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咳了好一会儿，回避着我的目光。
“为什么？什么……？多长时间……？”
“幸运的还有，解放时我们在英国辖区。另一个幸运之处是柳德米拉的出生地，诺瓦亚·阿来克桑德里亚。”
“啊，那是个不幸的时期。完全由香烟引起。我告诉过你，我认为，我能活下来得感谢香烟。对吧？但我没告诉你，我还几乎因为香烟而丢掉性命。因为薇拉的香烟冒险。幸运的是那时战争结束了。英国人恰好及时赶到——把我们从改造区拯救出来。否则我们肯定活不到今天。”
“为什么说那是种幸运？”
“薇拉说了些有关改造区的事？”
“幸运是因为加里西亚（Galicia）以前是波兰的一部分，波兰人允许留在西方。根据丘吉尔—斯大林协议，波兰人可以留在英国，乌克兰人要送回去。多数被送往西伯利亚——多数都死了。幸运的是米罗契卡还留着出生证，那上面显示她出生于前波兰。幸运的是我有几份德国工作的文件。说我来自戴斯谢夫。德国人将西里尔字母变成了罗马字母。戴斯谢夫（Dashev），戴斯则沃（Dasze-wo）。听上去发音差不多，但戴斯则沃位于波兰，戴斯谢夫位于乌克兰。哈哈。幸运的是移民局官员相信了。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的幸运——足够持续一生了。”
德拉钦西：它恬不知耻地坐落在地图上，一个黑点儿，从那里延伸出代表道路的红线，仿佛它跟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两样。
在四十瓦电灯泡的昏暗光线下，他皱缩的脸颊上的线条和阴影深如伤痕。他看上去多么苍老啊。小时候，我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我以他的坟墓逃亡为耻，以他飞往德国为耻。我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罗曼蒂克的女英雄。我希望他们的故事由英雄救美构成。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到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活了下来，就这样。
“这里，基尔附近，这是德拉钦西。我在这里的集中营待过一阵子。造船用锅炉。柳德米拉和薇拉在战争快结束时来的。”
“你看，娜杰日达，活着就是胜利。”
他的手指沿着铅笔线移动着。
他挤了挤眼，笑嘻嘻地让嘴角和眼角都呈现出刀疤似的皱纹。
“我知道。”不过这个数字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无法了解。在那无以计数的血和泪组成的汪洋之中，何处是地标，何处是熟悉的方向？“但我不认识那两千万人，爸爸。告诉我你和妈妈还有薇拉的事。在那之后你们怎么了？”
***
“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人死了——就这个。”他牙关紧咬、眼光执拗地盯着我，“那些最勇敢的人最先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他开始咳嗽，“你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死了有超过两千万的苏联公民。”
父亲上床睡觉后，我给薇拉打了个电话。时间已晚，她很困，但我需要交谈。我从轻松的话题开始。
“好的，好的。”我打断他，“别管什么飞机了。告诉我在战争期间发生的事。”
“那孩子真是漂亮。是个女孩。他们叫她玛格特蕾卡，跟撒切尔夫人同名。”
“米拉的工作是给飞机引擎安装燃料管。一流的引擎，只是有时飞起来太重了。升阻比不行。可操控性欠佳，尽管机翼设计上的一些有意思的新发展有点儿……”
“但你发现谁是父亲了吗？”
“她们在那里干什么？”
“杜波夫是父亲。”
“这是我们的旅途。乌克兰到英国。”他逆向循着那条线比画着，“同样的旅途，不同的方向。”他的声音吃力而沙哑，“看，南边这个靠近斯图加特的地方是辛得尔芬根（Zindelfingen）。柳德米拉当时在戴姆勒－奔驰汽车的组配厂工作。柳德米拉和薇拉在这里待了近一年。1943年。”
“但他不可能……”
“爸爸，这是什么？”
“不，不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父亲样儿。”
我盯着地图。与他用手指比画的路线相交叉的还有另一条用铅笔标上去的路线。汉堡到基尔（Kiel）。然后那条线从基尔南下，进入巴伐利亚（Bavaria）。然后又向北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Brno）。奥斯特拉瓦（Ostrava）。越过边境进入波兰。克拉科夫。普热梅希尔。乌克兰。
“但你没发现谁是真正的父亲吗？”
他变得十分安静。
“杜波夫是真正的父亲。”
“看。这儿，”他指着说，“他们已越过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前往汉堡。再从汉堡到柏林。在古本（Guben）越过边境进入波兰。然后是弗罗茨瓦夫（Wroclav）、克拉科夫（Krakow），在普热梅希尔（Przemysl）过边境。乌克兰。家。”
“真是的，娜迪娅。你真是没救了。”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后，父亲在他那起居室兼卧室的桌子上摊开张地图，仔细研究着，并用手指指点着。
我知道她的意思，但在我看到杜波夫拿奶瓶的样子后，就失去了对生物学上的父母身份的兴趣。我转而向她说起那粉红色蕾丝花边的婴儿衣服、那有松紧的脚跟下有环圈的宽松裤子、那最后的连袋煮食品构成的晚餐。我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把不用电的炉灶弄上车顶行李架的，大家是怎么大声欢呼的。我透露了十七项专利的秘密。
***
“真的！”她在我说话时时不时地嚷道，而我一直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胆敢向她问起改造区的事。
“我们喝点茶吧。”
“我难以忘怀那孩子是多么可爱。我本以为自己会恨她的。（我曾想象，当我向婴儿床望去时，就会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堕落的印迹会闪现在她脸上。）我以为她会像个迷你版的瓦伦蒂娜，一个带尿布的泼妇。但她就是她自己。”
天才还是疯子？我不知道。
“婴儿会改变一切，娜迪娅。”电话那头传来摩擦声，还有慢慢的吸气声。薇拉点上了一根烟，“我还记得你出生的时间。”
“拖拉机的刀杆。这样一来，一台拖拉机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犁、耙、喷药装置——每样装置都能很容易地相互更换。当然，类似的东西已经有了，但这项设计是最优秀的。我已经把它给杜波夫展示过。他明白它怎么用。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我等着她接下来评说某些陈年往事，但只听到她长长地呼出口气，接下来是沉默。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薇拉，告诉我……”
“我一生中注册了十六项专利，全都有用，没一项挣钱的。最后这个是第十七项——没时间注册了。”
“没什么可说的。你是个漂亮的婴儿。现在我们都去睡觉吧。很晚了。”
他领我走进起居室，拉出一盒文件。它们是些技术图纸，细致入微，精准严密，还有我父亲用象形文字般的数学符号做出的注解。
她没告诉我，但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啊！我把我的第十七项专利送给了他！”
***
“真的吗？为什么？”
曾经有一个战争宝宝和一个和平宝宝。战争宝宝出生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冲突的前夜，出生在一个已经饱受饥饿蹂躏、在一个患有妄想症的暴君的疯狂钳制下快要窒息的国家。她总是哭，因为她的妈妈没有奶水喂她。她的爸爸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也没说多少。不久他就离开了。然后她妈妈也离开了。她被一位老姨婆所抚养，姨婆十分溺爱她，她也渐渐爱上了姨婆。但当战争爆发时，姨婆所在的那座工业城市也陷入危险境地，于是她妈妈来领她，把她带到了一个村子，与她父亲的双亲住在一起，在那里她应当是安全的。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老姨婆。
“瓦伦蒂娜第一次离开时难过。这一次，没那么难过。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也许我不曾让她快乐。也许跟杜波夫一起生活她会更幸福。杜波夫是个好人。在乌克兰，也许他会富裕起来。”
战争宝宝的爷爷奶奶是对古里古怪的老夫妇，在如何养育孩子方面的看法十分固执。他们还要照顾自己女儿的孩子，一个长得胖乎乎圆滚滚、整天嘻嘻哈哈的小女孩，名叫娜杰日达，比自己的表妹年长几岁，她的父母住在莫斯科。她与自己的外婆同名，是她外婆的掌上明珠。战争宝宝是个身材瘦小、没精打采的孩子，安静得像只小老鼠。她会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门边，等着母亲的归来。
“你觉得难过吗，爸爸？”
战争宝宝的母亲将自己的时间分摊给战争宝宝和战争宝宝的父亲，他住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很少前来探望她，因为他有重要工作要做。她妈妈的探访常以与娜迪娅奶奶的争吵而告终，等妈妈离开后，奶奶就会给战争宝宝讲巫婆和恶魔是如何吞食不听话的孩子的恐怖故事。
厨房里，母亲的旧电炉灶已经重新被安置在那个煤气炉灶的位置，似乎还能用，就连那个以前坏掉了的灶眼也能用。还有些清扫工作要做，但规模不像上次那么大。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双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运动鞋，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前面的卧室，有几件散乱的衣物、大量包装纸、空手提袋，以及粘着化妆品的脱脂棉球。一个手提袋里装满了纸张。我大致看了看——它们就是我曾经放进冰柜的那些文件。我注意到，里面有结婚证和结婚照。在她前去的地方，她用不着它们了。我该把它们扔掉吗？不，还不要。
战争宝宝从不淘气，事实上她几乎根本不说话。不过，她有时会泼洒牛奶或摔坏鸡蛋，然后她就会遭到惩罚。惩罚并不残酷，却非同寻常。她会被罚在墙角站上一个小时，手里举着摔碎的鸡蛋壳，或是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今天我洒了牛奶。”娜迪娅表姐会冲她扮鬼脸。战争宝宝一言不发。她静静地站在墙角，举着自己的破坏罪证。她站在墙角，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还有些扫尾工作要做。幸运的是，瓦伦蒂娜把拉达的车钥匙留在了车里，于是我把它开进车库。杂物箱里是些文件，还有——真让人惊讶——老破车的文件和钥匙。它们对父亲来说没多少用处，因为他的驾照早过期了，而菲格斯医生拒绝在更换驾照的表格上签字。
其中最糟糕的是让她到鸡舍里收鸡蛋，因为有只可怕的小公鸡总是两眼喷火、鸡冠通红地看守着那些鸡蛋。当它站直了身子、拍动着翅膀发出啼鸣时，几乎与战争宝宝一样高。它会猛地冲上来啄她的腿。怪不得她总是会摔坏鸡蛋。
事情真的会就这么结束吗？
有一天，战争的风把战争宝宝的妈妈吹回到村子：她回来了，而且没有离开。晚上，战争宝宝和她的妈妈一起依偎在床上，妈妈给她讲外曾祖父奥切雷特考和他那匹名叫雷霆的令人叫绝的黑色战马的故事，讲索尼娅外婆在金色穹顶大教堂的婚礼，讲杀死巫婆和恶魔的勇敢孩子的故事。
***
妈妈和娜迪娅奶奶仍然会吵架，但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因为妈妈每天都要去当地的集体农庄上班，那里亟需她的兽医技能，尽管她只接受了三年的培训。有时她能拿到钱，但农场经理更多时候会付给她鸡蛋、小麦或蔬菜。一次，一头母猪的肚子被母牛用角顶破了，她用黑色普通缝衣线把猪肚子缝合起来，因为到哪儿也找不到手术用的缝合线。母猪活了下来，等她产了十一头小猪后，他们给了妈妈一头让她带回家。
接下来，帆布把行李架上的所有物品都包了起来，用绳子捆好，就这样。他们准备出发了。瓦伦蒂娜的皮大衣铺在后座上，上面搁着用毯子层层包裹的婴儿玛格蕾特卡。大家相互拥抱亲吻，除了父亲和瓦伦蒂娜，他们设法不声不响地互相避开了。杜波夫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斯坦尼斯拉夫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瓦伦蒂娜坐在后排的婴儿边。劳斯莱斯的引擎像只大猫似的发出心满意足的“突突”声。杜波夫挂上挡。他们出发了。父亲和我走到路中间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拐了个弯，消失在视野中。
然后士兵来到了村子——德国兵，然后是俄国兵，然后又是德国兵。一天下午，村里的钟表匠及其家人被塞进一辆没有窗户的大卡车中带走，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的大女儿，一个十四岁左右的漂亮文静的女孩，在士兵到来时设法逃了出来，娜迪娅奶奶接纳了她，把她藏在鸡舍里（那只怕人的公鸡早已被炖着吃了，它会踢人的脚变成了最美味可口的鸡汤）。尽管娜迪娅奶奶是个严厉的女人，但她知道是与非，而把人装在没有窗户的大卡车里带走是错的。后来有天晚上，有人放火烧了鸡舍。没人知道是谁干的。钟表匠的女儿和剩余的两只鸡被烧死在烈焰中。
人人都在拍手欢呼，包括涌到街上来看热闹的邻居。瓦伦蒂娜走出拉达，蹬着高跟拖鞋（难怪她的离合器控制能力有待提高），迈着小碎步，朝杜波夫走过去，在他的腮上啄了一口——“Holubchik！”斯坦尼斯拉夫摁了摁劳斯莱斯的喇叭——它发出低沉而老于世故的声响——大家再度欢呼起来。
最终，战争的风把战争宝宝的父亲也吹回了家。一天一大早，天还黑着时，有个身形憔悴的男人来到家门口，他的喉咙上有道正在化脓的可怕伤口。娜迪娅奶奶惊叫起来，开始祈祷上帝的怜悯。马耶夫斯基爷爷进村去向某人行贿，让他把原本是为士兵们准备的药品给他一点儿。妈妈蒸煮破布，清洗伤口。她夜以继日地守候在他身边，让战争宝宝出去和娜迪娅表姐玩。有时，战争宝宝会蹑手蹑脚地进到他的房间，他让她坐在床上。他会紧紧攥着她的手，但一言不发。几周后，他的伤口愈合得足以让他在房子里四处走动。然后，一如他神秘地到来那样，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瓦伦蒂娜控制离合器的能力欠佳，所以炉灶嗵的一声落了下来，但劳斯莱斯，还有杜波夫的车顶行李架，撑得住它。
不久之后，轮到战争宝宝和妈妈也离开的时候了。德国兵进了村，将所有青壮年劳力都带走，把他们送上了火车。他们带走了战争宝宝的妈妈。他们要把战争宝宝留下来，但妈妈大吵大闹，于是他们也让她跟着走了。那是辆没有座位的货车：所有人都挤坐在稻草捆上或地板上。这趟火车之旅持续了九天之久，只有酸面包可吃，水少得可怜，厕所就是放在车厢角落里的水桶。但大家都很激动。
“现在向后倒，瓦兰卡。轻点儿！轻点儿！停！”
“我们会去一个营地，”战争宝宝的妈妈说，“在那里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会工作，会有好东西吃。也许爸爸也会到那儿。”
杜波夫向瓦伦蒂娜示意。
让战争宝宝大失所望的是，那个营地并非像妈妈所描述的哥萨克的露营地那样由一圈帐篷和拴着的马匹构成，而是由水泥建筑和高大的铁丝网构成的迷宫。不过，战争宝宝和妈妈还是有床可睡，有东西可吃。每天，妈妈和其他女人一起被卡车带到一家工厂工作，她们在那里装配飞机引擎，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战争宝宝被留在营地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些孩子都比她大得多，此外还有个说话她听不懂的警卫。她会一连几个小时地向铁丝网外张望，寻找将把妈妈带回家来的卡车。到了晚上，妈妈总是累得没力气给她讲故事。黑暗中，战争宝宝紧贴着妈妈，听着她的呼吸声，直到俩人都进入梦乡。有时候，在夜里，她会被妈妈的哭声惊醒，但到了早晨，妈妈会像个没事人似的起床洗脸，然后去工作。
杜波夫已经用粗绳和结实的帆布被单搭建了个有点像起重机的装置。他把绳子挂在屋前路边的白蜡树的一根大枝上，然后拽着它，使它稳稳地支撑在树的分叉处。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把炉灶放低，放在绳子边的帆布兜上。然后瓦伦蒂娜跳进拉达，杜波夫指挥她把车开到炉灶前面，绳子的另一端被拴在了汽车保险杠上。随着她一点点地向前移——“慢点，瓦兰卡，慢点！”——炉灶升入空中，摇摇晃晃地悬吊在那里，杜波夫稳住它，直到他示意她停车。拉达冒着烟，引擎剧烈地轰鸣着，但手刹被拉起来了。现在劳斯莱斯掉了个头——驾驶室里坐着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开到了在帆布兜里直摇晃的炉灶的正下方。父亲已经走到前院，正帮着杜波夫指挥方向，使劲地挥舞着胳膊——向前一点——向后一点——停！
然后有一天，战争之风把妈妈和战争宝宝吹到了另一个营地，爸爸在那里。那个营地跟第一个很像，但更大更可怕，因为那里除了乌克兰人，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人，而看守还拿着皮鞭。在那个营地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最好忘掉它——最好压根不知道它曾经发生过。
现在后备厢装满了（砰！），他们开始往车顶的行李架上装东西。搬出上了漆的木制婴儿床，它已经被拆解开，用绳子捆在了一起。一、二、三——起！——上去了一只巨大的玻璃纤维行李箱，大如小型衣柜。搬出了——肯定不行的——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被压得直不起腰来，吃力地抬着它走过院子——屈膝，斯坦尼斯拉夫！屈膝！——那台深色的、非农民的、非用电的炉灶。但他们怎么把它抬到车顶去呢？
然后，突然间，不再是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家人登上一艘大船，渡过大海，到了另一个国家，那里的人说着一种好玩的语言。尽管他们还是在一个营地里，但那里有更多的食物，而且人人都对他们很友善。似乎是要庆祝和平的降临，另一个宝宝降生在这个家庭。她父母给她取名为娜杰日达，跟那些他们留在身后的娜杰日达们同名，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希望”。
装了两个巨型垃圾袋，里面的内容不详，瓦伦蒂娜将它们使劲地推进后备厢。装了斯坦尼斯拉夫收集的两纸箱CD，还有他的CD播放机，揳在后排座位下的两大包一次性尿布中间。装了两个行李箱，还有杜波夫的绿色小帆布背包。装了一台电视机（他们从哪搞来的？）和一只深煎锅（同上）。装了一箱五花八门的连袋煮食品，还有一箱鲭鱼罐头。装了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装了那台文明人的蓝色吸尘器（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和杜波夫已经把它调适为可以使用普通垃圾袋），还有妈妈的高压锅（她怎么敢！）。
和平宝宝的出生国刚刚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尽管时局艰难，但到处充满希望。有能力工作的人会向所有人伸出援手；需要帮助的人能够获得所需；孩子们能够得到牛奶、橘子汁和鱼肝油，以便他们能长得强壮。
劳斯莱斯的承载力真是惊人。
和平宝宝贪婪地吞咽着所有这三种液体，长成个执拗倔强、桀骜不驯的人。
但屋子里已经到处乒乓作响，乱成一团。父亲在浴室里唱歌。瓦伦蒂娜、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正匆匆忙忙地往车上装东西。我冲了一杯茶，站在窗边看着。
战争宝宝长成了大姐头。
我一大早就醒了，脖子僵硬。昨晚的选择是，要么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睡上下铺，要么睡那张双人沙发，我选择了后者。天才蒙蒙亮，天空呈现出石板色，阴沉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