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要搬家了吗？”
他会被困在自己的公寓里，锁在自己的身体里，一个俄罗斯套娃。她忽然想起了门前的待售标牌。
“试一下。只有把这里卖掉我才能负担一个新地方。甚至得租。让我自己活着已经是一个昂贵的课题。或许不值得投资。所以也别期待更多赡养费支付了。”
“我不出去。”
“不。当然不。”
“一旦你需要那个，你要怎么离开公寓呢？”他住在一栋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褐色砂石公寓的三楼。没有电梯。没有斜坡。
她沉默了。支票账户余额，她微薄的钢琴课收入，每月的账单。她开始做数学题，大部分是减法，方程式吓到了她，而且无法当下就在她的脑海中完全解出来。
她看向别处，回过头去，目光落在钢琴和轮椅上。理查德的过去和未来。她想起了所有那些他用来学习、练习、背诵和完善技巧的时间，一天至少九到十个小时。她的目光又回到理查德脸上，回到他无用的双手上。他现在到底整天都做些什么？
“格蕾丝怎么样？”
他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随口说笑的语气很快就变成了别的，那是一阵失控的窒息性哮喘，听起来恶心而凶险，将他的喉头越攥越紧，仿佛要杀了他似的。她坐在他面前几英尺的地方，看着他，是个安静的旁观者，屏住呼吸，奇怪地僵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最后的喘息喷出了一堆唾液，全都落在了胸前的手机屏幕上。唾液顺着屏幕缓缓往下流淌时，她假装没有注意到。
“理查德，她还不知道。她对此一无所知。我并没有意识到你会改变这么多、这么快。你得告诉她发生了什么。”
“啊。那是我的未来。你得在用得着之前就预定轮椅，不然我猜就得在你死后六个月才能拿到它了。我告诉比尔他们最好也把我的棺材给预定了。”
“我明白。我一直打算告诉她。有很多次。只是每一次我都把电话放下了。还有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个机器人。我不想打电话去吓她。”
“你还能走。”她说道，有些迷惑。
“给她写封邮件吧。”卡莉娜的肠胃一阵翻搅，目光涣散，略微尴尬。他的手。他不能打字。
他声音当中的旋律消失了，每一个发音都是同样的音符，音量很低，语速缓慢，仿佛每一个单调的单词都是从黏稠的蜂蜜里疏浚出来的。
“我有语音识别软件，还有脚指头。我还可以发邮件。但是她不回我关于学校和天气的邮件。要是我写信告诉她这件事而她没有回复的话，我受不了。”
“要坐一下吗？”他回到客厅来，“我可不推荐那一把。”他朝轮椅点了点头。
考虑到格蕾丝知道以及不知道的事情，她有所偏袒也不足为奇。为了忠诚于自己的妈妈，格蕾丝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和自己的爸爸说过话了。卡莉娜对此无能为力，却也很享受这种忠诚带来的胜利感，所以也就没有试图鼓励女儿结束这场冷战。卡莉娜低下头去看地板，看自己潮湿的袜子。
他的双臂已然完全瘫痪。他就那么看着她接收这个信息。她笑了，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反应，双排扣大衣难受地裹在她的脖子上。
“我不希望她在学校的时候把这颗炸弹丢给她。我觉得可以等到—”
他走进厨房，她就是在这时才注意到，他的手臂没有摆动。它们从他的肩膀上垂下来，静止不动，没有生命力。两只手看起来都不对劲，完全不像人手。右手的手指伸得笔直，一动不动，完全摊开。而另一只手则固定成一种蜷曲的姿态，非常诡异。他来到了其中一杯奶昔前面，低下头靠近吸管，小口小口吸了起来。
“等到棺材到这儿的时候？”卡莉娜问道，她把自己的羞愧转变成了责怪，这是她长久以来最精通的炼金术。
“谢谢。”
“等到她回来过感恩节，我亲自告诉她。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是我想，我可能是觉得只要不告诉别人我得了ALS，或许我就没有真的得这个病。”
“波兰饺子。”她说，“我知道酒肯定达不到你的标准，不过心意更重要。”
四个月前，她看着他，无法确定他是否得了ALS。但是现在，毫无疑问。他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疯狂的否认？她想象着格蕾丝注意到新闻，第一次瞧见她父亲这副样子，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幸福，卡莉娜的心就止不住发紧。
他注意到她放在料理台上的伴手礼。
“她不打算回家过感恩节，她有了个男朋友—马特。他的父母就住在芝加哥。长假她会待在那里。我们到圣诞节才能看见她。”
比尔离开的时候理查德一直盯着卡莉娜，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头发湿漉漉的，梳理过，有一部分过分严谨整洁地梳到了一边。他看上去就像学校拍照日那天的小男孩，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面色憔悴。黑毛衣和牛仔裤挂在身上，又长又宽松，仿佛是属于某个大哥哥的衣物，或者是跟比尔借的。轮椅、被抛弃的钢琴、理查德瘦削的样子和持久的沉默都让卡莉娜心烦意乱，她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并且开始怀疑他还能不能说话。
只不过是一个月之后。只不过几周时间。理查德的目光越过卡莉娜，落在了她身后的轮椅上。他忽然泪如泉涌，不停地眨眼，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好了，我的朋友。需要的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明早见。”
“你能替我告诉她吗？”
理查德点点头。比尔在理查德的手机上检查了什么东西，手机是挂在理查德胸前的，绑了一根宽宽的带子，绕在脖子上，像是参加会议的工作证。
她考虑着他的请求，而他呢，坐在她对面，那么脆弱，像毫无还手之力的小鸟失去了翅膀。他已经失去了双臂。他正在失去声音。他将会失去双腿。失去生命。她应当同情他，这只无法飞翔的鸟儿，这只正在死去的鸟儿。但是她没有。他并不是一只鸟。他是理查德。她感觉到自己姿态僵硬，是一种熟悉的麻木。
“好吧，那什么，就是这样了。我得走了。”比尔说道，“梅拉尼会来这里吃午饭，罗波和凯文来吃晚餐，并且睡一晚。你得在厨房里握手三次。你还好吗？”
“不行。”
“卡莉娜。”她同他握了握手。
她的回答很残忍，但是她找不到别的回答，两个人之间厚重的沉默正使劲挤压她层层包裹起来的心，央求她再考虑考虑。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下定决心。站起来时，她感觉到他的目光在自己身上。
“我是比尔。”他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灿烂笑容，同时把手伸向她，“理查德的家庭健康助理。”
“我得走了。”
她转过身，心怦怦直跳，仿佛是在犯罪时被抓个正着的罪犯。理查德站在一个光头男人身后，那人戴着一副黑色框架眼镜。
“好吧。不过走之前能不能帮我一下？”
“嗨。”
她看向他，却又避免同他目光对视。
轮椅就摆在理查德的钢琴旁边。她又看了一眼，钢琴也变得和轮椅一样陌生而可怕。这种寒意是内在的，比沿着她的脊椎滑落下来的水滴更为冰冷刺骨。琴键是合上的。乐谱架空荡荡。琴凳推了进去。她朝理查德的斯坦威走去，就好像是非法入侵了某片神圣领域，心中仍旧不相信眼前这突兀的情形。她犹豫不决，鼓足勇气，用食指滑过琴盖，扫下了厚厚一层细腻的灰尘，缓缓露出了一道光洁的轨迹，那才是钢琴本身的黑漆。
“你能帮我抓一下头顶吗？行吗？”
她的注意力游离到起居室，猛然顿住了，呆若木鸡。一个轮椅，这和她以前见过的轮椅完全不一样。倾斜的靠枕和坐垫就像牙医的治疗椅。用皮带捆住的两个脚凳让她想起了妇科检查台上的脚蹬。轮椅有六个轮子、减震器和一个操纵杆，附在其中一边的扶手上。这不是给断了腿的人用的轮椅。它看上去既未来又野蛮。冰冷的雨水沿着发际线流了下来，顺着脖子滑落下去。她打了个寒战。
她深吸一口气，跨越了两个人之间不可能的距离，和他挨着坐在沙发上，帮他抓头。
卡莉娜进去了，在门边脱掉鞋子，回到厨房，那里是犯罪现场。灯亮着，房间里充满咖啡香气。岛式厨房和料理台都擦得很干净，上面空空如也，不过有三只倒得满满的玻璃杯，看上去像是香草奶昔，每个杯子里都立着一根长长的吸管。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人在的迹象。她把酒和饺子放在料理台上，解开头巾，随手搭在了一把高脚椅上。她等着，不知道是该坐下还是该站着，因此越来越焦虑不安。或许她应该找张纸和笔，写个便条，然后离开。
“哦，我的老天，谢谢你。再用力一点。都抓一下，拜托了。”
“进来吧！”一个男人的声音，并不是理查德，是从屋里的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我们一分钟就好。”
她用了两只手。她的指甲并没有修剪整齐，但是它们坚硬而强壮，挠遍他的整个脑袋，把他梳理整齐的校园男孩儿发型抓得一团糟。在抓了好一通之后，她停了下来，观察他的反应。他闭上了眼睛，一种深深满足又默默无言的笑容在他的脸上弥漫开来。她上一次触碰他，给他带来开心的感觉，已经是很久之前了。没有她的准许，一段甜蜜的记忆按摩着她心脏尚未僵硬的部分。
等她来到理查德住的单元时，发现门是半开的。她一边敲门，一边把门又推开了一点点，好让里面的人听到：“你好？”
“我得走了。你还好吗？”她站了起来。
她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门牌号以及住宅楼上，所以急匆匆跑过去的时候差点没注意到门前草坪上竖着个“待售”的牌子，非常不起眼。她气喘吁吁地站在台阶顶端，肩膀都快贴住耳朵了。她按下门铃，等待着。她的手很潮湿，血液循环不畅，冷到极点，痛到想要扔掉手里的礼物，在外套口袋里寻求温暖。没有问候，也没有问来者何人，她就莫名其妙地进了屋。
理查德睁开眼。它们光彩熠熠。他眨了眨眼，几滴眼泪流了出来，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来。他没有办法自己擦掉。
离开自己安逸的家时就已经下雨了，而且她也知道四个街区之内别想找到停车的地方。她明明可以改天再去。天气预报说明天很冷，但晴朗得多。可是她昨晚做了饺子，再怎么说也要赶紧把她和理查德之间的问题给解决了，整理好心情，表达一下赎罪的意思，搞定。及时行乐。即便被诅咒。
“我没问题。”
天气仿佛是在鞭打她，而且目光所及之处也只有她一个行人，这种攻击仿佛就是专门针对她的。雨点机关枪似的嗒嗒嗒连续打在铝箔包装上。寒风将她的脸刺得生疼，雨水浸湿了她的袜子、裤子和头发，如同惩罚般冰冻着她的皮肤。她怪起了理查德。要是他没招惹她的话，她就不用受这份罪了。当然，她也回应了。和一直以来一样。就好像她被编写好了程序，时刻准备回应他，面对他的痛苦，会不假思索地感同身受。
她有点怀疑，但还是穿上了湿漉漉的鞋子，没再说一个字就离开了。下楼的时候她想起了许多离开理查德时的情景—在不计其数的争吵当中转身走开；饭吃到一半就猛然冲出去，把他一个人晾在餐厅，让他一个人打车回家；上一次她在这里，摔碎他的酒瓶之后就冲出了公寓；法官宣布他们的婚姻彻底结束的那天，她走出法院大楼，离婚是无过错的，离婚是绝对的。走出公寓大门时，她固定了一下头巾，胡乱把手插进温暖安全的外套口袋里，她还记得走下法院台阶的样子，生怕自己才是永久破碎的那一个，也怕明白这次失败有着许许多多的过错，并且敢于承认她自己值得怪罪的地方或许和他一样多。
卡莉娜一只手拎着包在锡纸里的一盘波兰饺子，另一只手里则拿着一瓶价值五十美元的红酒，怀着数个月来挥之不去的内疚感走在联邦大道上。这是个泛着青铜灰的十一月早晨，大雨滂沱，她没有手拿伞，还有四个街区。她加快脚步，几乎是在奔跑，风吹开了她的头巾。该死的。她根本空不出手把头巾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