌。
“你能帮我从口袋里把钥匙拿出来，然后帮我把门打开吗？”
在柯蒂斯，说了算的却是音乐，不是体育。那里的每个女孩都被音乐深深吸引，更美妙的是被音乐家所吸引。就像等待健康土壤与阳光的种子，理查德面对姑娘们的自信在柯蒂斯开花了。
她脸色一沉，有点害怕。“不好意思。”她飞快地说道，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一个女人从他身边经过。她身上有什么特质让他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卡莉娜。她如瀑的长发和紫色围巾。他是在谢尔曼·利伯的技巧课堂上遇见她的。尽管从第一天上课起他就注意到了她，却还是花了几乎一整个学期才同她说上话。刚刚离开新罕布什尔的公立高中，他对女生还没什么经验。十几岁时，爸爸总是以明显的诋毁或者窃窃私语的贬低来败坏理查德的名声，说他没有男子气概。在一个运动员说了算的家庭和城镇里，一个热衷于敲打象牙琴键的男孩会被认为不够男人，而且完全不酷。他已然被自己的爸爸、哥哥还有同年级的男生们抛弃了，他不能再冒险让珍妮、斯黛茜或者其他令自己心动的可爱女生拒绝自己。于是他把自己的渴望与得不到回应的爱都倾注在了演奏中。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钢琴而不是女孩身上，假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将被认为是怪人、错误或者不够好的苦痛与自己年轻的心灵隔绝开来。
“等等！拜托了！”
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在运动中，去什么地方，说话，走路，啄食，飞翔，做事情。生命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有机体。每一天，他都更加衰退、封闭，直至彻底宕机。运动越来越少。生命力也越来越弱。他正逐渐成为一张二维的静物画，无情地滑向疾病与死亡的平行维度。
她几乎沿着长街冲了出去。他能想象到自己的样子和声音—大汗淋漓、眉头紧锁的额头，双臂耷拉着，身体前倾，说话全是一个调，听起来毛骨悚然。换作他也是会逃跑的。
一只麻雀飞到木头长椅上，厚着脸皮蹲在离他几英寸的地方，脑袋左摇右摆。他们目光相接，麻雀随即跳到了地上。它啄着地上的什么东西，而后就飞走了。
他这边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看见公园里有人在遛狗，但他的声音太微弱，没办法抵达那里。他又低下头去看电话。现在是12:20，还有一个多小时梅拉尼才会来。他等不到那时候。或许他们能派别人过来，现在就能来的人。没错！
从理查德身边走过的大多数人都是独自行路，面无表情，耳朵上都垂着白色的绳子，好像他们全都是机器人，由拿在手里的设备来供电。没人看他。并不是他们看见了他又转开目光。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没注意到他。他是背景的一部分，和他落座的长椅一样毫无吸引力。
他又触发了手机上的声音控制。一阵疼痛和压迫感席卷全身，几乎从腰部让他对折。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每年的这个时候，公园里都很安静。他在池塘里找到了一些鸭子，不过天鹅和天鹅船都出于季节的缘故离开了。游客们也离开了。从他身旁走过的行人都是波士顿人：一个年轻的亚洲男子，像个学生，弯着腰，驮着一个比他还要重的背包；一个穿着运动鞋和黑色宽松冬衣的女人带了一把很大的雨伞，眼睛盯着地面；理查德抬头看了看湛蓝的天空，有些困惑；一个上班族用两只手指提着干洗过的衣服，冬季的风把包裹在衣服上的透明塑料罩吹了起来，如同船帆一般在身后翻飞，她每迈一次左脚，钱包就打一下屁股，她的高跟鞋以半拍的节奏敲击地面，仿佛快要迟到了；一个矮个子的意大利男人，大腹便便，肚腩凸出，正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在打电话，他穿着一双看起来很贵的皮鞋走得昂首阔步。
“给健康护理中心打电话。”
最好的情况是，他要在这条长椅上度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梅拉尼会在下午1:30给他打电话，而后来找他。不过他还是希望不要落到这步田地。他向来如此。他会休息一会儿，充满希望地给腿部肌肉充电，而后鼓足勇气踏上独自回家的旅程。
电话响了三声。
又颤抖着往前迈了两步，他脸先着陆在了长椅上。他右侧的脸颊、肩膀和屁股痛得厉害，等到明天早上就会有瘀青，比尔肯定会要求他做出解释。他调整好姿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好，却丝毫没有赢家的感觉。令他惊慌失措的恐惧感从身体里流走了，只留下他兀自恼火、精疲力竭、小心翼翼。他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的那条路，目光越过公园大门。三个街区多一点，一条漫长的回家路。算不出要迈多少步。要迈太多步，要花太长时间。
“喂？”
他仅能勉强呼吸，但扼住他咽喉的并不是ALS，而是恐惧。每吸一口气似乎都在煽动越来越高涨的恐惧感，仿佛他的血液此刻携带的并不是氧气而是恐惧。恐惧像钳子一样攫摄住他整副身躯，像囚笼一般笼罩他的肺。恐惧比病痛还要强烈，他动弹不得。呼吸着锋利的空气，如果他还想走到长椅的话，必须继续前行。他迈着小步，小口呼吸，眼睛死死盯住长椅，等离得足够近时，他向前俯身，强迫自己的双腿向前迈步。不是长椅就是粉身碎骨。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我是理查德·埃文斯。你们能马上派个人来吗？我等不了梅拉尼了。我有紧急情况。”
他也同样不会求助于新罕布什尔的爸爸和哥哥，也不会求助于远在芝加哥的女儿。他也不能向人在纽约的特雷弗、麻省总医院的医疗团队开口，甚至比尔也不行，他此刻正在别的主顾那里。他孤身一人在公园里。他孤身一人在家。他孤身一人得了ALS。顷刻间，他难以遏制地害怕起来。
“理查德？我是卡莉娜。”
离他的目标还有二十英尺，他已经迅速丧失了能量和信心。腿还是非常沉重，同时又轻如鸿毛，就像用积木垒起来的高塔，摇摇晃晃，每迈一步都好像要在他身下轰然倒塌。血液在周身的血管里飞速流淌，冲刷过心房，乞求他快一点，在倒地之前抵达长椅。他望向四周。他数出了五个离得近的人，如果他呼叫的话肯定能听见，但是他们就算在廷巴克图也是一样的，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向这些陌生人求助。
什么？！怎么会呢？他的声音，他那含糊、悲伤、勉强能听见的单音声音。健康护理。卡莉娜(1)。
但他还是勉强往前走着，每一步都是深深的惩罚。他听见比尔、凯西·德薇洛和邻居们的声音在脑海中纷纷责骂他。累成这样的时候继续走路极其危险。他的协调性在下降。他尤其担心的是拖动一只疲惫的脚，让脚趾紧抓凹凸不平的地面，摔倒在地的可能性有多大。没有胳膊和手来阻止自己摔倒，每一次摔倒都有可能造成头部创伤、骨折，把他送进急诊室。
“对不起……我……我……”
这一点都不正常。一段三个街区的散步却耗尽了一个四十五岁男人的力气，对于抵达目的地的这三十步的重重顾虑很可能将他击垮，这一点也不正常。不可否认。ALS已经侵入为他的腿部肌肉提供养料的运动神经元，步行三个街区是一种无畏而可怜的挣扎，足以揭露它危险的入侵。他想象自己的身体拼死抵抗这种攻击，这场分子战争在每一处神经肌肉接头与ALS作战，那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数量更多，武器更先进，精密部署，竭尽所能持久抵抗阴险狡诈的敌人。理查德在家的时候，这支军队坚守住了他腿中的阵地，然而，当它要转移一半兵力负责步行前往公园时，抵抗力就下降了，ALS得寸进尺，敌人们随时准备夺取控制权。他的军队把人员都叫了回来。每个士兵都要待在战壕里。不能再走了！
“我就在城里。我五分钟就到。”
离比尔跟他分开的前门还有三个街区，他已经耗尽了力气。他的双腿像沙袋一般，骨头里灌满了石块，重得不可思议，他没有力气挪动它们，连站稳都费力。他需要坐下来。过了骑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雕像后有个转角，理查德发现了最近的长椅，并且试着估算得多少步才能走到。他猜得走三十步，并且严重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
(1)这两个词的英文发音非常接近。
离家三个街区，理查德穿过公园大门，已然筋疲力尽。当他只需要简简单单地站稳，从卧室走到厨房时，他觉得支撑自己的双腿相当强壮，能力不减当初，灵活而正常。在家里，他可以说服自己，ALS或许只会影响腰部以上。或许他能退掉那该死的不包括在保险范围内的价值两万七千美元的轮椅。但是在他一千四百平方英尺、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对他的四头肌、腿筋和小腿肚的需求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