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我敢肯定他会秘密前往的。很有可能他有辆老福特护卫舰专门用于这种场合。”
“但是难道她认不出他吗？难道有辆黑色宝马车停在她屋外她会发现不了？”
我通过卡特尔女士联系了贾斯汀，在他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下了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留言，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些什么。几分钟后，他回了我电话。他的声音低沉而自信，带点他试图消除掉的沼泽地区的口音。他很肯定他能帮助我。他在警察局和市政厅都有线人。他记下了我能给他提供的所有细节，他以不同的方式拼写名字、她的生日（除非这个也是假的）、她的国民保险号码（这是我在汽车后备厢里的一份文件上发现的）、斯坦尼斯拉夫的姓名和年龄，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鲍勃·特纳和爱里克·派克的一切。但他似乎对讨价还价更感兴趣。我是想按结果付费呢，还是按天付费？我选择按结果付费。她的地址多少钱，她工作的细节多少钱，能够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有关情人的证据要多付。放下电话后，我又高兴又激动。如果贾斯汀能够发现这些信息，那这价钱就很是便宜了。
“我亲爱的，你会发现，他相当地令人振奋。”薇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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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蒂娜的律师已经不再给我们回信。如何才能在我们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说服瓦伦蒂娜把车移走呢？薇拉推荐了贾斯汀，就是那个给瓦伦蒂娜递送离婚文件的一脸短髭的人。我以前从未雇用过私人侦探。这主意似乎很棒——是电视惊悚片里的人干的买卖。
在我忙于设法摆脱那辆劳斯莱斯时，我父亲正在为另一种机器大唱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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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时期在拖拉机史上是个异常先进和进步的时期，因为刀刃重新装进了犁头，饥饿的世界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喂养自己。据我们现在所知，成功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唯一希望，而在这方面，拖拉机扮演了主角。
“你得有登记材料，哪怕是要拆毁一辆车。”
美国人在欧洲的工厂和人口几近消灭时才参战。美国的拖拉机过去在技术的完善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拖拉机，现在，它们占据了中央舞台。其排头兵是约翰·迪尔（JohnDeere）。
“但是难道你们不能来把它们拖走，就用它们的零件或废金属料？”
约翰·迪尔本人是个铁匠，佛蒙特州人，他身高马大，壮如公牛，1837年，他亲手改造了一架钢犁，用它来翻开美国大草原的处女地是最完美不过的了。因此可以说，正是迪尔拖拉机，而非战后电影院里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傻牛仔们，开辟了美国西部。
我给卡特尔女士打电话，于是她写信给瓦伦蒂娜的律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打电话给一个二手车商，提出以超低价格把车卖给他们。他对劳莱很感兴趣，但当我告诉他没有相关文件时，他立即退缩了。我甚至没有提到我们也没钥匙。
他的经商天分一点也不亚于作为一个工程师的天分，因为通过与买方讨价还价和向他们提供资金，到他1886年去世时，原来那个小作坊已经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
“这真是荒唐。”我对父亲说，“她必须把车开走。”
约翰·迪尔著名的双缸式376立方英寸柴油发动机既经济实惠又便于操作。但到1935年出口到全世界的却是非凡的G型拖拉机，它在成为战后时期一大特征的美国经济优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现在前院有了两辆车，它们停的那位置使得我父亲不得不从扎人的火棘篱笆前挤过去才到得了前门。火棘刺会勾住他的外套，有时还会刮到他的脸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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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活见鬼了。”我父亲说。
十月初的一天下午，我父亲暂时停下他的伟大工作，在前面房间的扶手椅上午睡，就在这时，他意识到有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渗入了自己的梦中。那是一种柔和的、不断重复的机器的嗡嗡声——相当悦耳，他说它让他想起了自己那台老弗朗西斯·巴内特在一个露珠晶莹的清晨挣扎着想要发动时的情景。他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听着那声音，回忆着那台弗朗西斯·巴内特、那蜿蜒的苏塞克斯车道、那穿过发际的风、那鲜花盛开的灌木树篱散发的芳香、那自由的味道。他留神地倾听着，心情愉悦，随后他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么轻，几乎难以觉察，一种微弱的耳语声——交头接耳时的说话声。
几天后，他又给我打电话来。一夜之间，老破车重新出现在车道上。它的两个轮子压在草地上，就停在那辆正在锈蚀的劳莱旁。它的一只后胎瘪了，司机一边的后侧车窗破了，司机座位旁边的门变了形，用细绳绑在门柱上，所以司机得从副驾那边上车，再爬过变速杆。没有圆形纳税证。与此同时，那辆拉达从车库里消失了。
他的感官现在完全警觉起来。房间里有人。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睁开一只眼睛。有两个身影正在窗户附近移动。当他们走进他的视线时，他认出了他们：瓦伦蒂娜和扎德查克太太。他赶紧把眼睛又闭了起来。他听到她们的移动声、她们的耳语声，还有另一种声音：沙沙的纸声。他睁开另一只眼。瓦伦蒂娜正在洗劫梳妆台的抽屉，那是他存放所有信件和文件的地方。她时不时抽出一张纸，把它递给扎德查克太太。现在他听出了那另外一种声音：嗡嗡的机器声。它不是弗朗西斯·巴内特，它是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
我为父亲填了表，他签了字。
他浑身僵硬。他不由自主。他把两只眼睛都睁开了，发现自己正直愣愣地瞪着瓦伦蒂娜那双描着埃及艳后式眼线的糖浆色眼睛。
“那么，写下律师的地址。这样就成。”
“哈！”她说，“尸体复活了，玛格蕾特卡。”
“但问题就在这儿。他不知道她的地址。我们得通过律师与她联系。”
扎德查克太太哼了一声，把更多的纸塞进复印机。它又开始发出嗡嗡声。
“噢，我的天啊！噢，我从没听说过！”那温和的声音喁喁细语道：“可怜的人儿！告诉他别担心。我只是会给他一张小小的表格填一下。他只要提供她的姓名和地址这些个细节就可以了。”
瓦伦蒂娜弯下腰，让自己的脸逼近我父亲的脸。
我打电话给司机及车辆登记处向他们解释情况。我告诉电话那端说，我父亲从未开过那辆车，以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不能再开车。我做好了准备与一个冷漠的官僚打交道，但那个声音——苍老的，女性的，发元音时带有约克郡口音——是温和而同情的。突然间，我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倾倒出整个故事：那隆过的胸脯，那黄色橡胶手套，那用炸猪扒买的驾驶证。
“你自以为聪明。不久你就会死，聪明的工程师先生。”
“但在彼得伯勒不会。”
我父亲发出一声尖叫，他事后形容说它就如同“尾部排气声”。
“不，不。你什么都不知道。人们会因误会而丢掉性命。”
“你已经像个死尸了——不久你就会是。你个死狗。你个会走路的骷髅。”
“没事的，爸爸。我敢肯定这是个误会。”
她向他弯下身，双手撑在他头两侧的椅子上，使他动弹不得，而扎德查克太太则继续复印卡特尔女士的来信。等她复印完毕，她把文件捆在一起，拔下复印机插头，将它们全都塞进一个乐购手提袋。
“你看，因为这个瓦伦蒂娜，我平生第一次成了罪犯。”
“走吧，瓦兰卡。我们要找的都有了。让那个臭东西挺尸去吧。”
所以想象一下当我父亲收到因没有支付车辆消费税而邮寄来的法庭传票时是多么惊恐不安。警察发现老破车停在一条小街道上，车上没有贴圆形纳税证。他是这辆车的登记持有人。
瓦伦蒂娜在门口停住脚，向他抛了个飞吻。
自1946年来到英格兰后，我父母就一直是模范公民。他们从不触犯法律——就连一次也没有。他们太害怕了。填写那些语意模糊的表格着实让他们烦恼：假如他们答错了怎么办？他们害怕去申请福利：假如要来检查怎么办？他们太害怕了，以至于不敢去申请护照：假如不让他们再次入境怎么办？那些胆敢向当局发起挑衅的人也许会被送上没有回程的长途火车。
“你个活死人。你个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