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母猫狗狐狸吃生肉的丑老太婆！”
她转过身来又去找那个私人侦探，但他已砰地关上黑色宝马的门，伴着轮胎发出的刺耳声响绝尘而去。她转向了薇拉。
“我很抱歉，瓦伦蒂娜，”大姐头用她后来向我描述的平静而理智的声音说，“但你这是咎由自取。你不能到这个国家来到处招摇撞骗，不管被你骗的人有多愚蠢。”
我父亲已经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
“我不骗！你骗！我爱你爸爸！我爱！”
“尼古拉！尼古拉！”她冲我父亲尖叫道，“尼古拉，你个疯狂狗吃掉脑袋进坟墓的死人！”
“别傻了，瓦伦蒂娜。快去见你的律师吧。”
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她像个狂怒的火球般爆发了。
***
“不是，”侦探说，“申请人是尼古拉·马耶夫斯基先生。是他要跟你离婚。”
“哦，薇拉，真是太棒了！事情真的都这么顺利吗？”
“离婚申请？我没要离婚啊。”
如果说我对落入圈套大惑不解的瓦伦蒂娜有过片刻的同情的话，它也是转瞬即逝。
侦探把信封重重地塞到她手中。瓦伦蒂娜一脸困惑。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离婚专家太太说。
瓦伦蒂娜向门口冲去。她刚才正在洗早饭时用过的餐具，所以还戴着她那镶褶边的围裙和黄色橡胶手套。
***
“噢，一定是邮递员！”薇拉喊道，她六点就起床为这场好戏作准备了，“有可能是给你的包裹，瓦伦蒂娜。”
但瓦伦蒂娜的律师有一招卡特尔女士未曾料到的锦囊妙计。在卡特尔女士的要求下，第一次法庭听证会已被提前，在这次听证会上将讨论把瓦伦蒂娜逐出家门的强制令。我和我姐都没法到场，所以我们只能从劳拉的叙述里了解事情的经过。她和我父亲很早就到了法庭。法官到来。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到来。法官开始诉讼程序。瓦伦蒂娜站起来。
那位侦探是个个子很高、皮肤很黑、长相颓废的男子，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他带着一脸早上刚刮过，现在又长出来的胡须茬子出现在家门口，把门敲得咚咚响。
“我不懂英语。我必须要翻译。”
薇拉自愿提出那天到场，以确保能证明是瓦伦蒂娜本人收到的离婚申请。现在好戏即将开场，她可不想错过了。我父亲坚持说她用不着来，他毕竟是个有智慧的成年人，可以自己掌控局面，但他的要求被驳回。圈套布好了。
法庭上一片慌乱。文书四处奔忙，紧急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但就是找不到会说乌克兰语的翻译。法官推迟了听证会，定下了新日期。我们损失了两周时间。
“我们必须有证据证明离婚申请被送交到了她本人手里。否则她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收到过。”
“唉，哥们儿！”卡特尔女士说，“我应该料到这招的。”
现在是七月中旬，九月份的特别法庭听证会过去似乎一直遥遥无期，突然间像是已近在眼前。卡特尔女士安排了一个私人侦探去送交文件。
***
卡特尔女士点点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月初，原班人马再次聚集，只是这次多了位从彼得伯勒乌克兰人俱乐部来的中年妇女，她同意来当翻译。我父亲得替人埋单。她对瓦伦蒂娜和我父亲的事一定有所耳闻——方圆数英里以内的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此事——但她面无表情，不露声色。我也请了一天的假去了那里，以便为劳拉和爸爸提供道义上的援助。那是酷热难当的一天，他们结婚才刚过一年。瓦伦蒂娜穿着海军蓝镶粉边的套装——也许就是她出席移民局特别审判小组时穿的那件。我父亲还是穿着他的结婚礼服和用黑线缝扣子的白衬衣。
“律师会干这种事？”
卡特尔女士描述了湿抹布、那杯水和医院台阶等事件。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汇聚着被压抑的情感，因她所描述的可怕事件而显得严肃庄重。她低下头，目光低垂，几乎是觉得抱歉似的抛出了最后的撒手锏：一份由精神病医生出具的报告。瓦伦蒂娜情绪激动、言语丰富地提出抗议，指责我父亲撒了恶毒的谎，说她爱自己的丈夫，还说她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和儿子栖身。
“哦，我估计是她的律师让她这么做的。”
“我不是个坏女人。他有妄想症！”
“这个诡计多端的狐狸精！”
在向自己的听众提出申诉时，她把头发甩过来甩过去，挥动着双手，把空气搞得很紧张。那位翻译使用第三人称，把她的话翻译成了平铺直叙的英语。
“那将用于证明他们间存在真实的爱情关系。”
现在，轮到我父亲站起来回答问题。他的声音是那样虚弱而颤抖，法官不得不让他把说的话重复了好几次。他说的英语准确而正式，是工程师式的英语，不过也加入了一点儿聪明的戏剧色彩：他抬起颤抖的手指着瓦伦蒂娜说：“我相信她恨不得杀了我！”他皱巴巴的西装、厚厚的眼镜片和虚弱的说话声音使他显得瘦小干瘪，神情困惑。法官裁定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必须在两周之内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搬出家门。
“那些翻译过的诗歌呢？”
那天晚上，父亲和我开了一瓶窖藏了四年的母亲酿的黑李子酒以示庆贺。软木塞啪地冲出瓶口，直击屋顶，在石膏板上留下个凹痕。那酒喝起来有点像止咳糖浆，直冲脑袋而去。父亲开始向我讲起他在基辅的红色犁具厂的日子，宣称除了今天，那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不到三十分钟，我俩都昏睡过去，父亲是在他的扶手椅上，我则趴在餐桌上。那夜很晚的时候，我被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发出的声响惊醒过来，他们正蹑手蹑脚地上楼，一面轻声说着什么。
“她也许想证明你父亲病了——病得太厉害，所以没法出席特别法庭。或者她也许想找证据证明他精神有问题——头脑混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
卡特尔女士还很关注那台神秘的小型便携式复印机和失踪的医生的预约信。
尽管精神病医生宣布我父亲头脑清醒，但瓦伦蒂娜还是比她意识到的更接近事实，因为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觉察到妄想症的真实特征。1937年，当我父亲从卢罕斯克回到基辅时，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妄想症的瘴气中。
“你懂些什么，爸爸？”大姐头反唇相讥，“如果你懂一点点事的话，就不会陷入今天这个地步了。”
它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缝隙中：它腐蚀了朋友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敌人无处不在。假如你不喜欢某人卖给你猪仔时的方式，或是他看了你女朋友一眼，或是他向你索要你欠他的钱，或是考试时他给了你低分，你只要向NKVD（人民内务委员会）打个小报告，他就会遭到清除。假如你喜欢某人的老婆，只要向NKVD打个小报告，西伯利亚的劳动定额就会帮你扫清障碍。无论你多聪明、多有天赋，也无论你可能有多爱国，你仍然会对某人构成威胁。假如你太聪明，你肯定是个潜在的叛徒或破坏分子；假如你太笨，你一定迟早会说错话。从最低层到最高层，没有人能躲过妄想症的来袭，实际上，那个在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就是患妄想症最严重的人。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
“看上去像个黄毛丫头。她能懂些什么？”
1937年，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因被怀疑是破坏分子而被捕，此事震惊了整个航空学世界。他未被囚禁在劳改营，而是在他自己所在的莫斯科的研究所，和他的整个设计队伍在一起，被迫在非人的条件下继续工作。他们睡在武装警卫监视下的集体宿舍，但被喂的是最上等的肉和大量的鱼，因为据信大脑需要好的营养才能很好地运转。每天一小时左右，工程师们被允许走进研究所屋顶上的一个被圈起来的空地去放风。从这里，他们能够看到自己设计的飞机在头顶上的天空中盘旋翱翔。
然而，他却所见不同。他在电话里告诉薇拉：
“不只是图波列夫，”我父亲说，“还有凯尔伯、留里卡、阿斯托夫、巴提尼、洛金斯基，就连航天飞机之父科罗廖夫都未能幸免。”突然间，航空工业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
“多善良的老绅士啊。”她用她那英国玫瑰的声音对我喃喃说道，“有人居然想利用他，真是可耻。”
“彻头彻尾的低能儿现在成了主管！工程师们建议建造一个使用汽油的小型两驱应急发动机来取代笨重的四驱发动机，用以在飞机发电机失灵时启动其电子系统，结果他们的建议被禁止，理由是一步就从四驱到两驱太危险。他们被命令建造三驱发动机！三驱发动机！哈哈哈！”
我第一次把父亲带到卡特尔女士的办公室去时，他还是穿着那件破旧的结婚礼服和用黑线缝扣子的白衬衣。他采用古老的俄国礼节，弯腰去接她伸出的手，因为腰弯得太低了，他几乎跌倒。她被迷住了。
或许是因为图波列夫的被捕，又或许是因为妄想症的有毒影响，但也就是在这时，我父亲开始改变自己的拥戴对象，从翱翔于蓝天苍穹的航天事业，转向俯首于黄土大地的拖拉机世界。于是，他在基辅的红色犁具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你父亲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尽快把她从家里弄出去。我们要立即申请强制令，同时为离婚收集证据。三辆车很好。爱里克·派克的纸条很好。医院的小插曲简直绝了，因为那是公共场所，会有大量证人。是的，我认为我们能在九月的特别法庭申诉之前把事情安排妥当。”
红色犁具厂是个没有妄想症的地方。它依偎在第聂伯河一处弯曲的河岸的怀抱中，远离主要的政治中心，继续着自己那卑微谦下的工作：生产农用器具、建筑机器、锅炉和大桶。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军事情报。没有什么是保密的或最先进的。因此它成了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诗人和只想呼吸自由空气的人们的天堂。我父亲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一台混凝土搅拌机。它很美。（他旋动着双手以说明它的运动。）然后是一架双刃犁具。（他上上下下地滑动双手，手掌朝外。）夏天的夜晚，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们会脱掉衣服，在环绕在工厂区域的宽阔的河水里游泳，河床是沙地。（他精力充沛地示范着蛙泳。李子酒确实已经冲进他脑袋里了。）他们吃得也很好，因为他们有副业，可以修理自行车、摩托车、抽水泵、手推车，无论谁从后门带来什么东西，都会拿面包和香肠作为报酬。
我第一眼见到她时，几乎想立即站起身，径直走出门去。我肯定自己犯了个错误。她似乎太过年轻，太过善良了。我怎么能同她讨论什么爱奶癖、什么口交、什么软绵绵软耷耷？但我错了——劳拉·卡特尔女士是只母老虎：金发碧眼、鼻子俏丽的英国玫瑰模样的母老虎。我一面介绍情况，一面注意到她精巧的鼻子在因愤怒而抽搐。等我说完，她简直暴跳如雷。
我父亲在红色犁具厂从1937年一直干到1939年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我母亲上了位于基辅郊区的兽医学院。他们住在一所两室的公寓里，公寓在位于多罗勾直特斯卡街的一座灰泥抹墙的“新艺术”房子的一楼，与他们同住在此的是安娜和维克多夫妇，他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他们那条路的尽头是梅尔尼科夫大街，那是条宽阔的林荫道，它在经过古老的犹太人公墓后，径直通往娘子谷那树木丛生的陡峭山谷。
我在彼得伯勒法律街区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走，察看黄铜名牌上的姓名。一个名字能告诉你什么呢？不多。我就是这样找到的劳拉·卡特尔。
***
“不要那个和我谈婚姻无效判决的年轻人。他毫无用处。”离婚专家太太说，“必须是个女的——她会对现状感到愤怒。不要最大的事务所，因为他们会把小案子交给新手去做。不要最小的事务所，因为他们缺乏经验技术。”
我第二天醒来时，头痛欲裂，脖子僵硬。父亲已经起来了，正在摆弄着收音机。他精神旺健，劲头十足，立即就想继续说他没说完的关于图波列夫的命运的话题，但我让他住了嘴，然后用水壶烧上水。有种什么东西预示着房子里的寂静。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出去了，那辆罗孚从车道上消失了。当我端着一杯茶在房子里穿梭漫步时，我注意到，瓦伦蒂娜房间里一些零七碎八的东西似乎被清理掉了，一些瓶瓶罐罐从厨房里消失了，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也不见了。
我想是那个婴儿监控器最终发挥了作用。父亲已经同意离婚。我负责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他要有足够的权威来对阵瓦伦蒂娜的那帮人多势众的法律援助律师，这些人会把我父亲逼入绝境，而非仅仅是装装样子，然后伸手要钱。