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说，他是医院里的实习听力师。”
“你看，这证实了我一直相信的事。她是个罪犯。不满足于仅仅毁掉爸爸，还想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那个加纳人是怎么回事？也许他也是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人。”
“那么，他仍然可以是个政治避难者，不是吗？”
薇拉对贾斯汀的发现非常高兴。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在租她的房子。也许她也正在毁掉他。”
“嗯。”克里斯·提德斯维尔用她那清脆的年轻姑娘的声音说，“你是个不错的侦探。你应该当警察。我来看看我能做什么。”
薇拉和我相差十岁——这十年给了我甲壳虫乐队、反越战示威、1968年的学生暴动，以及女权主义的诞生，它教给我要视所有女性为姐妹——所有女性，除了我姐姐，也就是说。
我给薇拉打电话，但她的电话占线，我在等着的时候，决定给斯波尔丁警察局的克里斯·提德斯维尔打个电话。我告诉她特别法庭上的撤诉，并告诉她瓦伦蒂娜现在和儿子一起住在帝国饭店，并且俩人都在那里打黑工。
“也许他正在把房子里的房间转租给其他政治难民。（她真是没完没了。）你看，当你走进这个阴暗的罪犯世界时，你发现那里有一层又一层的谎言，你必须既聪明又坚定才能找出事实的真相。”
我对贾斯汀千恩万谢，给他寄去了一张支票。
“薇拉，他是个实习听力师。他为聋人工作。”
贾斯汀兑现了他的诺言。大约一周后，他打电话来说，他已经追踪到了瓦伦蒂娜：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住在帝国饭店上方的两个房间里。她在吧台后工作，而斯坦尼斯拉夫则洗盘子。（我已经猜到这些了。）她还申请了社会安全补贴和住房补贴，在诺维尔街租了个连栋房屋，她正在把此房屋转租给一个歪打正着地晃进了帝国饭店来喝酒的加纳实习听力师。她有情人吗？贾斯汀不大肯定。他发现有辆深蓝色沃尔沃在附近停过一两次，但没有过夜。爱里克·派克是帝国饭店的长期顾客。没有可以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
“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娜迪娅。”
***
曾经，并不是很久以前，大姐头的态度会让我义愤填膺，火冒三丈，但现在，我会从它们的历史语境下看待它们，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冲自己微笑。
“有些个律师几乎比他们那些不诚实的客户好不到哪儿去。假如这些文件在法庭上出现，我们就得反戈一击。那个私人侦探有进展没有？”
“当我们刚来这儿时，薇拉，人们也可能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正在毁掉这个国家，大喝免费橙汁，吃国家卫生局的鱼肝油增肥。但他们没有。人人都对我们很友好。”
当我把复印文件的事告诉卡特尔女士时，她义愤填膺。
“但那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当然，我们首先是白人，我可以这么说，但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我们工作努力，做事低调。我们学习语言，融入社会。我们从不申请福利津贴。我们从不触犯法律。”
“我会的。”
“我触犯过法律。我吸食过大麻。我在格林汉姆公地被捕过。爸爸变得如此不安，以至于他试图坐火车回俄国。”
“现在，”她的声音平稳下来。她控制住了自己，“你说瓦伦蒂娜复印了他所有的文件。她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她要在自己的离婚听证会上使用它们。你必须马上告诉劳拉·卡特尔。”
“但那正是我要说的，娜迪娅。你和你的左倾朋友们——你们从未真正感谢过英格兰所给予你们的——稳定，秩序，法律法规。如果你和你那类人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同俄国没什么两样了——到处是排队买面包的长龙，人们的双手被砍掉。”
我渐渐明白：大姐头不仅仅是个硬壳。我真正的姐姐是个不同的人，某个我才开始了解的人。
“那是阿富汗。砍掉双手也是法律法规。”
“我真抱歉，薇拉。”（我真的抱歉。）
我俩都提高了嗓门。我们正在转入老一套的争执中。
她声音里有隐情，仿佛我触动了某根神经。我有可能伤到她了吗？
“随便什么吧。你明白我的观点。”她轻蔑地说。
“娜迪娅，求你了。为什么你现在要提这些事？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考虑离婚的事——而不是这么无休止地揭过去的伤疤。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学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我在英国长大成人让我最感激的是它的宽容、自由、日常的友善。（我在空中摇着手指，以此来强调我的观点，尽管她看不见我。）还有英国人总是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
“那么，他是经济移民，不是政治避难者？”
“你把受压迫者与乞丐混为一谈了，娜迪娅。我们是穷人，但我们从不是乞丐。英国人相信公正，公平竞争。就如板球。（她对板球知道什么？）他们按规矩比赛。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纪律感和秩序感。”
这就是我家是如何离开乌克兰的故事——两个不同的故事，我母亲的和我父亲的。
“不，不。他们相当无组织无纪律。他们喜欢看小人物向世界伸出两根手指。他们喜欢看大人物遭到报应。”
“不，他先去了西部，上了辆去德国的火车。当他告诉他们自己是个工程师时，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他让人来接妈妈和我。”
“正相反，他们有种保存完善的阶级体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可他亲口对我说……”
看到我们是如何长在同一屋檐下却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了吧？
“不，不是的。”薇拉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些是李子，不是樱桃。抓住他的是苏联内卫军，不是德国人。德国人是在那之后才来的。当他回到戴斯谢夫时，我们还在那儿。我记得他回来时的情形，喉咙上带着可怕的伤口。娜迪娅奶奶照看着他。除了汤，他什么也不能吃。”
“他们拿自己的统治者开玩笑。”
***
“但他们喜欢强有力的统治者。”
但母亲和薇拉已经离开了。在我父亲回来的两周前，德国人占领了村庄，将所有体格健全的年轻的成年人都推上火车，把他们运送到德国的军需厂干活。他们被称为Ostarbeiter：从东部来的工人。他们曾想把薇拉留下来——她只有五岁——但母亲大吵大闹，所以她也跟来了。父亲在戴斯谢夫待到直至体力恢复，然后他重新上路，登上火车，追随她们到了西部。
假如薇拉提到撒切尔，我就会挂电话。一阵短暂的沉默，我们都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我向我们共有的过去求助。
他留在医院里，得到老精神病医生的照料，同他下棋，谈论哲学和科学。随着夏天过去，德国人也继续前进，向东去追逐红军。当他认为安全时，他溜走了，越过德国人的战线，向西，向着戴斯谢夫走去，去与家人团聚。
“还记得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女人吗，薇拉？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德国人没有轻易地放过他。他们找来个医生，一位上了年纪的乌克兰精神病医生，他留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病人。自从他在医学院上学时起，他就从未缝合过伤口。他用普通针线粗针大脚地把我父亲的喉咙缝起来，留下一道参差不齐的伤疤，从此以后，他一吃东西就咳嗽。但他救了我父亲的命。他还对德国人说，我父亲的喉咙遭到了无法修复的伤害，这个人受审时是绝不可能说话的，而且他无论如何都不是间谍，而是个疯子——以前的精神病人，过去就曾意图自残。于是德国人释放了他。
“什么女人？什么公共汽车？你在说些什么？”
他们把他带到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家老精神病院，那里是他们的司令部。他们把他锁在一个窗户上布满栅栏的空房间里，让他坐在自己的一身恶臭中等候审讯。我父亲不是个勇敢的人，不属于英雄类型。他知道德国人对待乌克兰俘虏是多么粗鲁残暴。在那种情形下，你或我会怎么做呢？我父亲用拳头打碎一扇窗户，然后用一块尖利的碎玻璃割了自己的喉咙。
她当然记得。她不曾忘记柴油机的气味，刮雨器的嗖嗖声，公共汽车把刚落下来的雪变成烂泥时那不稳定的左右摇摆；车窗外的彩灯；1952年的圣诞夜。薇拉和我，裹得严严实实地以对抗寒冷，在后排座位上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边。一个穿皮大衣的好心女人从走道那边斜过身子，把六便士塞在母亲手中：“给孩子过圣诞节。”
但有人看到了他。有人告发了他。破晓时分，士兵来把他拖了出来，把他当作间谍逮捕。当他们抓住他并把他粗暴地塞进卡车时，他肚中成团的酸樱桃加上被捕所带来的恐惧感使他丢人现眼地拉了自己一身。
“那个给妈妈六便士的女人。”
终于有一天——一天夜里——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当黄昏降临时，他爬出了藏身之所，爬上了树，扯下满把的樱桃，把它们塞进嘴里。他吃了又吃，汁水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他把果核吐得到处都是，直到衣服上沾满樱桃汁，就像鲜血一样。他似乎怎么也吃不够。然后，他把樱桃装满口袋和帽子，溜回到自己的地下洞穴中。
妈妈，我们的妈妈，没有把硬币摔到她脸上；她喃喃地说：“谢谢你，女士。”然后把它放进了钱包。真丢人！
除此之外，并非完全黑暗：墓石间有条缝隙，阳光在一天里的某个时段会透射进来，当他把眼睛贴近它时，透过缝隙，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可以看到墓碑，它们半掩在夹杂着粉红玫瑰的丛生杂草之中，再过去，是一棵樱桃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正在成熟的果实。他开始痴迷于那棵树。从早到晚，他看着樱桃成熟，而他却在黑暗的地下捕捉蛆虫，用一把树叶或草裹住它们，好让它们变得容易下咽。
“哦，那个。我认为她有点醉了。这事你以前提起过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要提它。”
也许这就是原因，或者他只是受够了，我父亲没跟他们走。他从军队里开了小差，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在城里一块枝繁叶茂的僻静之处有座古老的犹太人墓园，他钻进一座坍塌的坟墓，把沉重的骨头重新安置在自己身后，就栖身在那儿，与死人脸挨脸。有时，当他蜷伏在黑暗中时，能够听到丧亲的犹太人在他头顶上方哀哀哭泣。在阴冷潮湿的寂静中，他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月，靠着随身携带的食物为生，等这些吃完后，就吃蛆虫、蜗牛和青蛙。他喝的是下雨后地上留下来的一点点积水，他一面思索着自己与死亡有多么接近，一面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
“就是那个时刻——远非那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把我变成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
那是在1941年的夏天，德国军队横扫乌克兰，红军向东败退，一路上烧桥毁田。我父亲与自己的军团在基辅。他是个不情愿的士兵。他们把一把刺刀塞在他手中，告诉他他必须为祖国母亲而战，但他不想打仗——不为祖国，不为苏联，不为任何人。他想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拿着计算尺和空白纸张，对着阻升比方程式苦思冥想。但他没有这样做的时间——没有时间做任何事，除了拼刺后奔跑，射击后奔跑，冲向掩体奔跑，奔跑了又奔跑。往东，穿过波尔塔瓦收获季节的金色麦田，在炫目的蓝天下，军队在奔跑，最终在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只是他们追随的旗帜不是黄和蓝：它是猩红加上艳黄。
电话那头沉默着，有一刻，我认为她已经挂了电话。然后她又说：“也许正是它把我变成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也许瓦伦蒂娜知道，也许是灵机一动的猜测，但我父亲确实是从坟地里溜出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