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是脚下踩着鸡蛋壳似的谨小慎微。
“见到你也一样啊，薇拉。”
因为到得很早，我们找了个位于法庭后部的座位。法庭在一间有着色调沉郁的橡木嵌板的房间里，太阳的斜晖从窗户渗进来，因为窗户太高，你无法看到窗外的景象。听证会开始前的几分钟，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才走进法庭。瓦伦蒂娜精心地装扮过自己：那件镶着粉边的海军式涤纶衫不见了。她穿了件白色长裙，黑白两色棋盘格花纹短上衣，裙子是低胸的，露出了乳沟，但因为剪裁得当，遮掩了她的庞大身躯。在她蓬松的金发上方是顶白色衬黑丝绸剪花的药丸盒式小帽。她的唇膏和指甲是血红色的。斯坦尼斯拉夫穿着他所在的豪华私立学校的校服，打着学校配发的领带，头发刚剪过。
“见到你真好啊，娜迪娅。”
她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发出一声低吼。陪她进来的是个年轻的金发男子，我们判断他是她的辩护律师，他循着她的视线也看到了我们。他们一边就座，一边轻声交谈着。他的西装是如此入时，领带是如此鲜艳，我们敢肯定他不是彼得伯勒的小伙子。
我南下伦敦去参加特别法庭，因为我不想错过好戏。薇拉和我在一家咖啡馆碰了面，这家咖啡馆就位于爱斯林顿区的那座将要举行特别法庭的大楼的对面。尽管我们常通电话，这还是我们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一次实际会面。我们上下打量着对方。我特地打扮了一下，穿了件从慈善商店买的当季的夹克衫，白衬衣，黑裤子。薇拉穿了件时髦的打了褶的短上衣和土黄色亚麻西装裙。我们小心翼翼地倾向对方，在彼此的脸颊一侧虚虚地啄了啄。
人人都精心打扮，只有三位法庭审判员例外，他们又过了几分钟后才出现，穿着非时尚的宽松下垂的裤子和非时髦的打了皱的上衣。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瓦伦蒂娜的辩护律师立即起身，为自己的当事人申请翻译。审判员们商量了一下，向书记员咨询过后，一位身材胖大、头发卷曲的女子从边门走了进来，坐在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前面，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叹息声。现在，那位大律师又站起身，指着坐在后面的薇拉和我，反对我们在场。他的要求被驳回。最后，他又一次站起来，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绘声绘色的演说，谈到瓦伦蒂娜与我父亲之间的爱情角逐，他们是如何在彼得伯勒的乌克兰人俱乐部的社交集会上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他是如何向她求婚，用情书和情诗对她进行狂轰滥炸——年轻人向空中挥舞着一团复印件——他们是如何幸福，直到两个女儿——他指向我和薇拉——开始干涉。
薇拉已经参观过特别法庭的审判庭，调查了情势，与传达员交上了朋友。她已经联系过特别法庭办公室，在没有真切地告诉他们她代表的是马耶夫斯基太太的情况下，已经确保到时候会有一位翻译。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大约十来分钟时，出现了一阵骚动，传达员拿着几张纸冲了进来，把它们放在审判团主席的面前。他浏览了一番后，把它们传给了审判团的另外两位成员。
***
“如果不是因为患有胸腔感染，再加上他年龄极大，身体虚弱，使他今日无法前来此地，否则他就会亲自来证实他对我的当事人的爱情。”年轻人的声音达到了最高点。主席礼貌地等他说完，然后举起传达员送进来的文件。
“秘诀，娜迪娅，在于一丝不苟的计划。”
“我会认为你的演说极具说服力，爱里克森先生，”他说，“假如不是就在此刻，我们收到了马耶夫斯基太太的丈夫在彼得伯勒的律师发来的传真，上面有他填写的一份有关你的当事人的离婚申请的细节。”
我们转而为移民局特别法庭听证会制订计划，这听证会无声无息地逼近了我们，一转眼只剩两周时间了。薇拉和我非正式地互换了角色。我现在是离婚专家太太，至少，我的工作是留心离婚方面的事宜。薇拉扮演的是“把他们痛打一顿再赶回老家”太太的角色。她扮演这个角色绝对超级棒。
瓦伦蒂娜跳起身，转向薇拉和我坐着的方向。
“当然，有些事太恶心人了，最好是不谈它们。”
“都是这邪恶巫婆姐妹干的好事！”她叫喊着，一面把猩红色的指甲插向空中。
“我们别谈政治了，薇拉。我们似乎总是意见不一致。”
“请听我说，大人先生，”她双手相合，摆出祈祷的姿态，向主席请求道，“我爱我丈夫。”
是的，我那慷慨大度心慈手软喂人食物直至其吐的妈妈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是撒切尔夫人。
那位翻译对自己被置于这场好戏之外大为不满，这时插嘴说道：
“那么他们笃定不是我的。也不是妈妈的，如你所知。”
“她说那对姐妹是邪恶的巫婆。她想说她爱她丈夫。”
“他们不是我的劳工党政客，薇拉。”
薇拉和我默不作声，显得循规蹈矩。
（噢，大姐头，你的鼻子怎么那么灵，能嗅出那些个腐蚀的、肮脏的、腐败的、妥协的事物。你是从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悲观地看问题的？）
“爱里克森先生？”主席问。
“不，不，那是种不谙世事的观点，娜杰日达。你瞧，这是人性的黑暗面。当某个人拥有权力时，没什么权的人总是试图逢迎讨好他们。看看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讨好瓦伦蒂娜的样子，就连她虐待他时也是如此。看看你的劳工党政客们巴巴地向资本家（她发的是‘死本家’的音）‘抛媚眼’（她发的是‘霉—眼儿’的音）的样子，他们原本发誓要把他们推翻在地的。当然，并非只有政客如此，在整个动物界也都是如此。”
年轻人金发下的脸已涨得通红。
“薇拉，我发现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快地背叛彼此？你原本以为，在面对压迫时，他们应当表现得坚定不移。”
“我想申请几分钟的休庭时间，以便我与我的当事人磋商一下。”
我过去一直以为在说起我父母的生活时，那将会是个快乐的故事，一个喜悦战胜悲剧的故事，一个爱情战胜不可能的故事，但现在我发现，幸福只是转瞬即逝的片刻，要在它们溜走之前抓住并好好庆祝。
“批准。”
“所以你看，每个人到最后都被出卖了。”
他们从法庭鱼贯而出时，我可以听到他气咻咻地对瓦伦蒂娜说着些什么，像是“……你让我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我不知道。”
十分钟后，爱里克森先生一个人回来了。
“所幸的是，那是在爸爸离开之后的事了。一个邻居出卖了安娜和维克多，他们死于娘子谷。你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当然。”
“我的当事人撤回她的申诉。”他说。
“噢，不！”
***
“哈，是的，红色犁具。”薇拉那大姐头的声音让我很不爽，仿佛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似的，“你当然知道，到头来他们全都被出卖了。有个他们帮他修自行车的人向NKVD告发了他们。厂长和大部分职员都被强行遣送到了西伯利亚。”
“你看到他冲我们挤眼睛的样子了吗？”薇拉说。
“我俩都喝得有点晕晕乎乎的了，然后他开始说起他在红色犁具厂的日子。”
“谁啊？”
我描述了瓦伦蒂娜那热烈但莫名其妙的爱情宣言，以及我们的李子酒庆祝会。
“那个主席。他挤眼睛了。”
“太好了！”薇拉喊道。
“不会吧！我没看见。他真的挤了吗？”
薇拉一直在托斯卡纳度假，于是我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最近两周所发生的事。我描述了法庭里的场景、劳拉·卡特尔的发言，以及父亲的指控介入。
“我觉得他真是性感。”
***
“性感？”
接着，轻声地，几乎带着悔恨似的，他咕哝道：“C等！”
“很英国的那种，皱皱的。我真是喜欢英国男人。”
“爸爸？”
“但不是迪克。”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初遇时，迪克很英国，皱皱的。当时我喜欢他。在他遇到普西芬妮之前。”
“那么她到底有没有搬出去？她住什么地方？”
在薇拉位于普特尼的公寓里，我们比肩而坐，脚搁在一只宽大的沙发上。在我们前面的矮桌上有两只玻璃杯和一支几乎空了的冰白葡萄酒瓶。轻柔的背景音乐是戴夫·布鲁贝克演奏的曲子。在法庭联盟之后，我回到这里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公寓被漆成清冷的白色，配以浓白色的地毯，非常小巧但极其昂贵的家具。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
“有时在这儿，有时又不在。今天走了，明天又回来了。你知道，这个瓦伦蒂娜不是坏人，但她就是接受不了那孩子不是天才的事实。”
“我喜欢你的公寓，薇拉。它比你和迪克一起过时住的那间好多了。”
我很清楚瓦伦蒂娜另有一个根据地，也许在某处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家，她和斯坦尼斯拉夫还有那个小型便携式复印机都可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为什么她还要在我父亲身边出没？
“你以前没来过吗？当然没有。那么，你也许可以再来的。”
“爸爸，法院给你出具强制令已经两周多了。为什么他们还住在那儿？现在他们应当已经搬走了。”
“希望如此。或者，也许你会到剑桥去度个周末。”
“没，出去了。买东西去了。”
“也许吧。”
我想让他住嘴，在她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
当薇拉与迪克一起生活时，我去过他们家一两次——到处都是精致的木头和优雅的墙纸，在我看来很是自命不凡，又阴暗沉闷。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还在你跟前吗？”
“她撤回了申诉——你觉得那意味着什么，薇拉？她会彻底放弃吗？或者，你是不是觉得这仅仅意味着她会申请另日开庭？”
“喔，只是轻轻撞了一下。你看，她无法面对真相。她儿子不是天才，但她不相信这点。”
“也许她会就此消失进入罪犯聚集的黑社会，那才是她本来就该去的地方。毕竟，假如他们能找到她的话，就只会驱逐她。”
“爸爸，你没事吧？我听到的那声撞击是什么声音？”
薇拉点上一支香烟，并且甩掉了鞋子。
“没什么借口可推脱的。要说是英语成绩，那还说得过去，就连科学也许因为有语言要求，也算是个理由。但数学是纯粹的智力测验。C等！哈！”
“要么，它可能仅仅意味着她会回去做爸爸的工作，让他放弃离婚的打算。我敢肯定，假如她方法得当，他会乖乖照办的。”
“噢，爸爸……”
“他无疑是够蠢的。”薇拉注视着香烟末端变得越来越长的一截烟灰，“但我认为她会隐姓埋名，把自己藏在某个秘密窝点，靠骗取福利和充当妓女为生。”那截烟灰无声无息地落入一只玻璃烟灰缸。薇拉叹了口气，“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抓住另一个牺牲品。”
“哈罗，是娜杰日达吗？是的，真相大白是好事。替斯坦尼斯拉夫写智商报告的心理学家是个骗子。斯坦尼斯拉夫不是天才，甚至连聪明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中不溜儿。”
“但爸爸可以在她缺席的情况下离婚。”
现在我听到一声震天骇地的尖叫声，那是瓦伦蒂娜插了进来，然后是一声撞击，紧接着电话变得死寂一片。我试图打回去，但那边是忙音。我打了一遍又一遍。我开始变得惊慌不安。大约二十分钟后，电话那端有了拨号音，但无人应答。我穿上外套，抓起车钥匙。我最好去救他。然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我父亲总算拿起了听筒。
“让我们这样希望吧。问题在于，他为了摆脱她得付多少钱。”
我可以听到斯坦尼斯拉夫在后面微弱的抗议声，还有我父亲的嘲弄声：“C等！哈哈！C等！”
我们一面说着话，我的眼睛一面四下打量着房间。壁炉上有瓶淡粉色的芍药花，旁边是一排照片，大多是薇拉、迪克和孩子们的，有些是彩照，有些是黑白照。但有张照片是深褐色的，装在银色相框里。我的眼睛瞪直了。这可能吗？是的，没错。它是母亲戴帽子的那张照片。她一定是从起居室的盒子里把它拿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她对此一声不吭？我感觉到我的脸颊上升起了怒色。
“听听这个，娜杰日达！”他在电话那头大喊大叫地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嘶嘶声，“斯坦尼斯拉夫的GCSE是A！”
“薇拉，那张妈妈的照片……”
我真是太生气了，所以第二天我没给他打电话，但到了后半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哦，是的。很可爱，是吧？多么妩媚的帽子。”
“爸爸，请你仔细听我说。假如你现在选择与瓦伦蒂娜住在一起，我就再也不管你了。下次你再也别向我或薇拉求助了。”
“可它不是你的。”
“嗯。是啊。”他的声音激动起来，“你知道，在‘二战’期间，还有件很有趣的进步，那就是半拖拉机的发明。这实际上是个法国人的发明，既雅致又精巧，非常出色。”
“不是我的？那帽子？”
“谁也不会要你的命，爸爸。你会长命百岁，你会写完你的书。”
“那张照片，薇拉。它不是你的。”
“哦，薇拉。假如瓦伦蒂娜没有要我的命，薇拉也肯定会的。”
我跳起身，碰翻了我的酒杯。桌上出现了一汪白苏维浓酒，然后它又滴到了地毯上。
“爸爸，我们大家东奔西走地好容易得到这个强制令，现在你却突然想改变主意了。薇拉对此会怎么看呢？”
“怎么了，娜迪娅？它只是张照片，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确实，这是种性格缺陷，顺便说一句，它是典型的俄国人的心理特征，他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种手段。”
“我必须得走了。我不想错过末班火车。”
“爸爸，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怎么竟然还幻想她曾爱过你？想一想她过去是怎么对你的吧，想想她说过的话，那些推搡，那些吼叫。”
“可你不在这过夜了？小房间里的床都铺好了。”
“嗯，也许吧。但死在一个你爱的人手中不是要好过孤独地死去吗？”
“很抱歉。我不能留下来。”
“爸爸，别傻了。难道你不明白，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就算她不杀你，你也会得心脏病或是中风。”
怎么了？它只是一张照片。但是是那张照片！但为了它值得失去一个刚找回来的姐姐吗？当我坐在最后一班回家的火车上，当火车飞快地驶过越来越暗的田野和森林时，我一面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影子，这些念头一面在我脑海里穿梭往来不已。车窗里的那张脸在朦胧的光线下失去了色彩，它有着与那张深褐色照片里的脸相同的形状和轮廓。当她笑起来时，那微笑也是相同的。
“也许我会要求她留下来。她不是那么坏的人，娜迪娅。有一些优秀的品质。只是有些不正确的观念。”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薇拉。
这种无声的战争比言语之争更糟糕。我父亲开始崩溃。
“真是对不起，我不得不急急忙忙地离开。我忘了有个大清早的约会。”
他们搬走了一部分东西，但留下了其他的。他们在外面过一两个晚上，然后又会回来。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住在哪里，或是他们何时回来。他们的行动非常诡秘。瓦伦蒂娜在上楼或去厨房遇到他时，不再跟他打招呼——她干脆当他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则会把目光移开，吹起不成调子的口哨。
[1]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是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教育所参加的主要会考。
法院的强制令一经下达，我就每天打电话给父亲，看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是否已经搬离，而他的回答总是老一套：“搬了。没有。也许吧。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